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案说法
 
活做学问做活学问——访首批全国检察业务专家郑鲁宁
 
日期:2013年05月24日    作者:林中明

  

 

郑鲁宁,1955年出生于上海市,法律硕士,2002年任上海市检察院副检察长。今年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评为首批全国检察业务专家,从一名普通办案检察官,到一名全国检察业务专家,他一直处在实践、学习、再实践、再学习的轨迹中,并不断地充实和超越自我。

今年初,郑鲁宁在北京接受了首批全国检察业务专家证书,并代表42名全国检察业务专家发言,对此,人们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在这之前,他在上海司法界和法学界已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1996年他被评为上海市诉讼法学学科专家;1999年被评为上海市首届优秀中青年法学家,并被华东政法学院聘为兼职教授。2002年和2005年两次评选上海市检察业务专家,他都以95%以上的认可度名列首位。载誉归来后,记者就怎样成为一名全国检察业务专家对他进行了采访。

记者:从一名普通检察官成为全国检察业务专家,这不是每个办案人员都能做到的,您认为主要有哪些因素促使您获得了成功?

郑鲁宁:法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社会科学,我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功,因素固然很多,但体会最深的是得益于接触丰富的司法实践。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上海市检察院刑事检察处,从此在案件堆里“摸爬滚打”。无论是自己办理还是担任领导后审批案件,20多年来直接接触的案件约有1500余起,这些案件门类齐全,而且大多是有影响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或新类型案件。大量不同类型案件的办理,再加上列席了150多次法院审判委员会,给我的成长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资源”。

当然实践仅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从到检察机关后,我一直处在实践、学习、再实践、再学习的轨迹中,并不断充实和超越自我。1987年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了一年英语。1992年又参加中国高级检察官培训中心刑检班函授学习。1994年和1996年分别应美国新闻总署和英国苏格兰检察总署邀请,赴美、英进行考察和进修。1995年至2001年的六年里,我的业余时间几乎都在学习,因此,要说到成功的因素,主要是检察机关为我提供了不断实践和学习的机会,而我也珍惜了这些机会并用心去做好。

记者:做学问需要沉得下去、静得下来,您在繁忙的检察工作中,如何对待和处理这一矛盾?

郑鲁宁:的确有这个问题。检察工作中不断面临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研究解决,提出指导意见。理论研究有助于提高自身素质,反过来促进做好检察工作,提高办案的质量和效率,所以这两者是不矛盾的,这也是做好检察工作的题中之意。更何况理论研究还有助于我在指导工作方面先想一步、想深一点。比如1992年我在《法学》杂志发表的《对科技人员经济犯罪的思考》理论研究论文,针对当时查办职务犯罪中发现的问题,我提出对涉及科技人员的经济犯罪,要本着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的方针,确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保护科技人员就是保护生产力的观念,遵循慎重、稳妥的原则,追求查处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文章发表后,在司法领域产生了较大影响。

记者:我发现您的研究成果大多与您分管的检察业务有直接关系。

郑鲁宁:我认为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应用,结合检察实务善于思考,勇于探索,真做学问,做真学问;活做学问,做活学问应该是我们这类在业务一线的领导干部学习研究检察理论的一项原则。这些年来我先后撰写了50多万字有关检察工作的文字材料,多篇论文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上海市的评选中获奖。比如1993年发表在《法学》杂志的《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修改与完善》论文,提出应当在立法上明确规定拘传的期限,禁止把拘传搞成变相关押;应明确规定取保候审的期限,防止案件久拖不决;应在取保候审的形式上增加财产保全等。这些观点在1997年刑事诉讼法中都已有所体现。2003年,我提出在查处职务犯罪中应“依法办案讲依据,规范办案讲程序,优质办案讲质量,高效办案讲效率,文明办案讲形象,安全办案讲责任”,并以此指导上海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工作。2004年,我负责组织完成了《规范和加强上海检察机关初查工作的思考和探索》专题调研,并拟定了《上海市检察机关初查工作规则》,经市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讨论通过后已经下发执行。

记者问郑鲁宁对获评全国检察业务专家有何感想,他淡淡地说:“检察机关为我提供了舞台和机会,领导与同志们给了我帮助和支持,舍此,不会有这个称号。路漫漫,学无涯,吾将继续上下而求索。”依然是那样的平静与谦和。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郑鲁宁颁发全国检察机关“检察业务专家”证书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郑鲁宁代表42“检察业务专家”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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