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案说法
 
天平在上 ——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执法为民记事
 
日期:2013年05月24日    作者:曹小航

如果说,公安机关是打击犯罪的卫士,那么,检察机关就是通过诉讼监督和提起起诉等诉讼职权,用“火眼金睛”监督法律正确实施的“法眼”。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法眼”不仅具备证实和指控犯罪的责任,更必须履行对司法机关正确行使职权实行检察的职能,以维护司法权威和法制统一。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检察机关立足职能,把法、理、情融合贯通,依法全力尽力保障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的检察官们通过转变观念,创新机制,公正执法,办理了一大批重特大案件,谱写了服务和谐社会的新篇章。

强化公诉职能   体现“严打”声威

二分院公诉部门承担着对可能判无期徒刑以上严重刑事案件审理和公诉的任务,他们与公安机关加强沟通,适时派员提前介入,积极引导侦查取证工作,并采用集中公诉、量刑建议等措施,震慑犯罪,重拳出击,又注重明辨罪与非罪,罪重罪轻,公正执法。

李斌为首的40余名被告人不仅犯有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还有寻衅滋事、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等10余项犯罪行为。公安机关经过半年查明,40岁的李斌曾经因盗窃、斗殴和流氓等多种违法犯罪行为被司法机关处理6次,2001年刑满释放后,纠集一批刑释解教人员和外来无业人员,在本市东北部地区大肆进行贩卖毒品、网络赌博等活动,同时收购5把枪支和80把砍刀进行装备,迅速成为“黑道”上响当当的人物。为扩展非法敛财“业务”,2004年始以非法取得的宝山“宝鼎皇宫”娱乐场所为据点,纠集手下人,大肆进行故意伤害、诬告陷害、妨害公务、敲诈勒索等犯罪,劣迹斑斑,民愤极大。

为快审快结,二分院领导指示提前介入,三名检察官组成专案小组,翻阅了证据材料,对渐进明朗的案情提出补证侦查的意见:对众多涉案人员违法犯罪行为的性质、轻重程度需要划分;需要提供某些受害人的情况;应当拍照固定犯罪工具;老百姓对集团犯罪的强烈反响应该充分表达……

最后,公安机关将案卷高达68本的23名被告人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运输、贩卖毒品、故意伤害他人致人重伤和非法持有枪支罪等集团犯罪大案移送检察院审查。此案办案期限仅一个月,由于提前介入掌握大量案情,检察官以梳理证据为核心,去伪存真、抽丝剥茧,将繁杂的材料一一罗列出来,还原事实真相,一个以李斌为首的黑恶势力团伙充分凸现。

在厘清几十桩事实的基础上,检察官把握案件脉络,五易其稿,写就了长达73页的结案报告。

以李斌为首的20余名犯罪嫌疑人究竟是是乌合之众,还是有组织的涉黑犯罪集团?23名犯罪嫌疑人是否都必须定罪?根据犯罪性质和情节,应该将庞大的罪名确定为几个典型的罪名?辨处所有犯罪嫌疑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罪重与罪轻乃至共罪与个罪的划定,是审查起诉工作的重心。

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情况,将其中三名犯罪嫌疑人退回公安机关处理,不予定罪起诉。

对犯罪嫌疑人刘文明自动投案一节,因其到案后仍有隐瞒犯罪活动的行为,不认定自首。

对认定为黑社会成员的犯罪嫌疑人,应该采用重罪吸收轻罪的刑法原则,应该吸收的吸收,应该数罪并罚的数罪并罚,达到罚当其罪的目的。如此,烦琐的起诉书也清晰明辨。

开庭审理足足连轴转了14天。旁听人数达几百人。在法庭上,根据证据与法律,检察官义正词严地指控:自称“具备了让我依靠自己在黑道上的势力和影响力来把‘宝鼎皇宫’夜总会发展成宝山娱乐行业里老大的环境和条件”的李斌,有目的地发起和组建了黑社会组织,发挥了领导者的绝对权力,以暴力、威胁等手段称霸一方,侵害百姓,是不折不扣的黑社会头目,当庭建议给予严惩。

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得到法院采纳,最终判决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李斌极刑。宝山地区的百姓闻讯放了鞭炮,赞扬司法机关为民除害。

注重案了事了  保护合法权益

刑事案件一般有具体的受害人,许多案件涉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检察官在听取被害人的意见后,碰到经济损失、精神伤害等难以追偿的问题,不仅和公安人员一起积极追赃,还及时向法院转达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并运用调解、和解等方式,使执法办案与化解社会矛盾有机统一,最大程度地维护受害人和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来自南通的诈骗犯罪嫌疑人刘松林自称“中华民族资产解冻委员会”工作人员,他通过上海人徐某认识了张老伯,于是瞎编了一个故事:解放前,国民党高官在国外银行存了一大笔钱,这笔资金现在被冻结,国家派我们解冻委员会去与有关方面交涉,办成后能取得高额回报……张老伯被说动了,不仅拿出所有养老的积蓄,还说服亲朋好友、老厂里的徒弟一起投资,好不容易凑了30多万元,拱手“送”给了刘松林。

同样被骗的还有十多名退休老人、下岗人员,他们总共拿出144万余元交给刘松林。本来他们生活拮据,巨款被骗无异于雪上加霜。有些人因此受到家人埋怨,甚至吵得鸡犬不宁。

据刘松林交代,除挥霍掉10万元,还有130余万元赃款都交给了“上家”。然而他口中的所谓“上家”却无从查实,他的账户里也没有存款。这起诈骗案并不复杂,难点在于如何帮这些受害人挽回损失。检察官没有轻易放弃,最终从徐某身上打开突破口。徐某是上海人,他轻信刘松林也“投资”了10万元,在没有搞清真相的前提下,又将大部分被害人介绍给刘松林,并且许多被害人转出钱款进入他的帐户。案发后,10多名受害者到徐家和徐某工作的单位吵闹。检察官一次次接待张老伯等人,一次次做徐某的思想工作,指出他负有不可推卸的民事责任,徐某终于表示愿意凑出80余万元归还给被害人。当张老伯等人拿到检察官不遗余力追讨的欠款,激动得流下了感激的泪水。

加拿大人谢安在居住小区里散步时,碰到行使的车子不肯让路,因为语言不通,与车主韩某发生争执,后相互殴打起来,致使韩某左肩关节受伤。经司法机关鉴定,韩某构成轻伤。韩某是一名私人医生,左肩残疾让他无法操持手术刀行医,工作陷入窘境。他要求追究谢安的刑事责任,并赔偿20余万元。谢安是某英语培训中心顾问,在警署调解时愿意赔偿10万元来避免诉讼,但韩某不答应。警署认为谢安罪轻,不需要逮捕,采取取保候审措施。当谢安被移送到市检察二分院起诉时,他情绪抵触,不愿意就赔偿问题洽谈。考虑到此案事出有因,外国人到上海工作不久,检察官分别做调解工作。一方面指出被害人先动手打人,有一定过错,且要求赔偿的数额太大,另一方面指出被告人打人致伤,案发后对被害人缺少精神抚慰和经济赔偿,激起被害人强烈不满,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和附带民事诉讼。律师也在其中极力说服谢安认罪赔偿,争取从宽处理。经过检察官数次论理说情,两方争执的赔偿数额差距逐渐缩小了。开庭后,在法官的主持下,双方进一步就经济赔偿达成共识,最终谢安被定罪免刑,赔偿被害人7万元。事后,韩某送来了一面旌旗,感谢检察官苦口婆心的调解。而类似谢安等外国人的案件,之所以检察官不遗余力地解决民事问题,在于二分院专门制定了《办理外国人轻微刑事犯罪案件的规定》,依据本院的职能范围规范了解决争端的方式。

发挥机制效力  维护司法权威

可从宽的依法从宽,应严惩的决不放纵。这就是上海市检察二分院对“宽严相济”政策的解读。把握“宽严相济”政策,既包括对严重犯罪的从严打击,也包括对轻微犯罪的宽缓处理,这是促进社会稳定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在和谐社会的要求下,改变从重从快的“严打”思维定势,宽松政策的落实尤为重要。

但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不仅是从思想上廊清模糊认识,更需要从工作机制和办案程序上落实保障。在执法规范前提下,改变随意性执法带来的弊端和不足,才能完好地体现法律的理性和人性的温情。因此,一系列刑事司法的实施细则和公诉改革的机制应运而生。

公诉部门努力发挥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和量刑建议权等机制的作用。对多起犯罪事实清楚、被告人认罪的案件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根据案件的类型、案件发生的背景、社会危害性、被告人是否属偶犯、从犯等犯罪情节,向法院提出相应的量刑建议。去年量刑建议被完全采纳的占已判决案件总数的76.5%

在与公安机关、法院等兄弟部门的沟通下,侦查监督检察处确定从严掌握“有逮捕必要”的条件,提出不捕、慎捕等要求,明确对“主观恶性程度较小的初犯、偶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犯罪后自首,或具有立功表现或积极退赃、赔偿损失、有悔罪表现的”等无逮捕必要的嫌犯,不予逮捕。

捕与不捕,虽然是一种强制措施的不同,不是对犯罪嫌疑人的终极处理决定,却对犯罪嫌疑人的生活和心理产生极大影响,甚至对一个家庭的离合产生难以估量的作用。

犯罪嫌疑人沈某因不满被单位辞退,通过修改电力营销系统内的上海电力用户数据泄愤,被公安机关以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刑事拘留。检察官了解到,沈某原是上海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技术员,主要负责上海电力浦东分公司的网络维护。20068月,他因为一些个人原因被公司辞退,一时找不到工作,妻子又怀孕,就产生了通过修改上海电力用户数据,来达到报复公司的念头,结果造成电力公司经济损失约24万元。案发后,鉴于沈某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轻,坦白认罪,电力公司有追偿的权利,经济损失可以挽回,检察院决定不予逮捕。当沈某能够陪伴妻子分娩,看到亲生孩子呱呱落地,对一时激愤的犯罪行为也充满忏悔,一家人对检察机关也充满了感激之情。

法律是理性的,也是有情的,因为它包涵了社会良心和人伦常情,融入了道德的约束和良知的觉醒,所以,法律与情理、事理并不排斥。纵然在执法过程中间或有冲突,而如何做到“宽严有据,宽严适度,宽严相济”,保全社会良心,赢得百姓的理解,让情理也服膺公正的法律,考验着执法者的智慧。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刑事二审检察处对未成年人的处罚,从事实和法律出发,制定了宽刑细则,对失足少年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为他们打开回归社会的大门,不让他们因一时一事毁坏一生的前途。

郭某的父亲开有一家工厂,常常需要给客户送货。年仅17岁的郭某虽然没有驾驶执照,为了节省支出也常常开车帮着家里送货。事发当日,郭某驾驶一辆中型货车,违反了交通规则,撞击了骑车的中年男子秦某。见秦某倒地受伤,他立即将其送到了医院,发现秦某因伤势过重医治无望时,恐惧促使他弃车逃跑。一年后,郭某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一审法院以郭某犯有交通肇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判决后,郭某以量刑过重为由提起了上诉。

二分院审查后认为,郭某是未成年人,属于初次犯罪,犯罪后有自首情节,家属也积极赔偿了被害方损失,根据我国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法律解释,应当判处郭某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二审法院最终采纳意见,判处郭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当郭某走出牢狱,前来迎接的家属向检察官表示,一定好好帮教失足的儿子,让他走好人生之路。

天平在上,运用法律最大程度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权威,就是检察机关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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