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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司法鉴定成“证据之王”
时间:2019-08-09

      


 

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中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检察机关司法鉴定的主体一般是检察技术部门,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科技能力。目前,全国检察机关在推进司法鉴定一体化工作机制、推进相关云平台建设、探索人工智能等领域正不断开拓创新。

一方面是技术的不断进步,另一方面是少数“黑鉴定”成为阻碍司法鉴定法制进程的拦路虎。在公安机关严厉打击相关犯罪的同时,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将《上海市司法鉴定管理条例》立法作为2019年的正式项目。通过坚持问题导向和寻找该领域的痛点、难点,相关部门专家组成员起草了相关条例草案,着力解决准入门槛低、职业能力参差不齐、执业活动不规范、鉴定“黄牛”等现象。

相信,在科技和立法的双轮驱动下,未来的司法鉴定领域将成为聚集高精尖复合型法律人才的新高地。

 

本刊编辑部

 

 

扫描黑鉴定犯罪全息图

/庄嘉  上海市公安局

 

 

在我国的司法制度框架内,鉴定人与鉴定意见书是定罪量罚的关键人物和重要砝码,鉴定人往往被誉为案件事实的“实证法官”,鉴定意见书则被喻为“证据之王”。然而,针对虚假鉴定、多头鉴定、重复鉴定、久鉴不决、收费失范、鉴定黄牛却追责乏力,由管理失序引发的黑鉴定成为司法鉴定法制进程的顽疾。鉴定人屡陷犯罪的泥潭,值得我们警醒……

 

黑鉴定所涉的主要犯罪类别

作为具备专门知识、研究提供专门意见的专家,鉴定人一旦由“客观真实”演变为“利益拥趸”,极易造成鉴定的黑化,从而降低鉴定意见书的公信力。因此,寄生于司鉴领域的毒瘤——“黑鉴定”的危害性和负能量并不亚于黑律师、黑中介、黑警察。目前,我国的司法鉴定主要分为五大类,即法医类、物证类、司法会计类、声像资料类以及环境损害类。其中不乏涉嫌犯罪的实例。

 

▲ 重灾区:保险诈骗犯罪

相比其他四类司法鉴定,法医类的鉴定意见书在数量层面堪称是我国司法鉴定意见书的主心骨。实务中,涉及伤情、伤残的鉴定意见书已成为当事人保险索赔、民事求偿、民刑衔接的重要依据。虽然我国施行的伤情、伤残鉴定标准有成文法基础(比如《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但是当事人最终还是需要借助省级人民医院或者专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伤情或者伤残鉴定意见书,才能名正言顺地从保险公司或者对方当事人处获取相应的赔偿款,依法追究对方当事人的刑事责任。由此可见,受害人的受伤程度、伤残等级与所获得的赔偿金存在直接挂钩的鱼水关系。

此时会出现一个窘境:鉴定意见书直接左右了赔偿款的多与少。鉴定人是否会成为虚构保险标的的保护伞呢?细究虚构保险标的,我们会发现主体尽管多是投保人,但鉴定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构成虚构保险标的的“共犯”。投保人通过鉴定人实施了虚构保险标的、保险事故或者制造保险事故等行为,向保险公司骗取了保险金。根据《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之规定,显然这种行为涉嫌保险诈骗罪!

另一方面,架起鉴定人与当事人中间桥梁的重要媒介“鉴定黄牛”,如同“挂号黄牛”“床位黄牛”一样,已经遍布于各大具备鉴定资质的省级人民医院、鉴定中心、交通事故处理机构。一旦发现有维权需求的伤者,他们便会主动上前搭讪拉客,热情地要求代受害者索赔,由他们提供司法鉴定、民事起诉、申请执行等“一条龙服务”,案结事了后他们就会从赔偿款中提成一定比例的佣金。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犯罪构成中,如果通过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伤者较大数额的财物(换言之,即并未办成事),则可能涉嫌诈骗罪(《刑法》第266条),一般由公安机关的刑侦部门管辖。如果涉及保险领域的诈骗活动,依据特别条文优于一般条文,则可能涉嫌保险诈骗罪(《刑法》第198条),一般由公安机关的经侦部门管辖。

 

▲ 高危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

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相关数据,截至2019621日,今年共有两起涉及鉴定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已裁决案件,分别是“杨友农、谢素芳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一案”(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18〕青0104刑初301号),以及“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湖北分所、司法鉴定人林某、李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伪证罪一案”(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19〕鄂09刑终35号)。而从2016年至2018年,合计有13起裁判文书涉及鉴定人提供虚假证明文书罪。由此可见,在刑事案件中鉴定人提供虚假证明文书并非个案。

提供虚假证明文书罪指的是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职责的人员或者单位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情节严重的行为。鉴定人恰恰符合上罪的主体条件,依据《刑法》第229条之规定,提供虚假鉴定文书的鉴定人可能涉嫌此罪。比如,在笔迹鉴定中,对样本和检材做出似是而非的鉴定意见。现在回看五次尸检六次鉴定的湖南湘潭女教师黄静裸死案,其中多份结论矛盾的死亡鉴定意见显然可能存在提供虚假证明文书的问题。

 

▲ 风险区:鉴定人作伪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了鉴定人出庭制度,以期通过证实与证伪来保障鉴定意见的质效。因此,在未来的庭审架构中,鉴定人将承担越来越多的出庭作证的责任与义务。

目前,虽然鉴定人在出庭作证时作伪证被查获的案例鲜有耳闻,但是未查实并不代表没发生过!根据《刑法》第305条之规定,“鉴定人故意做虚假鉴定,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瞒罪证的”,可能涉嫌伪证罪。在刑事诉讼中,鉴定人与案件事实的认定有着重要的关联,因此理应承担相应的伪证罪风险(一般情节: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严重情节: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如何提升黑鉴定的整治实效

当下,黑鉴定已然成为法制社会建设中必须根除的病灶。目前,《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关于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关于建立司法鉴定管理与使用衔接机制的意见》等文件为司法鉴定管理提供了政策依据。但在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才是根本,地方立法在上位法的框架内对司法鉴定管理进行规制显得尤为重要。如何从整治机制上有效、高效地进行第一时间的打击,既需要依托公安机关的经侦、刑侦部门,更需要多部门的联合作战,将线索共享、联动管控的长效整治机制巩固到司法鉴定的地方立法之中。

 

▲ 长久之策:黑鉴定的线索共享、联合

     治理机制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裴光指出,“近几年涉保司法鉴定案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涉案赔偿款总量较大”。显然,涉保司法鉴定已成为司法鉴定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时保险理赔和反欺诈工作也越来越倚重司法鉴定意见书。

在此背景下,上海市、四川省、昆明市等地已经着力开始建设相关的联合治理机制。以上海为例。上海市司法局会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质量监督管理局等10部门召开司法鉴定行业治理工作联席会议,推动对司法鉴定黄牛的联合治理。同时,上海市保险监管部门与上海市司法局于20187月共同签署《关于涉及保险理赔司法鉴定工作交流合作协议》,联手打击车险“人伤黄牛”等涉保司法鉴定的违法违规行为。通过加强与地方司法部门的协同作战,上海已逐步建立起事前预防、事中遏制、事后打击的反保险欺诈风险管控体系。当然,其中更应加入与公安机关刑侦、经侦部门的信息共享和联合执法机制,让侦查工作进一步前置。

 

▲ 有益初探:对有黄牛嫌疑人员的

     智慧司鉴预警

上海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陆卫东在签署《关于涉及保险理赔司法鉴定工作交流合作协议》时提到,“鉴定黄牛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为了杜绝司法鉴定领域的黄牛,上海市司法局与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联合开展了“智慧司鉴”信息化建设项目。

“智慧司鉴”系统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高新技术,依托最新的人脸识别系统,对经常出现在司法鉴定机构的人员进行抓取识别,对有“黄牛”嫌疑的人员将及时预警,从而为本市司法鉴定业务管理和行业监管提供先进的技术支撑和有益的科技初探。

未来,规范司法鉴定行为,令黑鉴定无容身之地,是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必然举措。或许,共享、联动、智慧、预警等将成为司法鉴定高效管理的关键词,为司法鉴定地方立法保驾护航!

 

 

立法直击行业痛点与要点

/沈臻懿  杨琳彦

 

 

曾几何时,“打官司就是打鉴定”,已然成为普通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口头禅。人们但凡在诉讼中遇到超出自身理解范畴,且难以回答的专门性问题时,基本上都会第一时间想到借助司法鉴定来“解惑”。在此背景下,司法鉴定意见往往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诉讼案件的最终走向。据不完全统计,当前司法实践中有30%40%的案件涉及科学技术与专门知识问题,需要司法鉴定活动的介入。司法鉴定作为公共法律服务的有机组成之一,亦是法治保障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

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实施以来,结束了在法律层面无司法鉴定管理依据的窘境。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不可否认,《决定》等立法、规范性文件在推动我国司法鉴定行业较快、较好发展的同时,司法鉴定行业仍存在部分直接影响司法公正的迫切问题,亟待加强规范与管理。为此,《上海市司法鉴定管理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在前期广泛调研、座谈的基础上,对现行立法进行了细化,并“直击”司法鉴定行业中的痛点与要害!

 

限定司法鉴定登记管理的范围

相信很多人在看到4+1”这一数字符号时,第一反应肯定会觉得这是一道数学题。但对于司法鉴定业内人士而言,“4+1”意味着国家实行登记管理的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的范围,简称“四大类”司法鉴定。按照相关规定,司法行政机关作为司法鉴定的主管部门,其审核登记管理范围为从事法医类鉴定、物证类鉴定、声像资料鉴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以及根据诉讼需要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的其他应当实行登记管理的鉴定事项。对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一律不予准入登记。

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不少地方的司法厅(局)大多将诸如会计审计、资产评估、产品质量、工程造价等“四大类”鉴定事项以外的鉴定业务纳入审核登记管理的范围。这一做法不仅与法律规定和中央关于司法鉴定管理工作的决策部署存在距离,且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司法鉴定登记管理的乱象。为此,201812月,司法部办公厅《关于严格依法做好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登记工作的通知》专门强调,须坚定不移推进“四类外”鉴定人和鉴定机构规范整改工作。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前述现实问题,《条例(草案)》予以了积极回应:“本市对从事法医类、物证类、声像资料、环境损害以及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的司法鉴定业务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实行登记管理。”《条例(草案)》提出的分类监管模式,契合了司法鉴定科学性与法律性有机统一的本质特点。考虑到法医类、物证类、声像资料、环境损害等鉴定之间的差异较大,需要结合不同类型和不同类别的司法鉴定人、司法鉴定机构的特点,予以分类管理。

此前,上海曾对“四类外”鉴定人和鉴定机构进行审核登记管理。随着司法鉴定地方立法的不断推进,上海已对明确属于从事“四类外”鉴定业务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予以注销登记。以上海法律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公布的行政许可信息为例,自20191月起,上海就有29家从事会计、评估等“四类外”业务的鉴定机构注销登记。

不过,诉讼活动中涉及的专门性问题鉴定,并不仅仅只涉及法医类、物证类、声像资料、环境损害,尚有大量的“四类外”鉴定。基于鉴定质量与公信力的考量,其他鉴定机构、其他鉴定人同样需要予以有效管理。为此,《条例(草案)》也加强了“四类外”鉴定机构、鉴定人的监管。明确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对其他鉴定机构、其他鉴定人依法进行管理;鼓励其他鉴定机构、其他鉴定人通过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公告其主体信息、从事司法鉴定业务信息;其他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市司法鉴定协会等行业协会可以通过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公告其他鉴定机构、其他鉴定人的主体信息、从事司法鉴定业务信息。

 

破解准入门槛过低的现实困境

2005年《决定》的颁行,使司法鉴定行业的发展迈入了春天。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的数量增速明显、增幅较大。但客观而言,不同鉴定机构、鉴定人之间的业务水平参差不齐。一方面,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的准入门槛过低;另一方面,不恰当的利益导向成了某些司法鉴定机构运作的内驱动力,进而滋生出“劣币驱逐良币”之现象。

“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的人员,可以申请登记从事司法鉴定业务:(一)具有与所申请从事的司法鉴定业务相关的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二)具有与所申请从事的司法鉴定业务相关的专业执业资格或者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从事相关工作五年以上;(三)具有与所申请从事的司法鉴定业务相关工作十年以上经历,具有较强的专业技能。”“每项司法鉴定业务有三名以上鉴定人。”前述有关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的准入条件规定,在实践中也因为设置门槛过低而引发争议。

曾经有人调侃道,“一张桌子、两颗牙齿、三名人员”就可以搭建起一个司法鉴定机构。虽然这一话语有所夸张,但只要有一间房间,不需要多少仪器设备,拉来三名退休人员,甚至平均年龄都在75岁以上,从事法医临床鉴定等单项鉴定业务,正是当前某些小、微司法鉴定机构的真实写照。在这种司法鉴定业务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背景下,势必难以打造高端司法鉴定品牌。试想一下,如此的鉴定机构、如此的鉴定人所实施的司法鉴定活动并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其科学性、可靠性程度又能有几成?

为此,《条例(草案)》提出,应当按照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优化结构、有序发展的要求,对司法鉴定机构实行登记管理。同时,其细化了从事“四大类”鉴定业务的司法鉴定鉴定人、司法鉴定机构的登记条件和登记程序。规定了市司法行政部门在登记审核环节,可以组织专家对申请人的仪器、设备、执业场所和检测实验室进行评审,可以对申请执业人员进行执业能力测试。

 

聚焦鉴定资质控制的动态监管

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对司法鉴定的管理,往往较为集中于准入环节,但在司法鉴定退出机制方面则缺乏刚性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一旦跨过了准入门槛,进入司法鉴定领域,就几乎处于“散养”状态,缺乏对其资质能力水平的持续动态监管。为了避免“空壳鉴定机构”“皮包公司鉴定机构”“僵尸鉴定机构”“僵尸鉴定人”等情形的滋生,司法鉴定资质能力水平的动态监管无疑是一剂“良方”。

聚焦司法鉴定的资质控制,就需要强化司法鉴定事中事后监管。《条例(草案)》在问题导向的基础上,提出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来切实提升监管的实际效果。在具体条文的设计上,《条例(草案)》亦具有较强的前瞻性,充分利用当前大数据、信息化的前沿技术,建立司法鉴定信息化管理平台,对司法鉴定案件实行统一赋码管理,实现司法鉴定案件实施程序、鉴定材料保管、检验检测数据保存、鉴定意见书形成等全流程监管。信用管理,称得上是强化管理透明度的有效“利器”。《条例(草案)》不但规定了将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的基本信息、失信信息和其他信息纳入本市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和法律服务行业信用信息平台,也确立了司法鉴定行业的失信惩戒制度,若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具有被司法行政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或五年内被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诫勉谈话、通报批评等三次以上处理等情形,将由市司法行政部门记入其失信信息。被撤销登记的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则将被依法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并向社会公布。对于被司法行政部门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条例(草案)》禁止其再次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这也意味着其此生将难以与司法鉴定“再续前缘”,进而走上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

如果说司法鉴定准入机制是司法鉴定行业的入口的话,那么司法鉴定退出机制无疑就是司法鉴定行业的出口。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一旦不再符合申请条件或执业条件的,或者依法申请终止的,就会涉及退出机制的问题。因此,《条例(草案)》对于司法鉴定退出机制亦予以了相应细化,专门设置了“司法鉴定机构的注销”和“司法鉴定人的注销”的条款,规定存在相应情形时,应依法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发挥行业自律管理的专家优势

司法鉴定的实质是一种法律规制下的科学实证活动,对其所进行的管理可以说是一项系统工程。单单依靠国家的行政管理,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从“小政府、大社会”的角度来说,政府所履行的是“守夜人”的角色。其在司法鉴定管理中的体现即是履行指导、管理和监督、检查等宏观职能。但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类专门性问题和鉴定技术性问题,行政机关要想进行全方位的直接管理,其难度可想而知。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情形,势必需要将某些事项交由专业组织进行管理。司法鉴定行业协会作为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的自律性社团组织,如参与司法鉴定的管理,则可以发挥其科学性强、专业水平高的特点,同时也能调动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司法部《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中,首次提出了司法鉴定管理实行行政管理与行业管理相结合的管理制度,司法鉴定行业协会依法进行自律管理。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司法鉴定行业协会,上海于201064日成立了上海市司法鉴定协会。

上海市司法鉴定协会自成立后,充分发挥了其作为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联合会的专家优势,使司法鉴定管理更为顺畅有序。但在行业协会成立以来,有关行业自律管理的立法仅见于《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中的“两结合”管理制度规定。这也使得行业协会的工作机制与管理职能在立法层面不甚清晰。

为此,《条例(草案)》重申了司法鉴定管理实行行政管理和行业自律管理相结合的制度。立法同时明确,上海市司法鉴定协会在市司法行政部门的指导下,依据章程开展活动,对会员进行自律管理,规范执业行为,按照有关规定实施行业处分,依法保护会员的合法权益。市司法鉴定协会依据章程,对会员加强职业道德、行为规范以及执业技能等自律管理,实施奖励和行业处分,配合司法行政部门处理违法违规行为的投诉。此外,《条例(草案)》也鼓励各类鉴定机构、鉴定人加入市司法鉴定协会,更好地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管理优势。

 

 

司法鉴定质效升级的检察路径

/林竹静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六部检察官   图/汪宇堂  张建伟  李佳

 

在检察机关,司法鉴定是指具有鉴定资格的检察机关专业技术人员就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运用自己的专门知识和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进行分析、判断后对侦查机关委托事项所作的书面结论。检察机关司法鉴定的鉴定主体一般是检察机关内设的检察技术部门,专业鉴定人既是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同时又是具有司法鉴定人资格的专业人士。如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检司法鉴定中心目前开展的鉴定项目包括法医病理、法医临床、法医毒物、文书鉴定、声像资料、电子证据、司法会计等,拥有一批国内同行业中最先进的仪器设备。司法鉴定是一种科技含量很高的技术性工作。随着科技的发展,各种各样新型案件屡见不鲜,这就要求司法鉴定能够跟得上科技发展的脚步。近年来,在创新引领司法鉴定质效升级方面,检察机关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索。

 

建立检察技术鉴定一体化工作机制

建立司法鉴定实验室协同工作机制,逐步实施检察机关司法鉴定实验室联网,是“十三五”时期科技强检的工作目标之一。早在2005年,北京市检察机关就将司法鉴定体制机制改革提上日程,经过探索和实践,2009年正式颁布实施《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司法鉴定工作的意见》。此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相继推出《北京市检察机关司法鉴定中心统筹协作办法》《北京市检察机关电子数据取证工作规定》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建立起全市检察技术鉴定一体化工作机制。北京市检察机关建立的检察技术鉴定一体化工作机制由北京市院引领,各分院、区(县)院协同配合。如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出台《电子数据技术协查工作实施办法(试行)》《心理测试工作实施办法(试行)》,第二分院出台《检验鉴定规则》《实验室管理制度汇编》,丰台区检察院出台《电子数据取证实施细则》《电子数据现场勘验及检查规则》等。这些制度对司法鉴定的重要环节和操作流程作出明确规定,内容详尽具体,促进了司法鉴定工作的严格规范开展。

检察技术鉴定一体化工作机制优势在于:一是促进了检验鉴定专业门类和人员的健全,及鉴定工作的规范开展;二是规范了基层检察院鉴定人员参加鉴定工作的模式,促使各级院司法鉴定工作均衡发展;三是提高了检察技术部门鉴定工作的效率和鉴定人员的专业水平。

 

推进检察机关司法鉴定云平台建设

司法鉴定云服务系统是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技术信息中心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设计、统一实施的“四统一”原则下建设的电子检务基础应用系统工程。作为电子检务工程(中央本级建设部分)中检察决策支持平台的重要部分,司法鉴定云服务系统涵摄病理图像比对系统、打印暗记追踪查询系统、印文鉴定辅助系统、专业标准规范系统、司法鉴定法律法规系统、司法鉴定典型案例系统、司法鉴定百科系统、司法鉴定专业文献系统,能为电子检务工程的司法办案等业务提供办案辅助、远程办案、研讨交流、资料库以及云平台统一门户及管理等业务应用支撑。

检察机关司法鉴定云平台建设对整个司法鉴定领域的质量、效率及公信力提升均具有借鉴意义。建设司法鉴定“云平台”系统,不仅可以打破各鉴定机构之间的业务沟通壁垒,在遇到司法鉴定疑难问题时,汇集众智,联合不同地区的技术专家通过该平台快速解决鉴定中的难题,最大限度提高司法鉴定的质量与效率。同时,通过“云平台”系统,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基本情况及实时的执业情况也能得到完整记录,司法行政部门可以利用网络进行监管。此外,网络监管也有助于鉴定公开,提升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力度,在鉴定行业内部形成相互促进,彼此监督的机制氛围。

 

创新检察机关司法鉴定实验室管理系统建设

为规范司法鉴定活动,保障司法鉴定质量,提升司法鉴定管理水平,按照最高检的部署,各地检察机关有序开展司法鉴定机构资质认证和司法鉴定实验室的认可工作。各地检察机关通过制定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实验室建设规划,不断完善检察机关司法鉴定管理和工作制度。

以河北省人民检察院为例,20193月,河北省检察院司法鉴定实验室7个项目通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评审,成为全国检察系统第一个录音资料鉴定和图像资料鉴定专业均通过CNASISO 17025 质量体系)评审的司法鉴定机构。在此基础上,河北省检察院司法鉴定实验室以申请通过CNAS国家认可为契机,开发一个实验室管理系统,具体包括四个子系统。其中,业务子系统涵盖检验鉴定、勘验检查、技术协助、文证审查等主要的司法鉴定业务流程;质量要素管理子系统用于管理CNAS体系文件中的质量要素;技术要素管理子系统用于管理CNAS管理体系文件中的技术要素;系统管理子系统用于管理和维护本系统的基础数据。该系统具有以下优势:一是实现了质量保证体系的网络化存取,提供了方便的查询、访问手段,使实验室质量控制落到实处;二是用程序控制检验流程和用户权限管理,规范了司法鉴定工作;三是为实验室提供一个全方位的实时监控平台,进行实验室过程跟踪;对影响检测结果的关键因素(人、机、料、法、环、测)进行控制,确保实验结果的可溯源。

检察机关司法实验室管理系统将现代管理思想与网络技术、数据存储技术、快速数据处理技术、自动化仪器分析技术有机结合起来,将检察机关司法鉴定业务流程与实验室国家认可的体系文件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司法鉴定业务的流程控制、网络化审批和文档的规范化管理。检察机关司法鉴定实验室管理系统的建设与实施,使实验室建设与检察技术发展同步,促进司法鉴定质量的不断提高,为检察机关司法鉴定工作走向正规化、信息化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探索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司法鉴定中的应用

2017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强调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要加强相关专业技术队伍建设,健全对鉴定意见等技术性证据的科学审查机制,全面落实证据裁判规则。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背景下,庭审实质化成为趋势,专家辅助证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法庭上,大量案件争议的焦点往往集中在技术性证据方面,质证对抗越来越激烈。新的形势对检察机关司法鉴定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亟须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高新科技,用技术手段充分释放司法鉴定应有的证据功能的同时,进一步规范司法鉴定管理。如在信息化支持技术办案方面,上海检察机关进行了证据联审的探索。以法医网上文证审查为例,在案件受理、电子卷宗分流时,自动将四类案件(故意伤害、寻衅滋事、聚众斗殴、妨害公务)的“伤势鉴定材料”推送至检察官和法医,依托法医的技术知识,将审查结论第一时间送达检察官,为检察官出庭提供专业支持。软件运行一年多以来,实现伤势鉴定文证审查的全覆盖,发现和纠正各类鉴定问题数十项,为防止冤假错案提供有效技术支持。

2018年,湖北省武汉市检察院与武汉大学等五家单位签署“智慧检务创新研究院检察区块链联合实验室”合作协议。该实验室以检察区块链研究为主要方向,探索区块链技术在检察机关的应用。同年,山东省司法厅亦表示,将探索区块链技术在司法鉴定等领域的应用。鉴于通过去中心化的区块链底层技术,有助于实现司法鉴定管理、实施和使用上的数字化和智能化,保障司法鉴定管理、使用活动和鉴定行为的可追溯性和可视化。可以预见,“区块链+”将成为“检察区块链取证设备”之后,智慧检务的又一应用热点。

 

 

上海市司法鉴定管理条例(草案)亮点

/陈邦达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处副处长(挂职)

 

近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向社会公布《上海市司法鉴定管理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这部立法被确立为2019年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的正式项目。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的《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是我国规范司法鉴定管理活动的重要法律,在该法的基础上,司法部相继颁布了《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等部门规章,为加强司法鉴定活动日常管理、规范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但由于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差异,各省(市)司法鉴定行业的发展水平、管理实践、执法难点等方面具有特殊性,因此目前全国已有二十多个省(市)因地制宜,相继制定了地方司法鉴定管理条例。

经过长期的探索和酝酿,上海市正式启动地方司法鉴定管理条例的立法工作。在前期立法调研阶段,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对做好上海司法鉴定管理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要坚持问题导向,找准司法鉴定领域的难点、痛点和盲点,制定全流程、全要素管理制度,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调整完善;要着力培养一批高资质、高水平的司法鉴定机构,把上海司法鉴定打造成上海法律服务的重要品牌。

在立法调研工作阶段,上海市人大监察司法委提前介入立法调研,归纳了上海市司法鉴定存在的准入门槛低、执业能力参差不齐、执业活动不规范和鉴定“黄牛”等四大乱象。今年521日,上海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对草案进行了分组审议。目前,《条例草案》正在听取社会各方意见基础上进行修改。从《条例草案》的内容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亮点:

 

建设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管理平台

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只明确了对法医类、物证类、声像资料类、环境损害类等“四大类”司法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实行登记管理,因此地方管理条例无法突破上位法的这一规定,对“四大类”之外其他司法鉴定业务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应该如何管理一直是个老大难的问题。《条例草案》遵循上位法的规定,对“四大类”司法鉴定,由司法行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的同时,在《条例草案》第21条、第22条创设了“公共法律服务平台”作为对建筑工程、知识产权等“四大类”外鉴定机构进行日常监管的平台,这是上海市司法鉴定管理《条例草案》的一项制度创新。对此,《条例草案》第21条规定:鼓励“四大类”外的鉴定机构、鉴定人通过这一平台公告其主体信息,从事司法鉴定业务信息。在调研中有观点认为,“四大类”外的鉴定机构、鉴定人本身数量居多、良莠不齐,一旦平台对所有的“四大类”外的鉴定主体开放,会造成部分业务水平相对不足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通过进入平台成为办案机关优先委托鉴定的对象,造成滥竽充数的后果。因此,有代表建议“四大类”以外的其他鉴定机构、鉴定人必须通过它们所隶属的行业主管部门及市司法鉴定行业协会在公平的前提下择优遴选部分鉴定机构、鉴定人推送至公共法律服务平台,从而保证这部分鉴定业务的质量。

 

委托鉴定的途径选择

对于“四大类”以内的司法鉴定,办案机关应当通过本市统一的司法鉴定委托平台,在名册中随机抽选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对于“四大类”以外的其他鉴定事项,《条例草案》第22条规定,办案机关可以优先委托已通过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公告的其他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对于委托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产生方式,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主张择优的原则。即从鉴定机构、鉴定人中选择高水平、高质量的鉴定主体进行委托鉴定。第二,主张随机的原则。即通过随机性的抽选方法,避免人为因素的干扰。第三,主张双方协商的原则。即对民事案件的鉴定,在当事人协商基础上产生鉴定机构、鉴定人。对于当事人协商不成的,则由法院指定鉴定机构、鉴定人。

 

完善司法鉴定投诉和处理机制

《条例草案》第45条规定,个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鉴定机构、鉴定人在执业活动中有违法违规情形的,可以向司法行政部门或者行业主管部门投诉。并在第46条列举了投诉不予受理的情形。值得注意的是,今年6月起实施的《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对投诉处理的情形与草案规定存在不一致。司法部这一规章第15条第一项规定“投诉事项已经司法行政机关处理,或者经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结案,且没有新的事实和证据的”,并且投诉不予受理的情形只限于五种情形;但《条例草案》第46条的表述是“投诉事项已经司法行政部门、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处理”,并且将“鉴定意见已被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作为证据采纳的”列入不予受理的情形。个人认为,后续立法修改应当注意几个问题:第一,投诉不予受理的情形直接决定了当事人对司法鉴定投诉的范围,因此必须慎重处理二者的衔接。第二,接受投诉处理的机关即包括司法行政部门或者行业主管部门,这样的表述语意不清,应明确各自的投诉处理归口单位,防止重复投诉、互相推诿。

 

建立专家委员会咨询制度

长期以来,在我国司法过程中存在着“重复鉴定”的顽疾,同一鉴定客体往往基于同样目的重复鉴定多次。虽然重新鉴定有其合理性,它对认定事实真相、复查监督初次鉴定、强化司法鉴定人的责任心、帮助当事人释疑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但也造成浪费鉴定资源、增加诉讼成本、拖延诉讼时间等后果。因此,设定防止重复鉴定的机制确有必要。《条例草案》第36条规定,本市建立完善司法鉴定专家委员会咨询制度,司法鉴定专家委员会由相关专业领域内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并熟悉相关司法鉴定业务,同时具备良好的科学道德和职业操守、健康状况良好的人员组成。

对于特别疑难、复杂、特殊的技术问题以及有较大争议的鉴定案件,办案机关可以委托司法鉴定专家委员会提供专家咨询意见。通过专家委员会咨询制度,可以发挥诸多鉴定机构、鉴定专家集思广益的优势,实现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以“专家会鉴”的方式得以解决,也能从管理体制上解决避免重复鉴定的问题。

 

建立管理与使用相衔接机制

《条例草案》第47条规定,上海市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将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名册和其他鉴定机构、其他鉴定人的信息提供给人民法院等办案机关,人民法院应当将鉴定人出庭作证和鉴定意见采信等情况向同级司法行政部门通报。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将法院通告的上述情况作为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定期考核、诚信评价的重要依据。这一规定也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建立司法鉴定管理与使用衔接机制的意见》,并结合上海工作实际,进行的制度创新,其目的在于实现司法机关与司法行政的信息对接、信息共享,并将鉴定人出庭作证作为纳入管理考核的重要指标,促进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

 

治理“黄牛”鉴定出狠招

在《条例草案》前期调研过程中,立法部门发现本市存在“黄牛”鉴定揽案、拉客户,鉴定机构支付回扣承揽鉴定业务、违规设点等现象,影响了上海司法鉴定的公信力和鉴定行业的有序发展。本次立法坚持“问题导向”的原则,通过多管齐下治理“黄牛”鉴定乱象。例如,《条例草案》第38条规定:“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不得以支付回扣或者介绍费进行虚假宣传,诋毁其他同业机构和人员等不正当手段招揽司法鉴定业务。”《条例草案》还设定了严厉的处罚手段,在法律责任条款中规定,鉴定机构有支付回扣、介绍费,进行虚假宣传等不正当行为的,依法处罚。在失信惩戒方面,对被司法行政部门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实行“一票否决”,禁止其再次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

总之,本次《条例草案》采取了开门立法的方式,广泛征求社会各方的意见。司法鉴定本身具有较强的法律属性和科学属性,因此司法鉴定的立法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同样对立法人员、执法人员提出了专业性极强的要求,有鉴于此,《条例草案》将进一步认真听取司法行政部门、办案机关、司法鉴定行业协会、鉴定机构及鉴定人等方面的意见,最终铸造一部体现上海特色的司法鉴定管理地方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