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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试毒 明星失格
时间:2019-07-04

      

以身试毒  明星失格

 

201811月,羽泉组合之一的陈羽凡因吸毒被抓,20191月,前国脚高峰因再次吸毒被捕,今年4月,韩国明星朴有天承认吸毒,如此负能量,何以为明星?

明星因自带关注“流量”,一举一动均容易影响社会发展,身肩更多社会责任。随着明星吸毒消息频繁曝光,对社会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作为资深法治类媒体刊物,我们也在深思:怎样的立法才能进一步控制明星吸毒?明星吸毒背后有怎样的心理问题?国外有哪些不错的禁毒法案值得借鉴?

626日为国际禁毒日,值此本期策划我们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尝试解读以上一系列问题,真诚希望所有明星对得起社会给予的光环,切勿迷失,已经走上吸毒之路的明星们,可以戒除毒瘾,重回健康向上的生活轨迹。

 

本刊编辑部

 

 

明星吸毒:堕落于“人造”天堂

/本刊记者  夏春晖

 

 

20181126日,“羽泉”组合成员之一的陈羽凡因吸毒被抓,今年4月,韩国偶像天团JYJ成员朴有天承认吸毒,527日日本偶像团体KAT-TUN前成员田口淳之介承认有十年吸毒史,这些消息均令粉丝哗然。

作为明星,自带对社会有影响力的“流量”,他们理应向这些“流量”传递更多正能量。让人失望的是,总有一些人用试毒的方式,沉浸在毒气弥漫的“人造”天堂中风流快活,这种堕落级快活,“自杀”了前程,更被社会深恶痛绝之。

 

浸于染缸  明星失格

去年11月,《人民日报》发布微博:1126日,石景山公安分局根据群众举报,在本市某小区抓获2名涉毒违法人员,其中一人为43岁歌手陈羽凡,现场起获冰毒7.96克、大麻2.14克。经尿检,陈羽凡呈冰毒类和大麻类阳性。

陈羽凡被捕后,平安北京官方微博发布评论:毒品,让“最美(羽泉成名曲)”凋零。

言简意赅的评论,道出毒品对明星艺人前程的致命打击。当年港台歌手苏永康、杜德伟,内地歌手毛宁、满文军、尹相杰、李代沫,港台演员柯震东、成龙儿子房祖名,内地演员傅艺伟,还有日本红星酒井法子等一连串明星,因“吸毒”二字,盖过他们之前所有的作品,从此销声匿迹于娱乐圈。

更可怕的是,不少明星因“毒”去世。流行音乐史最伟大歌手之一的猫王,因吸毒过量去世;美国“天后级”歌手惠特尼·休斯顿因前夫染上毒瘾后,曾自虐导致遍体鳞伤,去世时年仅48岁;奥斯卡影帝菲利普·塞默·霍夫曼(Philip Seymour Hoffman)被发现死于纽约的公寓中,享年46岁,警方在菲利普·塞默·霍夫曼的尸体上发现了针头……

明星涉毒丑闻频繁曝光,在批评和反对声中,明星多以“我错了”向社会认错,只是这句“我错了”,不足以为娱乐圈的丑态埋单。别以为哪里都是舞台,真情与演技有时候一目了然。面对越来越廉价的“对不起”,公众和资本都已失去信任。陈羽凡被捕后,正紧锣密鼓彩排的全国巡演全部取消,损失达千万。李代沫涉毒事发前,演出费已达38/场,手握多份广告代言合同,吸毒事件曝光后,演出商与广告商悉数退出。

浸于染缸的明星,染上吸毒的那刻,已然失去做明星的资格。有些事情可以通过赔礼道歉,照价赔偿的方式解决,而吸毒这般触及底线,触犯法律的事情,绝不是用鞠躬道歉、用钱可以轻易解决的,“对不起”无法为娱乐圈的吸毒丑态埋单——廉价的不是那句“对不起”,而是明星在光环下的言行迷失。

 

“毒”事背后  立法严惩

明星吸毒屡次曝光后,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早前上海正式施行《上海市禁毒条例》(简称条例),上海首创在禁毒立法中建立文化市场禁入机制。《条例》第十四条对禁止吸毒人员参与制作广播电视节目或举办、参与文艺演出做出了明确规定。即不得邀请因吸毒行为被公安机关查处未满三年或者尚未戒除毒瘾的人员作为主创人员参与制作广播电视节目,或者举办、参与文艺演出;对前述人员作为主创人员参与制作的电影、电视剧、广播电视节目以及代言的商业广告节目,不予播出。

如此规定,将作品主创人员是否吸毒纳入了演艺作品和广告作品制作的过程之中,使主创人员不得吸毒的要求,与作品创作团队的整体利益和其他创作人员个人利益捆绑在一起。

《中国青年报》对此规定也曾发表相关议论,认为此规定要进入实际操作层面,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

其一,如何准确界定“主创人员”。目前,并没有“主创人员”的固定定义,往往是停留在行业内部的习惯性称谓上,或左或右,并无大碍。但如果条例正式通过此规定,就必须准确定义“主创人员”,以防在“主创人员”的认定上加入过多的主观因素,避免出现“该禁的没禁,不该禁的禁了”的情形。

其二,由谁来认定和决定禁播。条例草案第46条规定了文化市场禁入的处罚办法,明确由文化综合执法机构对该禁播却没有禁播的邀请方、播出方予以处罚。由此倒推,就是将认定和决定禁播的主体交给了邀请方和播出方,这样就加重了邀请方和播出方的责任。邀请方和播出方对主创人员吸毒知情的话,如此规定无可厚非。但如果他们对此不知情的话,怎么办?是不是得向外求证,向谁求证?这就需要禁毒委发挥协调作用,建立好“因吸毒行为被公安机关查处未满三年或者尚未戒除毒瘾的人员”信息库,以供查询。邀请方、播出方经过查询,主创人员不在上述信息库之列,就可放心邀请、播出了。

除了上海,山东省也颁布了《山东省禁毒条例》。根据《条例》规定,广播影视、文艺表演团体以及相关单位,邀请因吸毒行为被公安机关查处未满3年或者尚未戒除毒瘾的人员作为主创人员参与制作广播电视节目、参与文艺演出,或者播出其作为主创人员参与制作的电影、电视剧、广播电视节目的,由文化综合执法机构依法责令改正,并对邀请方、播出方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由于对明显涉毒问题进行了明确规定,该《条例》再次引发社会关注。

我国根据《禁毒法》《戒毒条例》相关规定,对吸毒行为采取“一次罚款、拘留——二次社区戒毒——三次强制隔离戒毒”的处罚法。即吸毒人员第一次被公安机关查获的,给予罚款或拘留的治安处罚;第二次被查获的(被认定为吸毒成瘾的)责令其进行社区戒毒,期限为3年;第三次被查获的(被认定为吸毒成瘾严重的),决定对其进行强制隔离戒毒,期限一般为2年。在执法过程中,明星与其他公众相同,根据其吸毒行为的具体情形,采取相应的处罚或戒毒措施。

各地方相继出台针对明星吸毒的禁毒条例后,有观点认为:通过禁毒条例的形式限制明星复出、禁止播放涉毒明星出演的影视剧,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与《禁毒法》第52条规定的“戒毒人员入学、就业、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受歧视。有关部门、组织和人员应当在入学、就业、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对戒毒人员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帮助”相违背。

为此吉林大学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研究生,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禁毒学系讲师王瑞园解释:“这是对相关规定和政策的一种误读。”他认为,加大对明星吸毒的处罚力度与帮助、挽救吸毒人员二者之间并不冲突,二者是相互促进和补充的关系。这种做法是减少毒品需求的应有之义,也是禁毒工作的现实所需。

首先,在一定时间内限制涉毒明星复出、禁播其参演的影视剧等规定并非是对明星的歧视,也并未侵犯其就业、社会保障等权利。劳动就业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的基本权利,任何人不得剥夺。需要注意的是,《条例》限制的是涉毒明星参与的、具有广泛传播意义的行为,这系因其吸毒的违法行为而产生的职业或工作内容限制,而非对其就业的限制。实际上,对于涉毒明星而言,在一定期间内减少其参演影视剧等活动,有利于其毒瘾的有效戒治,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负面舆论所形成的压力,对于涉毒明星也是一种保护。因此,《条例》的规定与不得歧视吸毒人员的规定并不违背,不能片面理解二者关系。

其次,从立法权限和具体规定而言,采取地方性法规形式加大明星吸毒处罚成本是符合法律要求的。我国《立法法》第72条、第73条对地方性法规的立法工作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如第73条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做出规定:“(一)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二)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因此,《条例》对于在一定期限内禁止明星复出、禁止相关单位邀请明星参与演出,对邀请方、播出方罚款的规定,与我国现行法律或行政法规并不抵触。各省可以根据不同毒情,结合本地区禁毒工作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遵循相关的立法程序基础上,制定地方性法规,对涉毒行为做出更为细致和合理的处罚规定。

另外,从现实毒情看,对于明星吸毒行为给予更为严厉的处置,符合禁毒工作的实际需要,能够在全社会形成抵制毒品的良好氛围。明星作为公众人物,具有庞大数量的粉丝,特别是部分青少年极易产生盲目崇拜、跟从效仿的现象。为此,公众人物的身份决定了其在道德操守和遵纪守法方面应当具有更高的要求,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共同体意识。通过禁演、禁播等规定,加大明星吸毒成本,形成一定的法律威慑,能够较好地实现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作用,在全社会形成“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浓厚氛围,有利于毒品预防教育工作的有效展开,对净化社会风气、倡导健康价值观具有积极深远的影响。

生而为人,没有任何理由应该碰毒,明星亦是人,犯了错,严惩不贷。

 

 

明星 “毒事”频发不止于压力

/振宇

 

 

20181126日,“羽泉”组合成员之一的陈羽凡因吸毒被抓,今年4月,韩国偶像天团JYJ成员朴有天承认吸毒,527日日本偶像团体KAT-TUN前成员田口淳之介承认有十年吸毒史,这些消息均令粉丝哗然。

作为明星,自带对社会有影响力的“流量”,他们理应向这些“流量”传递更多正能量。让人失望的是,总有一些人用试毒的方式,沉浸在毒气弥漫的“人造”天堂中风流快活,这种堕落级快活,“自杀”了前程,更被社会深恶痛绝之。

 

浸于染缸  明星失格

去年11月,《人民日报》发布微博:1126日,石景山公安分局根据群众举报,在本市某小区抓获2名涉毒违法人员,其中一人为43岁歌手陈羽凡,现场起获冰毒7.96克、大麻2.14克。经尿检,陈羽凡呈冰毒类和大麻类阳性。

陈羽凡被捕后,平安北京官方微博发布评论:毒品,让“最美(羽泉成名曲)”凋零。

言简意赅的评论,道出毒品对明星艺人前程的致命打击。当年港台歌手苏永康、杜德伟,内地歌手毛宁、满文军、尹相杰、李代沫,港台演员柯震东、成龙儿子房祖名,内地演员傅艺伟,还有日本红星酒井法子等一连串明星,因“吸毒”二字,盖过他们之前所有的作品,从此销声匿迹于娱乐圈。

更可怕的是,不少明星因“毒”去世。流行音乐史最伟大歌手之一的猫王,因吸毒过量去世;美国“天后级”歌手惠特尼·休斯顿因前夫染上毒瘾后,曾自虐导致遍体鳞伤,去世时年仅48岁;奥斯卡影帝菲利普·塞默·霍夫曼(Philip Seymour Hoffman)被发现死于纽约的公寓中,享年46岁,警方在菲利普·塞默·霍夫曼的尸体上发现了针头……

明星涉毒丑闻频繁曝光,在批评和反对声中,明星多以“我错了”向社会认错,只是这句“我错了”,不足以为娱乐圈的丑态埋单。别以为哪里都是舞台,真情与演技有时候一目了然。面对越来越廉价的“对不起”,公众和资本都已失去信任。陈羽凡被捕后,正紧锣密鼓彩排的全国巡演全部取消,损失达千万。李代沫涉毒事发前,演出费已达38/场,手握多份广告代言合同,吸毒事件曝光后,演出商与广告商悉数退出。

浸于染缸的明星,染上吸毒的那刻,已然失去做明星的资格。有些事情可以通过赔礼道歉,照价赔偿的方式解决,而吸毒这般触及底线,触犯法律的事情,绝不是用鞠躬道歉、用钱可以轻易解决的,“对不起”无法为娱乐圈的吸毒丑态埋单——廉价的不是那句“对不起”,而是明星在光环下的言行迷失。

 

“毒”事背后  立法严惩

明星吸毒屡次曝光后,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早前上海正式施行《上海市禁毒条例》(简称条例),上海首创在禁毒立法中建立文化市场禁入机制。《条例》第十四条对禁止吸毒人员参与制作广播电视节目或举办、参与文艺演出做出了明确规定。即不得邀请因吸毒行为被公安机关查处未满三年或者尚未戒除毒瘾的人员作为主创人员参与制作广播电视节目,或者举办、参与文艺演出;对前述人员作为主创人员参与制作的电影、电视剧、广播电视节目以及代言的商业广告节目,不予播出。

如此规定,将作品主创人员是否吸毒纳入了演艺作品和广告作品制作的过程之中,使主创人员不得吸毒的要求,与作品创作团队的整体利益和其他创作人员个人利益捆绑在一起。

《中国青年报》对此规定也曾发表相关议论,认为此规定要进入实际操作层面,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

其一,如何准确界定“主创人员”。目前,并没有“主创人员”的固定定义,往往是停留在行业内部的习惯性称谓上,或左或右,并无大碍。但如果条例正式通过此规定,就必须准确定义“主创人员”,以防在“主创人员”的认定上加入过多的主观因素,避免出现“该禁的没禁,不该禁的禁了”的情形。

其二,由谁来认定和决定禁播。条例草案第46条规定了文化市场禁入的处罚办法,明确由文化综合执法机构对该禁播却没有禁播的邀请方、播出方予以处罚。由此倒推,就是将认定和决定禁播的主体交给了邀请方和播出方,这样就加重了邀请方和播出方的责任。邀请方和播出方对主创人员吸毒知情的话,如此规定无可厚非。但如果他们对此不知情的话,怎么办?是不是得向外求证,向谁求证?这就需要禁毒委发挥协调作用,建立好“因吸毒行为被公安机关查处未满三年或者尚未戒除毒瘾的人员”信息库,以供查询。邀请方、播出方经过查询,主创人员不在上述信息库之列,就可放心邀请、播出了。

除了上海,山东省也颁布了《山东省禁毒条例》。根据《条例》规定,广播影视、文艺表演团体以及相关单位,邀请因吸毒行为被公安机关查处未满3年或者尚未戒除毒瘾的人员作为主创人员参与制作广播电视节目、参与文艺演出,或者播出其作为主创人员参与制作的电影、电视剧、广播电视节目的,由文化综合执法机构依法责令改正,并对邀请方、播出方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由于对明显涉毒问题进行了明确规定,该《条例》再次引发社会关注。

我国根据《禁毒法》《戒毒条例》相关规定,对吸毒行为采取“一次罚款、拘留——二次社区戒毒——三次强制隔离戒毒”的处罚法。即吸毒人员第一次被公安机关查获的,给予罚款或拘留的治安处罚;第二次被查获的(被认定为吸毒成瘾的)责令其进行社区戒毒,期限为3年;第三次被查获的(被认定为吸毒成瘾严重的),决定对其进行强制隔离戒毒,期限一般为2年。在执法过程中,明星与其他公众相同,根据其吸毒行为的具体情形,采取相应的处罚或戒毒措施。

各地方相继出台针对明星吸毒的禁毒条例后,有观点认为:通过禁毒条例的形式限制明星复出、禁止播放涉毒明星出演的影视剧,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与《禁毒法》第52条规定的“戒毒人员入学、就业、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受歧视。有关部门、组织和人员应当在入学、就业、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对戒毒人员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帮助”相违背。

为此吉林大学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研究生,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禁毒学系讲师王瑞园解释:“这是对相关规定和政策的一种误读。”他认为,加大对明星吸毒的处罚力度与帮助、挽救吸毒人员二者之间并不冲突,二者是相互促进和补充的关系。这种做法是减少毒品需求的应有之义,也是禁毒工作的现实所需。

首先,在一定时间内限制涉毒明星复出、禁播其参演的影视剧等规定并非是对明星的歧视,也并未侵犯其就业、社会保障等权利。劳动就业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的基本权利,任何人不得剥夺。需要注意的是,《条例》限制的是涉毒明星参与的、具有广泛传播意义的行为,这系因其吸毒的违法行为而产生的职业或工作内容限制,而非对其就业的限制。实际上,对于涉毒明星而言,在一定期间内减少其参演影视剧等活动,有利于其毒瘾的有效戒治,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负面舆论所形成的压力,对于涉毒明星也是一种保护。因此,《条例》的规定与不得歧视吸毒人员的规定并不违背,不能片面理解二者关系。

其次,从立法权限和具体规定而言,采取地方性法规形式加大明星吸毒处罚成本是符合法律要求的。我国《立法法》第72条、第73条对地方性法规的立法工作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如第73条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做出规定:“(一)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二)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因此,《条例》对于在一定期限内禁止明星复出、禁止相关单位邀请明星参与演出,对邀请方、播出方罚款的规定,与我国现行法律或行政法规并不抵触。各省可以根据不同毒情,结合本地区禁毒工作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遵循相关的立法程序基础上,制定地方性法规,对涉毒行为做出更为细致和合理的处罚规定。

另外,从现实毒情看,对于明星吸毒行为给予更为严厉的处置,符合禁毒工作的实际需要,能够在全社会形成抵制毒品的良好氛围。明星作为公众人物,具有庞大数量的粉丝,特别是部分青少年极易产生盲目崇拜、跟从效仿的现象。为此,公众人物的身份决定了其在道德操守和遵纪守法方面应当具有更高的要求,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共同体意识。通过禁演、禁播等规定,加大明星吸毒成本,形成一定的法律威慑,能够较好地实现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作用,在全社会形成“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浓厚氛围,有利于毒品预防教育工作的有效展开,对净化社会风气、倡导健康价值观具有积极深远的影响。

生而为人,没有任何理由应该碰毒,明星亦是人,犯了错,严惩不贷。

 

 

明星 “毒事”频发不止于压力

/振宇

 

 

明星涉毒似乎成为演艺圈一种屡禁不止的怪象。

人们在感叹演艺圈的混乱、乌烟瘴气时,同样持着一个疑问:演艺圈真的需要毒品才能释放压力、寻找灵感吗?这些明星为什么会成“瘾君子”?今天我们就从心理专业的角度来探析一番。

 

深陷毒品亚文化

从外部环境来说,娱乐圈存在着一个“毒品亚文化”环境。所谓亚文化,是为某些群体和某一地域的群体所认同的非主流的文化现象。一般,亚文化是文化多元与繁荣的表现,但是也有部分亚文化是文化领域中的恶性毒瘤,比如“毒品亚文化”。

毒品亚文化,开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影响深远的嬉皮士颓废派运动时期,大量的吸毒者,特别是青少年吸毒者在美国出现,随之在所有西方国家出现,并产生了一种与主流文化相对立又并存的亚文化形式。这种亚文化包括一定的社会风尚成分,或者说,吸毒不再仅仅满足自己的毒瘾,而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时尚,一个用来划分是不是“同类”、是否具有共同审美和生活趣味的标准。

伴随着这种毒品渗透其中的享乐文化影响的扩大,空虚的人迫切寻求解脱、刺激,欲宣泄情绪,而毒品助长了这些人进入幻觉世界的主观性体验。“彰显个性、追求快乐、象征身份”成为被亚文化圈赋予毒品的积极特征,毒品被当作流行文化、前卫文化以供娱乐。吸毒也被赋予符号寓意,在吸食毒品人的眼中,吸食毒品象征着身份和地位。吸毒明星认为,我能够掌握别人不能掌握到的资源,或者我能够做到别人不能做的事情,显然此时“吸毒”成了身份的勋章,至于吸的是什么已经不再重要。

亚文化圈的存在为吸毒群体提供外部环境支撑和内在心理信念支撑。圈子通过内部的文化压力将个体与正常世界隔离,使个体表现出更多的心理服从性。吸毒,似乎成为娱乐圈的生存法则。导演张元曾坦言:最初接触毒品是受圈里朋友的影响。一些刚出道的明星,为了能更好地发展、融入圈子而冒险涉毒,最终正常的社会链被打破,陷入亚文化圈里无法自拔。当进入圈子后,个体为减少内心冲突所带来的不适感,以群体内部认同的观念调整自身,产生从众行为。丧失个体自觉性,最终失去自我理性判断和独立选择,嵌入群体内部,形成一个坚实的“心理群体”。这也可以说是外部文化环境的“易感性”吧。

 

失足于禁果效应

禁果效应也被称作“亚当与夏娃效应”,意指越是禁止的东西,人们越想要得到手。比如你越希望掩盖某个信息不让别人知道,就越容易勾起别人的好奇。人都会有好奇心和逆反心理,比起摆在眼前的事实,那些被隐藏起来的秘密会更有诱惑力。如今,毒品在全球绝大部分地区都是属于违禁物品,但吸毒人数却逐年增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禁果效应”。另外,某些吸毒者或者媒体报道时会提及吸毒时的快感,让一些人对此产生好奇和期待。低端好奇心理的产生更多源于无聊,即对自己已成型的生活方式感到不满,在单调的生活中会产生空虚、乏味和麻木,迫切想寻找新鲜刺激。歌手满文军在妻子的生日宴会开起了“摇头派对”。其妻李俐在审讯中交代,长期相夫教子的生活让她觉得很平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摇头丸让她很兴奋,使她和满文军走上这条不归路。

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动力论(本我、自我、超我)中,“本我”代表欲望,是人与生俱来的生命本能,遵循快乐原则,要求最大限度地满足本能,获得快乐,避免痛苦。“超我”是道德化的我,作为人格中的管制者,遵循理想原则,限制本我。“自我”在本我和超我间寻求平衡,遵循现实原则,促使人格内部协调并保证外界交往活动顺利进行,不平衡时则会产生心理异常。虽然普通人也会遇到本我和超我的冲突,但是普通人面对压力的心理调适方法,可以用情绪宣泄、倾诉等,而对于“明星”这个特殊的身份,当然是不允许随意的情绪宣泄的。明星成名后,他内心需要割裂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私人部分,另一个是公众部分。但作为一个人的整体来说,很难把这两部分的界限划分清楚。每天生活在“放大镜”之下, 明星的“本我”显然被束缚的比普通人多得多。吃饭走路需要注意个人形象,跟谁一起走、一起吃也不能随性,如果稍不注意,各种绯闻就会一齐来找麻烦。这样一来,就导致明星通过长期压抑自己的“本我”需求来适应现实环境和大众需求,所以他们更加容易出现挫败感和焦躁情绪,即使成功了也会感到莫名的失落。无奈又无助下更容易接受“吸毒”这种方式用来逃避压力,对一些吸毒明星来说,吸进去的不只是快感,还有一直苦苦追寻的精神层面的需求。 

如果一个人承受的来自“本我”“超我”和外界压力过大时,“自我”就会帮助启动防御机制,而像毒品这样的物质依赖是一种极强的防御机制,这种控制性的防御机制通过遁入身体,就会使人产生生理和心理的双重依赖。同时,毒品所产生的欣快感、巅峰体验会对明星们的吸毒行为进行强化,进而形成毒品依赖。

 

“不以为毒”的认知偏差

心理学上的情感和认知,常常被用来解释个体行为的内在动因。从个体认知角度上来理解,明星们对毒品的认知偏差就是“不以为毒”,这也是明星涉毒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明星们收入非常高,毒品一般也价格昂贵,所以娱乐圈也是毒贩最关注的领域,很多新型毒品也是针对这个群体而产生并不断的改进。于是,关于新型毒品能减肥、激发创作灵感的谣传在娱乐圈是占据一席之地的。“创作型明星”在面对创作困境时,要借由毒品产生的幻觉来激发创作灵感。导演张元吸毒被抓后审讯,表示第一次吸毒后,自己感觉非常好,思维畅通了,创作提高了,于是慢慢地对毒品产生了依赖。编剧宁财神称,他拿毒品当药,是想治疗长期写作疲劳激发的神经性呕吐。高强度的工作节奏能通过毒品得以缓解,效果立竿见影。

将毒品的致幻作用所产生的创造性幻觉当成灵感,将毒品包装成激发灵感来源的良药,这是一种错误的认知。毒品中的化学物质就是通过模拟多巴胺的作用或促进多巴胺递质的释放,启动大脑的奖赏机制,令人获得愉悦美好甚至飘飘欲仙的快感,并且因为感受愉悦,大脑会认为这种物质是好的,那么人就会一次又一次吸食毒品来获得满足。然而致幻类毒品所产生的幻觉并非是稳定的。当这个系统因为刺激过度之后,当毒品冲破血脑屏障,分泌过多的能产生快乐和兴奋的多巴胺因子,会导致大脑中化学物质结构发生改变,出现不可逆的损伤,使人逐渐变得反应迟钝,智力衰退。另一方面,毒品的确能减轻体重,但它是以消耗生命为前提的,长期吸食毒品会使面容枯槁、形容憔悴、精神错乱。科学家曾经用小白鼠做过一个实验,把小白鼠的大脑接上电极,然后在它的笼子里装一个踏板,小白鼠踩一下踏板,电极就会刺激它大脑中的奖励通路,产生愉悦的感觉,结果就是小白鼠一直踩踏板,最终在极度的快感中死去。

其实,从失去和得到两个维度来看,有些情况下,一些人会更在意获得的,或者说即时满足,从而忽略了自己失去的那部分。对于吸毒者而言,他们并不是不知道对毒品的依赖会让自己付出怎样的代价,但因为更迷恋即时满足的心理体验,他们还是会奋不顾身地选择“今朝有酒今朝醉”。

 

易成瘾人格因素

易成瘾人格理论认为:毒瘾和网瘾、性瘾、烟瘾等一样,罪魁祸首其实不是这些物品,而是与我们自身人格特质有关。国外心理数据表明,海洛因吸食者,在吸毒之前存在某种人格缺陷,容易简单从快乐原则出发希望借毒品满足欲望,此类人格被称为海洛因人格,即缺乏自我控制、享乐主义,情绪常处抑郁状态,违反常规。就成瘾人格的人来说,毒品只是促使成瘾发生的触发器罢了。对谁成瘾与个人生活经历有关,所以不同的人可以有完全不同的依赖品。易成瘾人格和普通人第一次接触毒品后对其的抵抗力是明显不同的,前者会立刻无条件缴械投降,普通人是会有逐渐上瘾的过程的。如果那些吸毒明星恰好有易成瘾人格的话,从戒毒所出来后要先去看心理医生,先从心理层面解决成瘾的心理问题,再从生理上戒除毒瘾才有可能不复发。

言及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是明星吸毒者,可能背后的原因是不一样的。吸毒就好像一种疾病,要找到它的病因,喂药退烧,才能有效。当然,希望不仅仅是明星能严于律己,远离毒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远离这些危害自己身心健康,危害社会安全的毒品。用一句说烂了的老话就是:人人都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探究国外戒毒模式

/李忠东

 

 

美国加大打击力度

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数据显示,全世界生产的毒品60%以上输往美国,使之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费国。2004年以来吸毒者占全国人口的8.2%,从2004年到201612岁以上的人群中吸食过海洛因的人数上升了63%,死亡人数增加3倍。

另一方面,美国也在不断加大打击吸毒贩毒的力度,相关的法律法规相对完善。1914年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禁毒法案《哈里森毒品法》出台,为此后半个多世纪管制毒品问题的司法惩治模式奠定了基础。1966年颁布的《麻醉品成瘾康复法》,规定吸毒成瘾者可以自愿通过民事程序进入公共医疗机构进行治疗,通过接受社区治疗而撤销指控。随着医学的发展和公众对毒品成瘾的认知,医疗模式开始受到政府的重视。1970年实施的《毒品滥用预防和管制综合法》更加注重司法惩治和医疗模式的结合,以心理行为治疗为核心。

美国联邦政府重视社区戒毒模式,20世纪70年代成立社区反毒联合体。它由家属、教师、警察、医疗工作者、政府工作人员及其他社区戒毒力量组成,已成为一个资金来源充足、发展模式健全、评估机制完善的全国性反毒机构,在社区戒毒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社区反毒联合体通过下设的执行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为社区戒毒工作提供详细指导,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并协调社区活动,例如实行同伴教育,帮助学校和社区组织实施毒品预防宣传教育等。大多数社区还组建有戒毒者自治组织,主要由吸毒者参与,通过集体分享戒毒体验以及互相帮助、鼓励和监督的方式达到长期戒除毒瘾的目标。

为了帮助吸毒者戒毒,美国双管齐下,采用“社区治疗康复模式”和“医疗戒治模式”。“社区治疗康复模式”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逐渐发展壮大,现已推广到全世界70多个国家。它通过专业人士、康复病人和病人家属一起对吸毒成瘾人员个别指导、集体治疗、技能培训和职业辅导,促使吸毒成瘾人员自我承认、反省、行动、成长和觉醒,最终戒除毒瘾,回归正常生活,重建社会关系。

“医疗戒治模式”主要包括美沙酮替代治疗计划和医院急性戒毒计划。前者主要针对阿片类药物高度成瘾的吸毒人员,用替代递减服用美沙酮的方法控制毒瘾,同时提供心理治疗、职业培训及开展艾滋病干预项目等工作,使成瘾者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功能,避免或减少吸毒人员死亡及其他违法行为。后者以年轻的吸毒成瘾人员为目标,进行包括身体、心理、教育和法律等方面的培训和矫治,在医院及时解除毒品戒断症状。为了预防毒瘾复发,还要采取一定时间的持续医疗照顾。

美国监狱和其他劳教场所的犯人多数存在药物滥用问题,在监禁期间至少吸食过一次毒品的占到三分之一。为此实施了一整套戒毒计划,有毒瘾的犯人需要完成至少500小时的集中矫正训练任务。对高风险毒瘾强的罪犯,则进行强制性住院式的戒毒治疗和相关处罚。    

 

新加坡执法从严

吸毒贩毒是一个全球性问题,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吸食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针对不断蔓延的严峻形势,新加坡政府在执法、医疗和教育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举措,禁毒工作效果明显,在毒品预防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71年成立专门应对禁毒问题的中央肃毒局,并在各个警局设立肃毒单位,主要工作是收集疑似吸毒者的尿液用于检验和监视毒贩的行踪。

新加坡1973年颁布《滥用毒品法令》将吸毒定为严重的犯罪行为,而不是一般的治安违法行为。吸毒者及毒品拥有者最多可判处10年监禁或两万新加坡元罚款,也可以两者兼施,既监禁又罚款。凡贩卖、制造、出入境15克以上海洛因、30克以上吗啡和可卡因、500克以上大麻、200克以上大麻脂或者1200克以上鸦片者将被判处绞刑。如果携带海洛因1015克、吗啡和可卡因2030克、大麻330500克、大麻脂130200克或者鸦片8001200克,没有达到死刑标准,则被认定为非法交易,判处2030年监禁和15次鞭刑。鞭刑是一种残酷的刑法,长1.2米的鞭子用当地热带丛林中的藤条制作,上面带有原始的钩刺。打的部位以臀部为主,一鞭子下去皮开肉绽,身上会留下消不掉的疤痕。

新加坡强调“对毒品零容忍”的态度,通过戒毒康复等手段对吸毒者进行改造和脱毒治疗。与此同时以案说法,定期或不定期为公众讲解毒品的危害。禁毒宣传教育活动除了由中央肃毒局及各肃毒单位主办外,许多民间志愿团体和协会也承担了大量的工作。如新加坡防治嗜毒理事会定期为公众讲解毒品危害和禁毒策略等相关知识,增强社会公众拒毒防毒的意识和能力,切实远离毒品。中央肃毒局与教育部联合为中学生开设禁毒课程,规定为必修课。由禁毒专业教师授课,通过讲解使青少年了解毒品的特征、危害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组织学生走出课堂,实地参观监狱和戒毒所,有时也安排观看鞭刑现场。

值得一提的是,良好的社区环境助推了禁毒工作的开展。新加坡大部分国民都居住在组屋里,全国分为多个组屋区。这种由政府承担建筑的公共房屋制度经过多年的发展,各项运行体制和信息传递分享机制一应俱全。每个组屋区设有“邻里警岗”(警务室),居民通过参加各种活动相互熟悉。正是基于如此成熟的社区制度,禁毒工作特别是社区戒毒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由于社区居民的社会责任心较强,防范罪案发生的敏感度较高,在组屋区内发现涉嫌贩毒等行为时第一时间报案。“邻里警岗”及时做出预判,采取措施,联络肃毒单位。

戒毒者释放回到所属社区后,肃毒单位对其吸毒信息保密。他们接受社区日常监督,定期到肃毒单位尿检。如果未按要求前来尿检或尿检呈阳性,将再次送回戒毒所或被诉讼。社区环境的制约以及定期尿检的程序控制,使得新加坡吸毒人员的复吸率很低,一般都能重新回归社会。

新加坡政府鼓励戒毒后人员自主创业,并在资金支持和税收等方面实施优惠政策。许多公益组织为成功戒毒者提供了许多工作机会,并且在全社会倡导消除歧视、帮助关爱的氛围。在新加坡国家法院附近,“突破咖啡馆”引人注目。它成立于19837月,全部员工都曾是吸毒者。他们经过戒毒后重返社会,共同联合创业,过上正常的生活。

 

英国重视社区治疗

面对吸毒人数增加,违法犯罪行为日趋严重,家庭和社会问题频发,英国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起先后制定了《不当使用药品法》《药品分类管理法》和《警察与犯罪证据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每年投入戒毒工作的经费高达约150亿英镑,其中包含戒酒费用开支,因为英国将戒酒和戒毒一并纳入和同等对待。2001年成立英国戒毒政策战略委员会,每年用政府拨款的8亿英镑开展戒毒工作政策宣传、戒毒人员治疗、职业技能培训以及戒毒工作研究等。英国的戒毒体制由国家医疗服务体系、非政府组织性质的戒毒机构和商业运作模式组成,具体实施分监狱戒毒、社区治疗和康复互助小组治疗三种,在日常戒毒工作中相互建立了紧密协作关系。

在英国监狱中,55%的罪犯同时也是吸毒者,对他们进行戒毒治疗成为英国戒毒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154家监狱都设有戒毒中心,目前自愿加入戒毒的在押犯人共有4.9万名。由狱方提供相应的戒毒服务,政府承担涉及戒毒的所有费用。在被保释或被判社区服刑后,则转入社区治疗和康复。

在戒毒工作中,英国社区治疗与康复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互助小组治疗由多名戒毒者组成一个小组,分享戒毒体会,通过互相鼓励和督促坚定戒毒信念。这种戒毒治疗方法实行会员制,不接受政府资助,资金来源是会员捐款和自筹资金。英国成瘾康复基金会和英国匿名戒毒集团等非政府组织采用这种戒毒模式,通过推行以宗教信仰和精神力量为基础的“十二步法”、基于心理学理论的“自我管理与康复训练法”和亲近大自然的户外活动法等,唤起戒毒者的心灵力量、回归质朴生活。研究表明,参加积极的社会交际者的戒断率要比不参加社交者高出27%

英国戒毒机构十分尊重戒毒者的个人隐私权,除公众场所外,一律不安装监控摄像头;对于吸毒导致的精神病患者,除非明显带有攻击倾向者必须送交专门的精神病院外,戒毒机构通常会根据疾病程度的不同,安排13名工作人员24小时跟踪照管,决不会使用约束手段来对待。

在戒毒机构的工作人员中,有超过一半是曾经的吸毒者。自己的切身经历使他们能真正了解戒毒人员的实际需求和心理变化,因此能够提供最贴心的服务。“生命线组织”是英国最大的非政府组织开办的戒毒机构,拥有750名专职戒毒工作人员,心理师与医护者各占50%。该机构的执行总裁曾经有过25年的吸毒史,许多志愿者也是戒毒成功后转而自愿过来帮助工作的。“生命线组织”经常与监狱、警察、医院、社区、企业、学校及家人联系,获取各方面的支持,职业技能培训工作主要委托下游组织或中小企业负责。

 

 

管窥中国禁毒法律演进

/鞠秦仪

 

 

从几年前的房祖名、张默吸毒入罪到近期的陈羽凡吸毒被抓,从传统的海洛因、可卡因、摇头丸到近期出现的近似于“邮票”模样的新型毒品LSD,从港台电视剧电影里的大宗毒品交易场景到现实生活中,四散在娱乐场所的微量毒品买卖,毒品就像一个驱不散的幽灵,虽然无法看见却始终游荡在我们身边,也像一张庞大而恐怖的大网,笼罩着每一个人。

正与动物保护组织所宣扬的“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一样,毒品的真正根源在于其庞大而暴利的市场需求,在于饥渴而疯狂的吸毒人员。所以如何构建完善的禁毒法律体系,如何建立起针对吸毒人员的完善而有效的惩戒与强制戒毒制度都显得至关重要。

“以史为鉴”,我们旨在通过本文回顾近现代以来我国相关制度的演变历程,对之后的制度建设激发一点启发和汲取一点裨益。

 

清朝时  首部禁烟法应运而生

在中国早期开始传播的毒品,主要是罂粟制作出来的鸦片。罂粟在唐朝初入中国时,其实是作为一种名贵的用以观赏的花草,随后还成为中医的药材,一些中医处方经常使用罂粟籽和罂粟壳作为配伍药材。清朝初年,罂粟逐渐从药用品变为权贵阶层享用,用以追求极致快感的“神物”。到了清朝末年,吸食者的层级不断下降,“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鸦片这种所谓“奢侈品”的吸食者几乎包罗各种职业、各个阶层,从达官显贵到贩夫走卒,都以吸食鸦片为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

加之西方国家为了扭转长期以来的对华贸易逆差,打开中国市场,不断向腐朽的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倾销鸦片,整个国家鸦片泛滥,愈发积贫积弱,其情形之严峻正如道光十八年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上奏时所说:“鸦片不禁绝,则国日贫,民日弱,十余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

不过这种情况由于逐渐威胁到清政府的统治而迫使其不得不开始推动一些禁烟举措。比如嘉庆年间,当时的刑部遵从皇上的旨意颁布了《吸食鸦片烟治罪条例》,第一次把打击贩毒的矛头也指向了吸毒者,开创了对吸毒者进行惩戒的先河。到了道光年间,在禁烟立法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明显的进步。1838年,当时的清政府颁布《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将清朝之前颁布施行的所有禁毒条例、法令统一编纂整理,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禁烟法典。

 

民国时  禁烟法令层出不穷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先生领导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建立了中华民国。早在191232日,孙中山先生就颁布施行了禁烟令,可见禁烟对于当时国家的重要性。民国初,不论是当权者如何变更,都基本维持和承继了清朝的包括禁种、禁运、禁售和禁吸四方面的禁烟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国民政府在1935年还推出所谓的“六年禁烟计划”,在这六年期间,发布了大量禁烟法令,其中19354月颁行的《禁毒实施办法》,对吗啡、海洛因、红丸之类的毒品都有了禁吸的规定,还特别规定了任何吸食烈性毒品者都必须在1935年内自动采取戒毒措施,违反规定的人会被强制送到政府成立的戒毒所,到1936年仍在吸毒者,被发现的话,吸毒者将会被处以5年以上徒刑。

在民国期间,禁烟的法令尤其是对于吸毒者的惩戒、迫戒制度相较于清朝已经有了十分长远的进步。不过禁烟的效果其实十分有限,由于内外交困的局面和民国政府混乱不堪的社会治理,实际上到抗日战争后期,整个中国鸦片吸食者甚至到了2000多万人之众。

 

建国初期  有效遏制毒品肆虐

早在解放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就已经发布了不少的禁毒法令,如陕甘宁边区在1942年颁布的《禁烟禁毒条例》《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等。由于欣欣向荣的解放区风清气正,吸毒人员在严格的管控措施下都逐渐戒毒。

新中国成立后,轰轰烈烈的禁毒运动在全国展开。比如19502月中央政府发布的《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19527月公安部发布了《关于开展全国规模的禁毒运动的报告》,195210月份,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毒犯条例(草案)》18条,如《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1950731日通过,19501219日修正)、《西南区禁绝鸦片烟毒治罪暂行条例》(19521228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布)、《内蒙古自治区禁绝鸦片烟毒实施办法》(1951414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发)、《关于严禁鸦片烟毒及其他毒品的命令》(195229日东北人民政府发布)、《西北军政委员会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华北区禁烟禁毒暂行办法》《东北禁烟禁毒贯彻实施办法》等。通过中央和地区的重拳出击,到1953年,短短三四年时间,国内大规模的种毒、贩毒、吸毒的情况就被一扫而空,彻底改变了数百年来中国毒品肆虐的局面。

具体到对于吸毒人员的特殊规制,需要关注的是在1963年中央政府颁布的《中央关于严禁鸦片、吗啡毒害的通知》中就规定了对吸毒犯应该实行强制戒毒,“对已吸食鸦片或打吗啡针等毒品成瘾者,必须指定专门机构严加管制,在群众监督下,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限期强制戒除,在吸毒严重的地区可以集中戒除”“凡自己吸食毒品,但自动交出毒品并坦白交待其犯罪行为者,可从宽处理。”

总体而言,在这个时期,随着新中国的建设,整个社会风气为之一新,被毒品拖垮成为所谓“东亚病夫”的中国人重新抖擞起精神。白璧微瑕,整个国家的禁毒制度实际上过于粗略,相关法令也过于激进和强硬。

 

改革开放后  完善禁毒法律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均重拳打击毒品,加之长期一段时间我国对外交往不足,相对比较封闭,所以毒品在当时的社会基本上都被全部肃清,导致在1979年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只保留了一条有关禁毒的法条。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不断发展,国际交往日益增多,毒品犯罪也死灰复燃了。针对禁毒新形势,我国构建起了一系列完善的法律体系。我们根据法律渊源的不同可以大略将现行的禁毒法体系分为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第一,法律。法律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并通过的基本法律,其法律效力仅次于宪法,普遍施行于全国。现行禁毒法律主要有三部: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086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201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其中2008年通过的《禁毒法》取代了施行了十几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关于禁毒的决定》,对禁毒的宣传教育、毒品管制、戒毒措施、国际合作、法律责任都做了详细阐述。

第二,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行政法规指的是由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并且按照《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的规定而制定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外事等各类法规的总称。部门规章是指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制定并施行全国的一些特定领域内的规章制度,其法律效力低于法律,也低于行政法规。行政法规中比较重要的有国务院制定发布的《强制戒毒办法》《麻醉药品管理办法》《精神药品管理办法》《戒毒药品管理办法》(1995年)、《强制戒毒所管理办法》(2000年),也包括公安部、卫生部、 海关总署、外交部、民航总局以及国家医药管理局等行政机关发布的各种规章和管理办法。

第三,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地方性法规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在一些毒品犯罪比较突出的省、自治区,例如云南、广西、贵州、四 川、甘肃、陕西等相继制定了一些与国家禁毒立法与国务院有关禁毒的行政法规相配套的地方性法规,这些地方性法规极大地帮助了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也在赋予的限度范围内结合本地区的特定情况和具体特征做了一些调整和适应性的解释。比如作为禁毒前沿的云南省就相继制定了《关于严禁进口和非法销售罂粟壳的通知》《云南省严禁毒品的行政处罚条例》《云南省禁毒条例》等,一方面表明了其对于禁毒工作重视和关注,另一方面也结合自身实际更有针对性的制定一些制度和举措。

结合上文所粗略梳理的我国禁毒法律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知道,在当前我国毒品犯罪的严峻形势下,我们需要对于禁毒立法不断地更新完善,从全国层面到各地方因地制宜的举措,从种、制、贩、售、吸各个方面进行立法规定,以保证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同时,不仅要“有法可依”,更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完善和健全的法律体系需要严格地执行和贯彻,才能真正实现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和治理,还社会一个洁净、安全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