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撷英
 
论检察诉讼监督及其价值目标
 
日期:2012年04月05日   

人民检察院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但在实践中其主要工作是进行刑事诉讼,因而对于人民检察院的宪法定位、权力属性和机构职能等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议。本文试从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规定出发,将检察制度放置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背景下观之,对法律监督的属性、法律监督与诉讼监督的关系以及检察诉讼监督的价值目标进行论述,为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提供新的视角。

  一、法律监督的属性

  法律监督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法律监督是指国家和社会对宪法、法律实施情况进行的监督,包括党的监督、人大的监督、政协的监督、检察机关的监督、审计机关的监督、监察机关的监督、新闻舆论的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等。狭义的法律监督专指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和授权的国家专门机关依法进行的监督,即检察机关依法对法律实施进行的专门监督。基于讨论的主题,本文所称的法律监督是指后者。这种公权力监督的产生和存在适应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需要,并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的实现提供了保证。

  (一)权力制约是保障国家权力人民性的必须

  国家权力是源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具有管理性、权威性和强制性等特点。其管理性表现在国家通过建立政权机关,管理国家和社会等公共事务,促成、巩固和发展统治阶级所需的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的发展;其权威性表现在国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中,要求被管理者对管理者的绝对服从;其强制性表现在对违背禁止性行为的严惩。[1]国家权力的上述特点,决定其具有天然扩张性和滥用的可能性。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一切拥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2]国家权力运用不当必然损害国家、社会乃至公民个人的权益,国家权力的滥用既是权力天性使然,也是对其产生和存在需求的异化,并有悖于权力归属于人民的政治原理。

  纵观人类历史,为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使用的方法主要有三。其一是分权,即将权力分割给若干个单位或部门行使,以保障国家机器的不违背国家的宪政目的运作,甚而滥用。其二是分层,即在国家权力之间设置等级和隶属关系,并保证最高权力始终掌握在人民手中。其三是制衡,即以权力制约权力,在制衡中形成权力运作的边界,从而不使权力有扩张的机会。

  由宪政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观之,仅采用上述方法的一种,结果都是不理想的。观我国的现行宪政安排可知,采用的是分层、分权和制衡的综合方法。分权是指国家宪法将立法权赋予权力机关,将行政权、审判权和检察权分别赋予各相关国家机关;分层是指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下统各国家和地方权力;制衡是指行政权、审判权和检察权等的互相制衡,并加之检察权为专门法律监督权力,完成对审判和行政的监督。分层和制衡统一于我国政体的运作中,同时对国家权力运作发挥着防范权力滥用的作用,保证国家宪法和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维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分层和制衡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落到实处,从而防止国家权力运作的“异化”,确保国家的一切权力真正地属于人民。

  (二)检察权作为社会存在是分权制衡的产物

  对于现代西方检察制度的起源,公认是由法国中世纪的国王代理人制度演进发展而来。[3]它以公诉制度的确立为前提,以检察官的设立为标志的。在封建割据的社会环境下,检察官首先是以国王的代理人(或顾问)身份面世而活跃于诉讼活动中,成为维护司法公正的主要力量。其时,检察官的职责并不仅仅是给国王提供法律意见,更多的是向世人解释国王或以国王名义制定的法律,监督该法律在全国各地的实施。同时,检察官作为国王的代表,首当其冲地担负起追诉犯罪并监督对犯罪人的审判和判决执行的使命。检察制度的起因使其从诞生之时起,就具有维护国家法律在全国统一实施的职能。

  检察制度的起源除了具有法律监督色彩外,更具有明显的分权制衡缘由。可以说,如是之职,本身就是国家权力的产物。各国早期的法院,采取纠问式的诉讼程序,法院集侦查、起诉和审判于一体,被称之为全能法院。后来基于分权制衡的目的,侦查权被分给警察,公诉权被分给了检察机关,现代意义的检察权便随之产生。[4]可见,检察权的产生是为了实现分权制衡的需要。“创设检察官制度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在于透过诉讼分权模式,以法官与检察官彼此监督节制的方法,保障刑事司法权行使的客观性与正确性。创设检察官制度的另外一项重要功能,在于以一受严格法律训练及法律约束之公正客观的官署,控制警察活动的合法性,摆脱警察国家的梦魔。”[5]

  (三)法律监督是对人类宪政的新创举和新贡献

  如何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王桂五先生早就有明确阐述:“为了全面地了解我国的检察制度,不能限于已往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仅仅或者主要地把检察制度作诉讼制度来看待,而应当从国家政治制度的更高层次上加以研究。也就是说,要把检察制度放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整体中加以考察,才能更清楚地了解它的实质和意义。”[6]也就是说,要认清中国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必得立足于我国的现行宪政制度,如是才能全面、深刻地理解之。若脱离了这个认识基础,离开了这个视角,将这个观察对象与它所存在于的土壤和生存条件人为地割裂开来,则只能获得对其部分现象的认知,而无以达致对其本质的充分认识;又或在仅从宪政制度规定下的下位诉讼制度中去观察检察制度,则只能获得对其部分功用的认知,这都无异于坐井观天和盲人摸象。以王老先生指点的方法,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检察权有如下的认识判断:

  1.法律监督是制衡的一种实现方式

  前已述及,人类的历史已经证明了防止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的有效方法是分层、分权和制衡,而实现的具体方式则可以不同。如果说,在“三权分立”的宪政下,三种国家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是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那么在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下,专门法律监督机关的设置,更是为了防止权力滥用的必然选择。[7]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应该统一,为了维护法制的统一,必须有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机关与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分立,独立行使职权。列宁法律监督理论的基点也是为了权力制衡,使得法律监督机关与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在行使权力时要相互制约,以保障权力的正确行使。因此,监督与制约的联系在于,监督也是一种制约、制衡。法律监督是社会主义国家约束公权力的一种特殊方式。[8]

  2.法律监督机关的设置是更有效的权力制约模式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立法权,国务院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行政机关,人民法院是审判机关,人民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分别行使着行政权、审判权和法律监督权,三机关都是由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这种分层、分权和制衡的政体可简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一府二院’”。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一府两院制”与“三权分立制”在权力的构成、配置、内容上迥然有别。但不管是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一元权力体制还是西方的“三权分立制”,任何一个法治国家,在设计自己的政治制度时,都不能不考虑如何防止国家权力被滥用,都不能不考虑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所不同的只不过是由于历史传统、社会条件、政治分层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而导致监督制约方式不同而已。

  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决定了人大的监督主要还是立法监督以及对其它机关总体的、宏观的和带有决策性的监督,监督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听取工作报告,进行审议和处理,行使决定权、任免权和质询权等,而不可能是一种日常性的具体的监督。“从理论上说,权力机关可以约束其他国家机关,但由于国家事务的繁杂及权力机关本身事务的繁忙,如果没有一种专门的约束机构,行政机关和审判机关向权力机关负责就会成为空话。”[9]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的权力机关,在其下设立了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具体负责对行政权、审判权的制衡。由此观之,一方面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是人大监督的下位国家监督,表现出监督的分层性;另一方面,检察监督的法律监督定位,与行政、审判并列于国家机器系统,表现出分权性;再一方面,法律监督的职能就是为了保证国家宪法、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而对国家行政权、审判权形成约束和制衡。

  综上,我国设立专门机关来实行对行政权、审判权的法律监督,是与国体相适应的政体安排。应当看到,检察机关所拥有的诸如部分的司法权、有限的行政权,事实上都为实施法律监督之所用,也就是说,是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的工具。我们不能本末倒置地把主体使用的工具等同于主体。所以,我们认为,检察权就是法律监督权,是我国权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权力制衡是权力运行最根本的属性,我国设立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是为了权力的制约。这样的制度安排,是形而上地膜拜“三权分立”的人不能得其精髓而品之的。甚而,我们可以归纳言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人民性决定了为保证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必然地要创设一种全新的国家权力,这就是检察权——法律监督权,实现以权力制衡权力。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对人类宪政的新创举和新贡献。

  二、诉讼监督是法律监督的实现途径

  我国宪法第129条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了我国人民检察院的属性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但这种国家的法律监督的具体内容为何以及该如何实施,除了几部诉讼法有规定外,并无其他具体法律规定和授权。人们不禁要认为这是一种宪法规定的具体法缺失,似乎是立法的疏忽,而导致宪法规定与具体法规定的不相衔接;又或者会认为由于宪法规定与诉讼监督之间存有很大的空间,因而检察权有很大的发展充实的空间,或可认为检察权有很大的扩充发展的未来。一种社会现象作为社会事实存在的长期性,其本身已告知人们,其作为社会存在的理由和依据。事实上,宪法规定如斯未变和检察实践的几十年历史已给出答案,此既非立法的疏忽,也不存在检察权膨胀发育的可能。要准确认识这种宪法制度安排的实际,必得深刻领会立法的深意,即一要领会法律监督和诉讼监督的关系,二要领会如此制度安排的目的。依笔者看,在法律监督和诉讼监督之间存在的不是逻辑上的属种关系,而是命题的等价等值关系,一定要区分两者,则只能看到它们在方法论上的体用关系,其中,法律监督为体,诉讼监督为用,诉讼监督服从并服务于法律监督。对立法如是安排的意义,若再加之对立法以法律赋予检察权的权力手段(即主要是请求权、主张权,辅之以有限的决定权)观之,足以看到这是立法在充分认识到中国古代御史制度中绝对权力膨胀和滥用的历史教训的情况下,为了防止检察权的肆意扩张而作出的科学布局。以下让我们进一步分析法律监督和诉讼监督的体用关系:

  (一)诉讼监督及其范围

  诉讼是定纷止争的手段,且诉讼所要解决的社会矛盾是除司法以外的其他主体、除诉讼以外的其他手段都无法解决的矛盾,因此说诉讼是社会纠纷最后的救济手段,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屏障,也是国家管理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在诉讼及其过程中,所有最后的行政权运作中的违法问题都会反映出来,所有司法的违法情形也会存在于其中。诉讼监督正是抓住了诉讼这个社会的最后救济阶段,通过诉讼的形式来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

  国家的各种诉讼法或原则或具体地给检察机关赋予了监督权。这些由诉讼法赋予的检察监督权,可被归纳为“诉讼监督”。对如何认识诉讼监督,有广义与狭义之争。持狭义上的诉讼监督观者认为,诉讼监督仅指对于诉讼过程中的权力监督(学界所称的诉讼监督主要是指这种)。张智辉教授认为:“检察机关的监督不能定位为诉讼监督。因为从现行法律监督的规定看,检察机关的监督并不是仅仅限于诉讼过程中。除了对诉讼活动进行监督外,检察机关的监督还包括对某些非诉讼行为的监督。而从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的需要看,检察机关的监督更不能仅仅限定在诉讼活动上。”[10]这里教授所批观点中的诉讼监督正是指狭义上的诉讼监督。

  广义上的诉讼监督是指对与诉讼有关的国家权力所进行的法律监督,其中既包括对于诉讼过程中的权力监督(本文称之为对诉讼过程的监督),也包括以诉讼方式提起的对权力的监督(本文称之为以诉讼方式的监督)。前者根据现行法律包括对刑事诉讼全过程(立案、侦查、审判、执行等)的监督、对民事审判的监督和对行政诉讼的监督,监督的目的是为了保障诉讼活动的合法性和公正性。后者主要是指职务犯罪的监督(反贪污、反渎职侵权)、提起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等。笔者认为,就各诉讼法所作授权实际而言,广义的诉讼监督比较符合实际。

  若是我们以法律监督与诉讼监督之间具有内在的体用关系观察之,检察法律监督是通过检察诉讼监督来实现的,若是说检察法律监督还存在着对某些非诉讼行为的监督,则这种监督亦是源自于诉讼监督的衍生,且这种监督更宜以“检察建议”的形式进行,而不应以“纠正违法”来进行,因为后者已超越了检察权限,“纠正违法”更宜适用于纠正诉讼活动中的公权力违法行为。

  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也是一种诉讼监督,我们称之为职务犯罪监督。职务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或职务之便实施的犯罪。国家机关行使职权和履行职务,无论是其权力范围、内容,还是履行程序,均得有国家法律的授权和规范。国家机关通过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履行职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和履行职务的活动,本质上就是执行国家法律的过程,属于依法律而设置的各项公权力的行使运作范畴。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公权力实施职务犯罪,既是对公权力的滥用或怠用,也是对国家法治的重大破坏,更是对法律所体现的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人民意志的违背。通过侦查活动对这些职务犯罪进行的依法惩治,既督促公权力的依法行使,监督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力和履行自己的义务,也维护了国家的法治尊严,保障国家宪法、法律的统一正确行使,使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人民意志得以实现,从而在本质上确保了“执政为民”成为现实。“职务犯罪侦查不仅带有打击犯罪的性质,而且带有督促执法的性质,更带有司法权维护、监督公权的性质。”[11]因此,职务犯罪侦查不仅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司法诉讼活动,而且还是一种法律监督活动,体现了以权力制衡权力的法律监督性质,属于诉讼监督的一种。于是,国家便紧紧抓住诉讼监督的这种属性,通过立法,以宪法和法律将这种诉讼监督权授予检察机关,作为检察机关实现其法律监督权的方法和途径。同时,根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现时对检察法律监督的需要,阶段性地完成了对检察法律监督权范围的限定。

  具体而言,从诉讼监督两大类型看,首先是以诉讼方式的监督。有些国家工作人员在职务活动中没有严格遵守和执行宪法和法律,实施了一些违法行为,这些违法行为,有的属于一般违法行为,有的构成职务犯罪。为此国家建立各种形式的监督保障体系。根据违纪违法的性质,不同的监督部门履行不同的职责:纪检部门负责党纪监督,监察机关负责政纪监督,检察机关负责职务犯罪的法律监督等。其中,检察机关对职务活动的监督,是运用司法手段的具有国家强制性的监督,它是保障职务活动合法性的最后一道屏障,是制止职务活动偏离法制轨道的最后一道防线。其次是对诉讼过程的监督。检察机关通过对刑事诉讼、民事审判、行政诉讼的监督,发现并纠正错误的裁判和决定,以保障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维护司法公正,保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权益。尤其是发现和纠正偏袒行政权违法的裁判,则更具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权力制衡的宪法性制度安排的法律监督意义。

  (二)诉讼监督的特征

  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条件下,对公权力行使的监督,由于公权力的人民性,理应具有全面性、广泛性,也是由于公权力的人民性所要求,国家以宪法和法律创造性地设立了专门的法律监督权,并且遵循现代宪政发展所要求的公权力自我约束精神,把这种法律监督权的实现途径和方法历史性、阶段性地限定为诉讼监督。解读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我们不难看出,检察的诉讼监督有如是特征:

  其一是法定的专门性。这是指这种制度安排或者说是公权力的设置,不仅有宪法上的安排和授权,更有相关诉讼法的授权,我国刑事、民事和行政三大诉讼法都授予了检察机关以诉讼监督的地位和职责。

  其二是监督的有权性。这种监督的有权性,首先就反映在它的法定性,其次还反映在监督的国家性。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行为,虽为其工作人员所实施,但其性质却是国家行为。基于如是的法定性和国家性,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亦就必然地具有了有权性的特征。正因如此,检察机关进行诉讼监督,行使诸如抗诉权等所具有的行使权力产生的程序启动必然性,也就不难让人理解了。

  其三是权力的有限性。“检察机关在国家机构中的特殊地位,可以使各个权力分支达到平衡,保证它们发挥最佳作用。”[12]因此,检察诉讼监督权在行使时,也就表现出它的权力范围有限性,除了程序启动权,[13]很少有甚至是没有直接改变或纠正其他国家权力决定的权力。这里的很少有,仅指上级检察机关有权否定或改变下级检察机关的错误决定。检察机关对其他的国家权力行使诉讼监督权,其方式也主要局限于其行使的请求权和主张权。权力的有限性还反映在检察诉讼监督主要局限于对公权力的诉讼行为,或者是在诉讼中所反映出的公权力违法或不正确履行。

  (三)法律监督范围的确定是一个历史选择

  检察机关依法为法律监督机关,然在实践中却为诉讼监督。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

  其一,这种边界的划分既缘于资源配置的限制,更缘于对权力扩张的预防。法律监督的含义必须要有一定的边界,而检察机关现有的人力、物力与财力等检察资源不足于支持实现一般监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实质为权力制衡,制衡的对象为国家权力而不是公民的权利,检察机关不可能对法律运行中的所有环节包括立法、执法、守法、法律适用等事无巨细进行全方位的监督,而是只能对法律运行中涉及国家权力且国家权力可能被滥用的重点环节予以监督。另一方面,历史也告诉我们,御史制度存在令人恐怖的权力滥用现象和趋势,说明监督权与其他公权力一样,具有权力扩张以致滥用的天性。一般监督则给了监督权扩张的巨大可能性,因而现行宪法果断地将“54宪法”的这项检察权能予以剔除。即使是出于权力制衡,检察机关也不可能对行政权、审判权运作的所有环节都予以监督。对行政权、审判权的制衡方式多种多样,除检察机关外,还有党的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监督、审计监督、监察监督、新闻监督和社会监督等。检察机关的监督与其他监督制约相互配合,并划定彼此边界,否则有叠床架屋之嫌,而这一边界就是与诉讼有关,即诉讼监督。

  其二,从法律监督的历史来看,经历了由一般监督到以诉讼监督为主的过程。1978年宪法规定重建检察机关,叶剑英同志在所作《关于修改宪法报告》中阐述了重建的理由和检察机关的职权,“鉴于同各种违法乱纪行为斗争的极大重要性,宪法规定设置人民检察院”,各级检察机关“对于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宪法和法律行使检察权。”1982年宪法将原由检察机关行使的对“国家机关的决议、命令和措施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的职权,改由国家权力机关行使,但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行为是否合法实行监督,依然是检察机关的职权。从检察机关实际出发,这项职权不是包揽一切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案件。据彭真同志在起草检察院组织法说明中所作的解释,“只限于违反刑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14]再到后来,各个诉讼法确立了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的地位和职能。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从借鉴前苏联检察的一般监督模式,到形成和确定我国现有的检察法律监督的过程,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发展成型过程,更是人们对与我国国体、政体相适应的检察制度的认识和选择过程。

  (四)诉讼监督属于相互制衡中的监督

  有种观点认为,所谓监督就是指上对下的监督,因而认为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与其行使的公诉等职能相冲突,检察机关有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之嫌,因而主张取消检察机关的刑事诉讼监督职能。其实,现代汉语中的“监督”,其含义不限于自上而下的“察看”,那种把监督认为就是指上对下的监督,是狭义上的监督观点。从广义上,监督的模式有三:一是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为纠正模式,通常表现为实体结果的直接纠正权;二是同级之间的监督,为制约模式,通常表现为程序上的发动权和纠正错误实体结果的建议权;三是下级对上级的监督,为建议模式,通常表现为纠正错误实体结果的请求权。“那种认为监督就必须是居高临下、监督者一定要凌驾于被监督者之上的观点是把监督中的一种含义绝对化。”[15]“在诉讼程序中进行的检察监督是一种平等的监督……在有些人看来,只要存在着监督关系,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在地位上就必然是不平等的,其实并不尽然……当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有罪指控未被法院接受时,这也是法院对检察机关的一种制约或监督。”[16]

  从实际情况看,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如对诉讼过程的监督属于同级之间的监督,为广义上的监督,不属于上级对下级的监督。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是相互制衡中的监督。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皆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可见检察机关的刑事诉讼监督是受到公安、法院制约中的监督,而不是单方面的、居高临下的监督。以诉讼方式的监督如职务犯罪监督亦如此,尽管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时具有强制性,监督有一定的力度,但是职务犯罪能否成立最后还需要人民法院的裁判和制约。检察机关的民事审判监督及行政诉讼监督,其监督的主要对象为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这两种监督受到法院的制衡更是勿须赘言。

  三、诉讼监督的价值目标

  社会价值是社会需要的满足。一个社会事实选择什么样的价值目标,决取于其本身的属性,同时也决定于社会对它的需要。社会事实满足社会需要,是该社会事实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理由。价值目标作为主体内在的驱动性因素,会决定主体的外在行为,决定主体选择何种行为和行为方式以及行为的作用对象及其作用力,以帮助主体实现其价值目标。正因为价值目标,或者说价值需求对价值主体有着这样的决定性和规定性,我们说社会事实对价值目标的选择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则该社会事实也就有了存在和发展的理由。因此,我们在探讨何为检察诉讼监督的价值目标时,就必然立足于检察自身属性和社会对它的需要。诉讼监督的价值属于法律价值的范畴,学界通常认为法律价值包括公平、正义、自由、秩序等。笔者认为,作为检察诉讼监督的价值目标,最重要的当是正义与秩序。

  (一)诉讼监督的终极价值目标——社会正义

  正义本身所具有的内涵及其要求与检察诉讼监督所存在的相符性及相互助长的关系,决定了正义作为价值目标,能够满足检察诉讼监督本身存在和发展的要求,同时又能满足社会对检察诉讼监督的需要。这是检察诉讼监督选取正义作为价值目标的原因和理由。

  如罗尔斯在《正义论》所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象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17]对正义,虽然不同世界观、人生观的人可以有不同理解,一如美国学者博登海默描述的那样,“正义有着一张莫洛透斯的脸(aProteanface),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18]但从根本上说,恰如先哲亚里士多德所说“正义正好是社会性品德”[19],“正义以公共利益为归依”。[20]这里的公共利益应该是由公共秩序、公共财产、公共安全和公共福利等构成的集合体。

  在讨论正义价值目的时,人们常常会提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即正义和公正之间究竟存在的何种关系?因为确实存在将正义和公正两个概念相混同的情况。在本质上,正义和公正存在着逻辑上的属种概念,正义是属概念,公正是种概念,正义的特征大于公正,而公正的内涵则大于正义,公正应理解为“公平的正义”。但在价值论上,公正仍有不可为正义所替代的意义,公正较之正义更突显了公平和平等的价值要求,在强调公正的情形下,要求实践主体必须以公平和平等为工具价值来实现正义这个目的价值。如果我们将正义理解为公共利益需要在价值目的上反映的话,就不能将正义和公正混同,或者机械地认为“公正”是并列关系的“公平”和“正义”的紧缩词(因为正义和公平价值不在一个位阶),公平只能是正义价值的工具价值,即它只是具有“由于某种满足人的某种需要而具有的意义”[21]的属性。在具体价值目标择取上,公正只能是法官在审判中实现正义价值的一个主要工具价值,而对检察官来说,他是指控一方,他实现正义的途径就不能以“公平”为工具价值。诉讼监督亦复如是,其所直接作用的对象是公权力的违法滥用。以“法律守护人”身份出现的检察官所实施的诉讼监督,就必然地首先以正义为内在动力,而竭力维护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并竭力保证以国家意志为表现的人民意志不被违背。

  对公共利益的维护,是国家及其公权力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正义是国家及其公权力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和尺度在价值目标上的反映。国家的产生和存在及其被赋予的公权力,都是因于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和维护的需要。因此,正义就是国家及其公权力以维护和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的社会伦理基础及其反映。同时是否以维护和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以及社会公共利益是否被维护,就成为一个政权正义与否的评价尺度。在我国当今社会,社会公共利益就体现为人民利益,而以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为要求和目标的中国共产党,它所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创造性地设立的人民检察制度,在履行诉讼监督职能时,也就逻辑地必然要选取正义这一满足社会公共利益要求的价值目标。

  检察诉讼监督在构建既能满足社会和国家对它的需要,又符合自身属性的价值观体系的进程中,选择正义作为自身的目的价值,不仅因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对于国家等社会事实来说正义具有“本身的存在意义或终极目标的意义”,[22]还因为检察诉讼监督所承担的任务就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社会公共利益恰好又是正义的尺度和目标。可以说,检察诉讼监督本身就是我国现代民主宪政条件下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的产物。这就是为何人们总在情感上、直觉上将检察视作正义之化身的原因所在。诉讼监督作为实现其法律监督职能作用的法定工具和手段,通过制约其他国家权力,防止权力滥用,保障国家宪法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保证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人民意志得以实现,从而确保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其中,发挥着支配和驱使作用的内在动力,就是正义的价值目标。

  (二)诉讼监督的直接价值目标——社会的法的秩序

  秩序是事物之间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上的位序排列。事物在一定秩序中的位序排列、位置和状态,既源自于事物本身的属性和作用功能,这决定了事物在何种位置和状态条件下,才能满足秩序对事物的需要;又源自于秩序本身存在和发展的需要,这决定了事物在何种位置和状态条件下,才能保证秩序中的事物都能在共处中存在和发展。社会秩序的表现形式是一定社会关系的相对恒定状态,因此,可以将一定的社会秩序视为一定的社会关系。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如果并且只要社会行为平均地或近似地以可以表述的‘准则’为指南,我们便想把社会关系的意向内容称为‘秩序’”。[23]当然这里的社会是相对于自然界而言的人类社会,这里的社会秩序也应广义地理解为人类社会秩序。一定社会秩序的恒定存在,是包括社会主体在内的社会事实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于是国家便用具有强制实施属性的法律来调整社会关系,以维持和固化社会秩序。各种国家权力机关亦依照法律授权从不同的角度,或直接或间接地担当起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责。作为由宪法确定并授权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其所承担的诉讼监督职责,在根本上就负有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责和责任。当然,诉讼监督对社会秩序的维护,由其职责和自身属性决定,具有一定的法的限制性。我们将这种由诉讼监督维护的社会秩序,简称为“社会的法的秩序”。这也就成了检察诉讼监督的第二个价值目标。

  首先,作为检察诉讼监督价值目标的“社会的法的秩序”具有法定性,或者称为“法律秩序”。此既是说,这种社会秩序仅是指由法律所确认需要以诉讼监督维护和规范的社会秩序。社会秩序由社会关系的多样化所决定,也呈多样化状态。被贴上法律秩序标签的社会秩序,是那些最直接、最重大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秩序。检察诉讼监督所追求和维护的“社会的法的秩序”仅存在于法律秩序范畴内。

  其次,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诉讼监督职责追求“社会的法的秩序”价值目标,呈现为直接作用于诉讼中法定秩序的维护,间接地服务于其他社会秩序的维护,从而满足了我国社会主义宪政制度对检察地位、任务等设置安排的要求。

  再次,检察诉讼监督对“社会的法的秩序”价值目标的追求,满足了其作为“法律守护人”的内在需要。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这是国家和社会对检察机关的要求,检察法律监督的立法设置正是基于这种需要,因而也成了检察的行为指南和内在需要。也正是这种行为指南和内在需要的存在和发挥作用,检察才有了“法律守护人”的外在形象。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作为行为指南和内在需要,与检察诉讼监督“社会的法的秩序”之间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它们统一于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并成为检察履行诉讼监督的内在动力。

  (三)以追求“社会的法的秩序”实现社会正义

  “在一个健全的法律制度中,秩序与正义这两个价值通常不会发生冲突,相反,它们往往会在一个较高的层面上紧密相联、融合一致。”[24]因为,一方面法律旨在调整社会关系而恒定社会秩序,另一方面法律“体现了社会公民共同的利益”。[25]所以在正义之间存在着的是一种和谐的理想状态,在健全的法律制度条件下,两者的统一反映在“法律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26]

  在检察诉讼监督价值目标排列中,最终极的价值目标是社会正义,最直接的目标是社会的法的秩序。检察诉讼监督是通过对社会的法的秩序的直接追求,来实现它的社会正义价值目标。也就是说,社会正义是诉讼监督的目的价值,而社会的法的秩序是工具价值。具体而言,检察机关在履行诉讼监督职能,追求“社会的法的秩序”过程中,以对案件事实达到近乎“真理”的“事实清楚”的认识标准和实现行为、责任和责任承担等价的追求,来实现实体正义;又通过对秩序的严格依法监督,保证程序正义的实现,在此基础上维护和修复一定的社会秩序,实现矫正正义。

  

  


[1] 参见刘本燕:《试论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范围》,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第81页。

[2] []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4页。

[3] []冈田朝太郎、松冈义正、小河滋次郎、志田钾太郎口授,郑言笔述:《检察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5月第1版,第613页、第193196页。

[4] 参见石少侠著:《检察权要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12月版,第1669页。

[5] 林钰雄著:《检察官论》,台北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7页。

[6] 王桂五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154页。

[7] 张智辉:《法律监督机关设置的价值合理性》,载《法学家》2002年第5期,第6页。

[8] 蒋德海:《法律监督权是否可能》,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第50页。

[9] 蒋德海:《法律监督权是否可能》,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第50页。

[10] 张智辉著:《检察权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71页。

[11] 佟丹:《完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思考》,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2年第10卷增刊。

[12] []维诺库罗夫主编:《检察监督(第7版)》,刘向文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2页。

[13] 这种程序的启动权,包括了诉讼的程序启动权,如提起公诉、抗诉和自行侦查的立案,也包括了非诉讼程序的启动权,如对公权力违法或不正确履行的“纠正违法”和“检察建议”,都会启动相关行政和司法机关的检查和纠正程序。

[14] 徐益初:《从我国检察机关的发展变化看检察机关定位——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地位的再认识》,载《人民检察》2000年第6期,第45页。

[15] 张智辉:《法律监督三辨析》,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5期。

[16] 参见石少侠著:《检察权要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12月版,第197-198页。

[17] []罗尔斯著:《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18] []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

[19]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52页。

[20]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48页。

[21] 兰久富著:《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

[22] 兰久富著:《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

[23] []马克斯·韦伯著:《社会学的基本概念》,胡景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24] []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页。

[25]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尼各马科伦理学》,杨泽译,中国社会出版社《旷世名典》第五卷,第92页。

[26] []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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