■她，26岁，生过两个女儿，打掉过一个7个月的女胎。丈夫离家而去。
    ■她，拖着4岁的女儿，越过千山万水，来到上海。
　　■她，不到一个月就丢了“饭碗”。房租、饭钱、孩子的学费都没了着落。
　　■她，乘公交车去向老乡求助，一个裤兜鼓鼓囊囊的乘客出现在她眼前。
　　■她，主动交出赃款，被抓现行。
　　■她，被带进拘留室的那一刻，女儿正在幼儿园里等着她来接……
　　

恶丈夫·离家·钱包

　　车门开了，上来一位40来岁的男乘客，侧身从一直站在门边的程丽身边往里挤。他牛仔裤的右侧口袋上沿凸出一块，一看就知道那是个皮夹。
　　瞬间，她的心飞速地跳起来……
　　贵州省织金县少普乡联盟村，26岁的程丽含泪挥别老母亲，左手提着鼓鼓囊囊的编织袋，右手搀着4岁的女儿依琳，家，在她们身后越来越小。
　　母女俩将搭乘农用车到汽车站，再乘坐长途车到火车站，火车的方向是上海站。
　　望着女儿和外孙女远去的背影，69岁的程丽母亲没有表情。两岁的小外孙女还在屋里沉睡，家里除了婴儿，就剩下她一个老人，此外，还有一条狗、几只鸡和两亩耕地。
　　这是2006年8月底的一天。

　　丈夫逼她离乡

　　大山深处的织金县少普乡，对大多数上海人而言，是很多地图不会显示的一个点。那儿的很多“家常事”，都让城里人匪夷所思。
　　2002年，程丽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孩，叫依琳。没有丝毫的喜悦挂在程丽的脸上，她从丈夫尴尬的表情中，预见到了痛苦的未来。
　　丈夫开始酗酒，话比以前少了，整天闷闷不乐。
　　程丽知道他期待的是什么。
　　一年多后，她“如愿”怀上了第二胎。等肚子明显鼓起来时，丈夫便急不可耐地拉她赶到镇上，求见一位远近闻名的“大仙”。
　　大仙摸了摸程丽的肚子，嘴里念念有词，“宣判”：是男孩。
　　丈夫喜出望外，腰板顿时直了起来，一回到家便给程丽熬了碗鸡汤。日复一日，丈夫悉心照顾着妻子，直到……
　　“哇———”一声清脆的啼哭，又是女孩！
　　程丽哭得比初生的女婴更厉害。
　　还在做月子的程丽，便遭到了丈夫的痛打。打完后摔门就走，回来后酒气醺天，再对妻子“追加”一顿拳脚。
　　程丽忍气吞声，在那个落后的小山村，生不出男孩就会被人轻视，连着生两个女孩就是“罪人”。
　　但丈夫并没有抛弃她，因为他不想放弃最后的“希望”———不久，程丽的肚子又大了起来。这一回，丈夫不再相信什么“大仙”、“小仙”，他到卫生院通了关系，B超做出来，又是女孩。此时，程丽怀孕已经7个月了。
　　丈夫斩钉截铁：打掉！不打胎我也会往死里打！做完引产手术，丈夫不再打她了，他干脆一走了之，反正家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收拾几件衣服便“轻松”上路。
　　离婚手续也不用办，因为结婚手续就没办过———摆几桌酒水，放几捆鞭炮就算正式结婚了，这是当地由来已久的风俗。
　　家里没了男人，就没了生活来源。程丽无处可去，只能投靠年近七旬的老母亲。
　　父亲早就病逝了，家里留下几亩地，母亲一个人种种田、糊糊口。唯一一个姐姐患了慢性病，也是指望不上的。程丽担心女儿没饭吃，又生怕母亲吃不消，改嫁是想都别想了，还能有哪条出路？
　　她想到了经常听别人说起的，那遥远的繁华的大上海。

　　公交车上一念之差

　　刚到上海的一段时间，程丽似乎感到了什么是幸福———虽然它是那么渺小。
　　2006年8月，程丽来到上海，第一件事是拨一个电话，找到她上海唯一的“熟人”，一位素未谋面、隔了好几层关系的老乡。
　　老乡很帮忙，推荐她到一家发廊做洗头妹，还帮她牵线在周浦找到了一个破破烂烂但很便宜的住处。
　　吃住不愁，孩子进了幼儿园，甚至可以每月寄200块钱给母亲了！
　　但很快，命运女神不再眷顾她了。
　　那家发廊因为门前修路，不得不歇业关门。失去老乡的介绍，程丽一下子变得没有方向，找工作四处碰壁。
　　房租150元、幼儿园学费每月200元、寄回家给母亲200元、吃用开销200元……挣到的七八百元，眼看就要用光了。依琳第二个月的学费已经拖欠了好几天，程丽还没找到活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这天是10月20日。她跳上“大桥五线”公交车，找那个老乡。希望能让介绍个工作，好运的话还能借到百八十块钱。
　　车门开了，上来一位40来岁的男乘客，侧身从一直站在门边的程丽身边往里挤。他牛仔裤的右侧口袋上沿凸出一块，一看就知道那是个皮夹。
　　瞬间，她的心飞速地跳起来……

　　最终邪恶占了上峰……

　　男乘客木知木觉，继续往车厢里挤。
　　程丽手忙脚乱，看也不看从皮夹里抽出一刀钱，然后快速把皮夹扔进车门边的废物箱。
　　快要到站了，没什么动静，程丽挤到车门前，心扑扑跳。
　　“司机别开门！车里有小偷！”伴随着男乘客的一声大吼，公交车内一阵躁动。
　　男乘客拼命挤到他上车的那扇车门：“上车时皮夹还在的，肯定是在这块地方被摸掉的！”
　　男乘客第二次从程丽身边经过，东张西望，无比焦灼。
　　程丽本能地冒出一句：“你的皮夹不是在垃圾桶里吗？”
　　男乘客立马钻到废物箱边，弯腰，伸手：“真的在这儿喏！谢天谢地！”
　　听到此言，司机打开了车门。
　　“哎哟不对！皮夹子里少了1000块，我本来放了1500块的，现在只剩500块了。”男乘客惊呼。
　　身边人提醒他，是不是刚才告诉你皮夹在哪里的那个外地女人，“伊看上去就像。”
　　男乘客恍然大悟，连奔带跑冲出车门，程丽就在他10米开外，男乘客没跑几步就抓到了她。“是不是你偷了我的钱？快说！”
　　“我没有，我没有偷！”
　　“那你怎么知道皮夹在哪里？”
　　“我……我没有偷！你的钱拿去，真的不是我偷的！你放了我，放开我……”程丽的动作连男乘客都异常惊讶———她把那1000元钱就这样拿了出来。
　　攥着程丽胳膊的手没有松，男乘客用另一只手掏出手机，按下3个数字：“110”。  

幼儿园·办案·团聚

才看了一会儿，她又跑到门口等着。天色暗下来，妈妈还没来，依琳开始哇哇直哭。
　　比她更着急的是陈建东，程丽每天下午都是准时到的，今天怎么电话也不来一个？
　　他翻找出依琳的入学信息表，只有一张程丽的身份证复印件，没有电话，没有住址。

　　妈妈迟迟不来

　　周浦镇育英幼儿园坐落在一座三层农宅里，主要招收附近的民工子弟。幼儿园的创办者暨农宅的承租人陈建东，是一位在上海谋生10多年的安徽青年。
　　每天下午4点半，幼儿园门口总是停着各种自行车、摩托车和收废品的黄鱼车。2006年10月20日这天，其他小朋友都被家长们陆续接走，只剩下依琳一个孩子。
　　从门口向外张望了一会儿，依琳回到电视机前，独享看了无数遍的《猫和老鼠》。
　　才看了一会儿，她又跑到门口等着。天色暗下来，妈妈还没来，依琳开始哇哇直哭。
　　比她更着急的是陈建东，程丽每天下午都是准时到的，今天怎么电话也不来一个？
　　他翻找出依琳的入学信息表，只有一张程丽的身份证复印件，没有电话，没有住址。
　　陈建东只好将依琳安顿在自己家。
　　孩子明显想着妈妈，睡得很不踏实，第二天就发起了高烧。陈建东把依琳抱到医院，挂了水，住了院，和妻子两人轮流陪护。
　　程丽依旧没有音讯，陈建东不再到处打听，他寄了封信，按程丽身份证上的地址，耐心地等着回复。
　　依琳的病不重，第4天就彻底好了。接她出院，陈建东说：“你妈妈到外地出差去了，说不准啥时能回来，她关照陈老师照顾你。这段时间你就呆在我身边，不要乱跑哦！”
　　依琳渐渐恢复了往日的笑容，白天把家当幼儿园，晚上把幼儿园当家。陈建东的女儿比依琳大1岁，一放学，姐妹俩就如影随形，一起蹦床，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今天睡大床，明天打地铺，依琳高兴睡哪儿就睡哪儿，陈建东就像对自己女儿一样宠着她。元旦过节时，小朋友们都回家去了，陈建东怕依琳憋闷，带着她和女儿到镇上兜了一大圈，还吃了顿肯德基，这可是依琳从没享受过的“待遇”。
　　发出信后隔了一个月，陈建东才收到回信。信的落款是程丽所在村的村委会，他们说已经收到程丽的拘捕通知书，又说老家只有程丽的老母亲和小女儿在，远水难解近渴，何况根本“无水”。
　　陈建东于是找到公安部门问情况，得知还有一段必经的司法程序，在案子判决前，母女俩肯定不能见面。
　　陈建东一回家就告诉依琳：“你妈妈不久就会回来的，你放心好了，乖乖呆在陈老师身边，否则妈妈会生气的。”
　　依琳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在记者面前，陈建东还是说了心里话：照顾依琳他心甘情愿，可这样的事情总得有个休止符吧？

　　快速办案

　　2006年12月底，静安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案卷中一封来自远方村委会的情况介绍跳入检察官李睿的眼睛：程丽有两个女儿，堕过胎，常被老公打……
　　李睿意识到：这不是一件寻常的案子，尽管案值仅有1500元。
　　案子引起了全院的重视。
　　收案的第二天，李睿和搭档毛文静一身便服，拎着大包小包的食品赶往育英幼儿园，代表检察院看望了依琳和一直照顾着她的陈建东。
　　依琳很懂事，把送给她的零食一一分给小朋友们，嘴角抿着羞答答的笑容。
　　“犯罪嫌疑人的遭遇让人同情，她的孩子让人牵挂。办理这件案子，首先应考虑社会稳定，要让无辜的依琳得到最好的照顾。”李睿说。
　　静安检察院副检察长戴杰也告诉记者，“宽严相济”向来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一条原则，过去强调“严打”较多，而在新形势下，检察院办案要更多地考虑社会效应，最大限度地缓解社会矛盾。
　　检察院向法院提请加快审理此案的速度，并鉴于程丽是初犯、及时退还了赃款、且悔罪态度良好，建议对她从轻处罚，判处缓刑，好让母女俩早日团聚。
　　法院完全支持，但一个前提是，必须在缓刑期间为程丽落实一名专门的帮教人员。
　　检察院一家家单位、一个个部门开始联系。
　　大家都很支持，但因为程丽没有本地户籍，落实帮教有很多政策上的限制。最后，还是南汇区妇联勇挑重担。周浦镇横桥村妇代会主任俞萍华受妇联委托，成为程丽的帮教员，她表示将会定期与程丽谈心沟通，并想法帮助她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007年1月12日，静安区法院依法判处程丽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一年。
　　一桩案子从起诉到判决，正常的时限是两个月，这件案子只花了半个月。
　　听到判决后，程丽当场下跪，泣不成声：“谢谢法官大人！谢谢各位好心人！你们救了我两个女儿和一个母亲……”
　　收到判决的同时，她还收到了一份募捐和一个承诺。500元的募捐款来自静安检察院的“一日捐帮困基金”，全院职工拿出新年上班第一天应得的工资设立了这项基金。
　　一个承诺是陈建东许下的，简单却很有力：“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好好找一份工作，依琳的幼儿园学费不用你操心！”

　　母女相见
　　1月12日下午3点，育英幼儿园的小朋友们睡完午觉，起床吃“下午茶”。
　　在一桌小孩子里，依琳显得特别有“责任心”，她先是阻拦个别小朋友在老师说“开始”前抢吃饼干，正式开吃后，她又主动把饼干拿给身边的同学。
　　“你想不想妈妈？”记者问依琳。刚才还活蹦乱跳的她，一下子安静下来，连咬饼干的节奏也放慢了。
　　门开了，程丽迈着疲惫的脚步走来，依琳一边喊着“妈妈”一边扑了上去，程丽蹲下身，依琳一把搂住妈妈的脖子，双脚腾空而起，横在了妈妈的怀里，像一个吃奶的婴儿。
　　母女俩紧紧拥抱在一起，相互念叨着难以听懂的方言，眼泪倾泻而下。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程丽一直抱着女儿蹲在门口，没有人打扰这对母女。
　　她们尽情地哭着，眼泪如同门外一刻不停的雨……

《第一次做贼的女人和她的女儿》后续

程丽：将等待一轮轮“面试”

《申》报上期报道《第一次做贼的女人和她的女儿》一经刊出，便引起了巨大反响。
　　一周来，每天都有读者打来慰问电话，每天都有好人愿意提供帮助，文中主人公程丽母女的命运，正牵动着全上海的心。
　　1月16日上午9:00，报社接到第一个热心读者的电话。来电者周小姐说，她很想与程丽见上一面，看看她能不能上她家去做保姆。家离得比较远，在古北，但可以让程丽住在她家里；
　　1月16日上午11:00，一位香港来沪的女士致电记者，对程丽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她说会与丈夫好好商量一下，准备对依琳进行定期的资助；
　　1月17日上午10：00，程丽来到法院领取判决书，静安检察院有关同志把她接到办公室休息，并送上捐款以解燃眉之急。程丽说，她和女儿尚未找到固定的居所，这两天暂时住在育英幼儿园，好心的园长陈建东腾出房间给她们母女俩，分文未取；
　　1月17日下午4：00，读者陈小姐打来电话问，程丽的小女儿在贵州老家生活有保障吗？她有个家境不错的朋友，很想收养个小女孩，不知程丽愿不愿意把小女儿带出贵州；
　　1月18日上午10：00，第一笔捐款汇抵报社，2000元！同时，记者又接到左女士打来的慰问电话，记者还没来得及道谢，左女士就把话筒交给了她的财务，询问起汇款的细节；
　　1月18日下午3：00，一位操着外地口音的女士打电话给报社，说想聘用程丽到自己开的洗衣房来工作，“我也是来上海打工的，完全能体会程丽的辛酸。我很想帮她一把。”
　　1月19日上午，程丽找到了房子，用捐款付了房租。可依琳被流感击中，又到医院挂水去了，幸好及时到来的捐款足以支付医疗费；
　　1月19日下午，在一家咖啡馆当店长的魏先生来电表示，店里正好需招聘勤杂工，希望程丽能来试一下。
　　……

限于篇幅，我们无法把热心读者的电话和援助一一写出，至发稿为止，爱心电话还在响个不停，而且肯定会继续响下去。本报将和为程丽提供帮教的静安检察院、周浦镇妇联等单位继续关注程丽母女在上海的生活状况。您若有意对她们提供帮助，可继续致电本报63521111-1000或直接汇款至“汉口路300号10楼申江服务导报200001”，申报网（www.shanghaitimes.com.cn）将及时更新汇款的到达情况。

第一次做贼的女人

判决后的第一份工作

　　26岁的母亲程丽，拖着4岁的女儿从贵州来到上海打工。老家还留着她2岁的小女儿，她还曾经在丈夫的威逼下打掉过一个7个月的女胎。丈夫嫌她生不出男孩，离家而去。
　　来上海不到一个月，程丽就丢了饭碗，房租、饭钱、孩子的学费都没了着落。一念之差，她在公交车上，摸走一位乘客裤袋里的钱包，而后主动交出赃款，被抓现行。程丽被带进拘留室的那一刻，女儿正在幼儿园里等着她去接。
　　鉴于程丽是初犯，且悔罪态度良好，静安检察院、法院在办案中充分体现人性化，判处程丽缓刑，促成母女早日团聚。南汇区妇联和社会各界向程丽伸出了帮教之手。（详见本报2007年01月17日B1、B3、B4版报道“第一次做贼的女人和她的女儿”）
　　本报报道刊出后，社会反响热烈，读者纷纷致电报社慰问程丽母女，并为她们提供了捐款、捐物、工作机会等诸多帮助。母女俩的近况究竟如何？日前，记者再度赶到程丽女儿依琳所在的周浦镇育英幼儿园。

　　帮忙帮到底

　　下午，孩子们还在楼上安睡。底楼大厅，一位穿崭新白色羽绒服的女子正忙着扫地、擦桌子，把小板凳一张张摆放整齐。收拾完大厅，她又跑进厨房，拣拣菜，泡泡热水。
　　白衣女子正是程丽，她的气色比刚从法院出来时好多了，身上的衣服也很鲜亮，是好心人捐赠的。原来，育英幼儿园的园长陈建东得知程丽母女俩的困境后，决定“帮忙帮到底”，程丽被收押时欠下的女儿学费，陈建东一笔勾销，接下来的学费也分文不取，除此之外，陈建东还每月给程丽600元工钱，让她在幼儿园里打打杂。
　　“只要她找到了更好的工作，随时都可以去，她在这儿做几天，我就结几天工钱给她。要是一下子找不到其它的活儿，就先在这将就将就，爱呆多久就呆多久。”陈建东说。
　　明眼人都看得出，陈建东并不缺这样一个“勤杂工”。他完全是出自爱心，帮助程丽走过最艰难的一程。“你把所有的担子都揽在自己一人身上，是不是有点勉强？”记者问道。
　　“哪里哪里，我倒无所谓，就怕程丽觉得每月600元太少。说实话，幼儿园的利润不高，我最多也只能给这点钱了，如果她能在附近找到报酬更高的工作，是最好了。”

　　只要女儿在身边

　　放学了，忙完幼儿园的活，程丽把依琳带回家里。这是法院判决后程丽新找的一间小屋，离幼儿园不远，是当地的一处私房。房间很小，里面的摆设更少，只有一张大床，一张小床和一张写字台，大床上空空如也，小床上是程丽用捐款新买的一床棉被。每天，母女俩就挤在小床上过夜。
　　虽然很挤，但只要能和妈妈在一起，依琳每天都很快乐。有不少读者愿意请程丽到他们家里做保姆，这让程丽十分感动，但她也坦言，舍不得放下女儿，还是希望能在周浦找到一份工作，能保证每天都接到女儿。
　　身在贵州老家的小女儿也牵动着程丽的心，法院判决后，她打了个电话给家乡的老母亲，还从捐款中拿出300元钱寄了回去。

　　愿同情不再被欺骗

　　“太可惜了，为了这点钱，何必这样做？困难总是会过去的。”上周五，曾被程丽摸走皮夹的杨先生对记者说。
　　那天，杨先生刚挤上公交车，还没过一站，就发现裤兜已经空了。他乘车是去看望重病住院的妻子。杨先生仔仔细细看完《申》报有关程丽的报道，轻轻一笑：“噢，原来这么复杂呀！”
　　“如果当时你知道她如此不幸的身世，在她把钱全部退还给你后，你还会坚持打110吗？”记者问杨先生。
　　“现在到处有人乞讨，有人告地状，可是你说，这当中有多少是真实的呢？”杨先生的回答非常坦率，“唉，不知从哪天起，我们已经不敢轻易地同情陌生人了。”
　　杨先生还告诉记者一个细节，那天攥住程丽的手臂后，他还忠告过程丽，“你有手有脚，应该去找份好端端的工作才对，何必如此呢？”
　　“当初我还以为把钱退给我了，她最多拘留两天就能出去。如果知道她还有个女儿……我肯定会后悔的。”杨先生说。（载2007年1月17日《申江服务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