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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女性觉醒遇上“田园女权”
时间:2019-03-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女性得以在婚恋、生育、就业等方面拥有越来越多的自主权。即便少数地区仍然存有重男轻女的不良现象,但社会公认的文明发展正在不断消弭此类风气。

然而,随着女性的社会身份与社会地位的改变,女性觉醒似乎难免“误入歧途”,近来讨论颇多且充满争议的“田园女权”即是一大典型。概而论之,“田园女权”吸收东西方女性之权利,而忽略女性身份在东西方之间所具有的固有差别,以及因这些差别所承担的不同社会期待。

本期策划特别约请女性主义研究者、心理咨询工作者等相关专家,从多个角度探讨女性觉醒之路上的迭起兴衰,同时聚焦“田园女权”,解析这一社会现象背后之种种。


 

 

田园女权:南辕北辙的平权之路

/本刊记者 杨皓

 

如果锁链会带来敬重,那么给人套上锁链比去掉它们更加容易。

——萧伯纳

 

近年来,伴随着互联网与自媒体技术的普及与发展,“女权”一词也愈发多被提及。女权主义、男女平等提法,再也不是以大众媒体一以贯之的说教形式出现,而是越来越多地被放置入舆论场之内,不同年龄、文化程度、阶级的人群,只要掌握基本的互联网使用能力,皆可以在女权主义这个话题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女权”一词也悄然在大众的广泛讨论中浮出信息大海之海平面,独冠于信息场,引得颇多争议。

网络上,诸如“我负责貌美如花,你负责赚钱养家”“女人就是要让自己美美美,男人就是要让自己的女人美美美”“男人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宠爱自己的女人,是基本原则”等等之流的说辞近来屡见不鲜,一些社交媒体上,专注于打压男性,提高女性的网文更是颇受追捧。缘于这些情绪激烈的观点,男性同胞奋起反击,以至于把它们归纳为“中华田园女权”,持这些观点的女性被辱骂为“女权×”。不少女性并不示弱,以“直男癌”“钢铁直男”“臭×丝”等同样富于情绪性且语中带刺的词汇加以回击。

如此剑拔弩张的观点对立状态,似乎只会让持“田园女权”观点的女性群体更为坚定。令人遗憾的是,她们一边扛起女权主义这面“政治正确”的大旗,殊不知另一边,自己正践踏着许多年来女权主义者为之奋斗的真正要旨:让女性成为“主体”,成为人类群体的另一部分。

 

“他者”

可溯的“女权”一词,最早由列昂·黎希埃于1869年提出。此之前的1867年,斯图亚特·穆勒在英国议会上为妇女的选举权做了第一次辩护。长久以来,妇女权利的争取绕不开性自由、生育、家庭、劳动、受教育、政治权利这六个大主题。所有这些主题,都共同指向一个宏大的社会叙事:女性期待与男性平等对话,谋求与男性共建社会的可能性,摆脱“他者”的社会定义。

必须承认,这一宏大叙事至今仍未真正实现,其中原因大致可分为生理性的原因与历史性的原因两大部分。首先,从本质论来讲,男女之间的独特关系来自于生理关系,也即是两性关系。在两性关系中,女性往往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一如社会总是为我们铺设了男性要主动追求自己喜爱的女性、女性要选择对自己好的男性一般,男女在两性关系中,始终是男性处于积极主动的状态。更为露骨的,即便是在性行为的描述上,男性总是被定义为有欲望且充满雄性激素的求偶者,女性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男性的“猎物”。有趣的是,女性与后代保持紧密的联系,在生育的过程中,女性的整个机体必须顺从生育,被生育所控制(怀胎十月、坐月子)。如此一来,男性在两性关系中处在了一个无可争议的优势地位,男性寻找女性、男性播种后代、女性被后代所“奴役”、女性哺育后代。女性被定义为男性繁衍后代的“工具性”伴侣,即便社会冠以“爱”“家庭”等浪漫词汇加以修饰,其本质过程无法改变,女性也在两性关系中自然屈居弱者,成为了被男性掌控、利用的“他者”;另一方面,历史性的原因同样不容忽视。据生物学上的叙述,一个物种只有自我更新才能维持下去,但是这种更新只不过是同一生命以不同的形式重复再现。人类的独特之处在于,于重复之外,找到了所谓“超越”的方法。通过这种超越,人类创造了价值,而纯粹的重复不具有任何价值。然而在人类社会早期,原始的超越只能通过征服自然来实现,如打猎、制造工具等,往往都只有男性才能胜任。女性的不幸正在于此,她们似乎成为了注定要重复生命的“他者”,正基于此,女性甚至被粗鲁地斥为:专注于生育的亚种。在《雷诺·德·蒙托邦》中我们更是可以读到这样的语句:回到你们色彩缤纷、金碧辉煌的内室去吧,待在阴暗处,喝酒、吃饭、刺绣、给丝绸染色,但不要管我们的事。我们的事是用剑和利刃去搏斗。别说话了!

生理性与历史性的原因共同作用,奠定了女性沉入“他者”的深渊,人们也理所当然地认为女性应该是由男性来定义规约的,男人是主体,是绝对,而女人是他者。因是之故,人类塑造的古老传说中,夏娃也只能是由男性的肋骨演变而来,需要男性来为之定义。

柏拉图指出,他性等同于否定,因此与恶是一回事。确立他者,就是确定善恶二元论。因此,列维·斯特劳斯道:公共权威,或简而言之社会权威,总是归于男人的。早期相当一段时间之内,欧洲的医学研究甚至把女性与食物霉变的腐败现象相联系,认为食物接触正来月经的女性就会招致腐败,并产出了这方面的学术报告。

 

女性觉醒与女权运动

17世纪后,随着西方启蒙思想家宣扬的“天赋人权”学说,男女平权的思想也在这一时期迅速蔓延,女性群体也在这一时期认识到自己需要为谋得主体性而努力。

女权运动最早出现在欧洲中产阶级妇女中。178910月,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一群巴黎妇女进军凡尔赛,向国民议会要求与男子平等的合法人权,从此揭开了女权运动的序幕。1790年法国女剧作家高尔日发表了《妇女权利宣言》,提出十七条有关妇女权利的要求。这个宣言后来成为女权运动的纲领性文件。1792年,英国女作家沃斯通克拉夫特发表《为女权辩护》一书,提出妇女应当在教育、就业和政治方面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待遇,驳斥了女人是男人玩物的观点。19世纪中叶,女权运动的中心从欧洲转向美国。18487月,美国女权主义者斯坦顿和莫特等人,在纽约州的塞内卡福尔斯和罗彻斯特举行女权大会,会上发表了一篇扣人心弦的《美国妇女独立宣言书》,并陈述了妇女受歧视的社会境遇。此后,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斗争成为女权运动的主要内容。

19世纪下半叶,美国女权运动又伴随着禁酒运动而发展起来。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工人受着残酷的压迫和剥削,生活的困窘和忧愁,使不少工人靠酗酒来排忧解愁。资产阶级为了赚钱,从1860年到1880年之间,对酿酒业的投资増加了700%,城市里的酒馆越来越多,喝酒的人到处在增加,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而妇女往往首当其害。与此同时,美国还出现了名为《革命报》的报纸,其主要内容涵盖了女性选举、受教育和离异的权利。

20世纪初,英国激进女权主义者潘克赫斯特领导的“战斗的参政派”,以暴力行动要求妇女参政权利。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胜利后,女子北伐队解散,军队女首领转向参政,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并冲击参议院,要求立法中确认妇女参政的权利。五四运动中妇女要求平权的呼声和行动曾迫使北洋政府作出一定的让步,但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妇女平等权利才得到法律确认。

久而久之,妇女解放也形成了一定社会衡量标准:政治上获得参政权、选举权、被选举权及管理国家的权利;法律上享有与男子完全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经济上有充分就业的机会和广阔的就业途径,对个人和家庭生活资料有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继承权。普遍享有义务教育的机会,接受符合自身发展能力的教育,使才智得到充分发挥,作用被社会完全承认。婚姻以爱情为基础,家庭内部夫妻平等,实现家务劳动现代化、社会化。意识形态中完全消除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建立尊重妇女的良好社会风尚。

世界上妇女最早获得选举权的国家是新西兰(1893)和芬兰(1906)。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挪威(1913)、丹麦(1915)、苏联(1917)、美国(1920)、英国(1928)等国的妇女相继获得选举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了男女平等的政治权利。

现如今,我们欣喜地发现,即便在象征最高统治权力的国家机器上,世界各国也纷纷涌现出自己的女性领导人,德国、英国、巴西、韩国等国家正用行动宣示着两性的渐趋平等与女性的主体回归。

 

重回“他者”深渊

伴随着技术劳动的普及与女性意识的全方位觉醒,女性一边通过劳动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并创造属于自己的价值;另一方面,通过种种诉求表达,不断淡化婚姻、生育与女性命运的必然联系。两者相互作用,意图摆脱他者的身份,找回与男性相平等的人类群体组成部分之社会地位。

但历史进程的发展,总是有太多出人意料的地方。“田园女权”的兴起似乎要一手摧毁中国女性争取性别平等中来之不易的已实现部分,重新把女性置入男性的依附物之境地。观察所谓“田园女权”的观点,不难看出,这些观点普遍要求男性对女性有无条件付出的觉悟,女性在婚恋境遇中则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话语权与资源支配权。如男性上交工资卡、女性可以无条件随时随地翻看男性手机等诸如此类的要求已是田园女权的常规操作。可惜,当今世界仍然是假以金钱才能运作的社会,持“田园女权”态度的女性在私有制的大语境之下,实质上牺牲摒弃了成为独立主体的可能,投向被家庭、婚恋叙述的他者,成为了依靠伴侣才能被叙述的他者,重回“他者”深渊。想要拥有完美的生活,决定因素是择偶,择一个满足自己期待的配偶,女性完美生活的叙述者不再是女性本身,而是配偶的行为。无奈人心叵测,即便一个男性可以暂时满足女性的所有要求,谁也不能保障这个男性可以叙述好这个女性的完美一生。

但投入深渊也非一无所获,自甘沦为他者,与高等联合的的确确可以换来诸多好处,“美”“控制欲”“物质享受”皆是投入“他者”深渊后最常见的偿还物。女性在维持自主和投入深渊之间的选择,更类似于一个长期投资与短期收益的问题。选择投入“他者”深渊,女性在爱情的顺从中找到自身幸福的归宿,性爱伴随着被主宰的愿望,怀孕给他补偿,新生儿交给女性一个新的自主:投射自身所有理想的下一代。

可惜美满婚事的彩票中中奖者永远只会是寥寥。当今时代鼓励甚至逼迫女人工作,中奖者在无数未能实现择偶理想的女性眼中散发出逍遥和快乐的光芒,以至于未能中奖者不自觉地颂扬中奖者。

 

困境

在所有的女权思潮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是女性作为一个被理所当然认为“较弱”的性别与女性自主之间的持续碰撞。可以说,女性自主的实质要求是与历史、社会、生理等因素共同缔约的女性身份相冲突,所谓“田园女权”的深层原因乃在于女性身份的过度发展,女性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性别作为武器,以示弱、妆扮自己、提出要求为实现方式,发展自己的性别实现自己的性别。

女性身份早已定型,且各国各地区之间各有差异。试着去思考接下来的问题:著名足球运动员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有多个小孩是代孕所生,孩子降生人世后罗纳尔多拥有全部抚养权并支付给代孕母亲高昂的费用。如果这样的机会出现在中国女性面前,会有多少人愿意接受呢?

如若站在女性独立的观点来看,作为主体的女性应该拥有自己身体的完全掌控权,这样的交易行为仅仅需要思考的只是女性有没有这个意愿以及价格能否达到女性心理预期。但事情远非这么简单,社会化的女性身份定义告诉绝大多数人,女性要有婚姻后才能拥有自己的小孩,所谓的贤妻良母更是为一位妻子提出了诸多要求,当然,相信绝大多数女性都愿意被叙述为一个贤妻良母,而非离经叛道者。但是为了谋求如此的认可,女性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代价便是失去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更无论所谓的主体性了。吊诡的是,无数结了婚的女性在面对生育时,倒是高喊那句耳熟能详的话语:我不是你们家的生育机器。

女性身份与女性自主的碰撞就在于此。所谓女权,其实要冲破的远非简单二元对立式的“是与非”“能与不能”,而是“我被谁定义”的哲学困境。女性的悲剧正在于此,总是作为本质确立自我的主体基本要求与将她构成非本质的处境要求。

可塑性过高的事物,总是因其柔顺而自行消亡。冲破处境定是无比困难,但仍然值得期待那一天,因为不是女人的低下决定了她们在历史上的无足轻重,而是她们在历史上的无足轻重,使她们注定低下。死人比活人更适应泥土,但谁都不想当死人,不是么?

 

 

失声、妥协、逃避

“田园女权”阴影下男性的集体不作为

/郭小兰

 

什么是男人?男耕女织时代,耕者为男;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社会上从事重体力者为男、家庭担水劈柴买米扛煤气罐为男。可是,如今这一切都不存在了,男子汉何以立于天地间?当男性们犹自为此“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之际,“田园女权”的诞生,可谓雪上加霜,堵塞了上山入河的路。一不留神,“没有男子汉气慨”“没绅士风度”甚至“不是男人”等高帽就劈头盖脸地戴上了。

近百年来,随着生产力进步,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男女性别角色在社会构架中的重置,男性其实也会对自身在社会中、家庭中的角色产生困惑,也需要时间重新去认识和适应。

 

精神层面:公知态度暧昧、大V保持沉默,舆论集体不作为

相对于“田园女权”的来势汹汹,男性集体的无力、不作为的表现让人大失所望。首先,占领宣传舆论至高点的男作家、男公知、男大v集体失声,更没有任何文艺、影视作品愿意直面“田园女权”,对其进行深刻的剖析。甚至,连能够与咪蒙之流来一场争锋相对的掐架“堂吉诃德”式的人物都没诞生一个。这其间,只有诸多男网友,路人甲乙丙丁,以愤青甚至受害者的模糊面貌,出现在各论坛上,吐槽、挖苦田园女权,进而把女人对立起来,用“垃圾”这种词语去诋毁女性。

2018年夏天,曾经有则“新闻”被疯转:“广西一男子因天气炎热经常在家赤身裸体,对面住户一女的看到觉得有伤风化,向派出所报案,男子被拘留十天。后来有一天该男子偶然发现对面那个女的也在家赤身裸体,心想报仇的机会到了,也向派出所报案,结果警察以偷窥女性为由又将该男子拘留十天 。”虽然后被证实为假新闻,但其的传播速度之快、传播范围之广,说明了假新闻的内容触动了某些人的痛点,揭示了某种现实的存在和心态。

另有一则真实的新闻。201811月,台湾歌手信经合肥机场飞回台北,在登机前例行安检时,被女安检利用职务之便“揩油”。该安检员事后发博炫耀,遭网友们谴责及信的粉丝投诉。后来该安检员被停职处理并发博致歉,歌手信迅速在微博做了回应:“安检本来就是这样子,她的话是在赞美我。”信的回应尽显大度,三言两语化解矛盾。事态本应就此平息,但很多男网友对此意犹难平,他们不依不饶,不断质问:“此类事件,如果将性别颠倒一下呢?会是什么结果?”得承认,男网友的吐槽并非毫无根据。性骚扰、家暴等一系列问题因性别差异导致认知与待遇的巨大落差,甚至法律条款的制定,都让男性陷入了被动的地位。比如在一个家庭中,男人打女人是“家暴”;但如果是男人被女人打了呢,则是“家丑”,家有“河东狮吼”于一个男人,是很没面子的事,得隐忍着;如果男人敢还手呢,那就是人渣,要被七大姑八大姨口诛笔伐。

所以,不管真新闻假新闻,都是男性对田园女权的吐槽、嘲讽以及在无奈中自嘲。所有这些的“反抗”都是那么无力粗浅的、散乱不成体系的,缺乏说服力的,难于触动田园女权的神经、动摇其根基。自始至终,田园女权就如一股泥石流席卷而来,一路浩浩荡荡,没遇到稍具规模的阻挡。

 

生活层面:在无奈中妥协,在茫然中逃避,在沉默中沉沦

结婚需要买房吗?据报载,2019年元旦来临之际,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围绕此主题开展了一场辩论。结婚到底要不要买房? 多数女生:“买”;多数男生:“不买”。大多数女生认为“有时男人不可靠,在婚姻靠不住的时候,有套房能给人安全感”;大多数男生则更认同“结婚时未必要买房”,“结婚是为了爱情不是为了房子,那样结婚就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 报道甚至没提到该谁来买房,但大多数男生和大多数女生已经站在了完全不同的立场上。原因很简单,几乎所有人,包括男生,已经默认了“买房的重任必须由男生承担”的不成文规矩。所以男生一听买房,心如火焚,头、手双摇NONONO;女生则如隔岸观火,轻轻松松YES。如果把买房前提设定为男女双方共同承担,我想,答案会丰富有趣得多。

田园女权阴影下,高校亦不是象牙塔。“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爱情是相互给予,婚姻是一起承担,中华民族的先辈在数千年前以最优美的形式所承载的生活真谛惊艳了几个世纪;大洋彼岸欧·亨利《麦琪的礼物》穿越百年时光,依然绽放着夺目的光芒,也是因为作品表达了“爱情中的给予比任何珍贵的礼物还打动人心”的理念之故。可惜,美丽的诗句、浪漫的爱情经典,只为了写在考卷向老师换取学分的。爱情,已经成为女生手里闪闪发光的金箍,紧箍咒就是女生口中的所谓爱情和婚姻。这个谁都明白的事实,却如“皇帝没穿衣服”一样,没有男生愿意第一个站出来说。

所以有人放弃了花前月下的浪漫,追求功成名就,期望能顺利通过某些女性手中的那把尺子的测量。“男人通过征服世界征服女人,女人通过征服男人征服世界。”爱情、家庭,被量化之后,浓缩在一句西方古老的谚语之中。这是在无奈中妥协的男人。

弗洛伊德说:“不要试图去了解女人,因为她们都是疯子。”这句话,被许多男生奉为真理。除了物质需求可以量化以外,很多男性永远不明白女生在想什么,为什么生气,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为什么要道歉。稀里糊涂委曲求全道了歉,仍无济于事,因为女生们还有一句口头禅:“你以为道歉就没事了吗?”男性们不知道,女性易怒、不讲道理,是因为她们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田园女权论让女生们一步步把自己变回婴儿,她们需要的是一个父亲一样的男朋友,令人望而却步。男性不懂,所以只能在这场“你猜我猜”游戏中次次败落,于是承认“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继而选择不育、不婚,甚至不谈恋爱。

2019年元旦期间,网络上有一张图片热传,即将传统的新婚符号——红双喜,变形成四个苦的叠加,称之为“2018最佳年度汉字”。这也是对不堪婚姻重负的微笑式的控诉吧。一部分男性在困惑迷惑交织中,面对婚姻,节节后退、溃逃。

缺乏同情心、同理心,是男性面对田园女权的一种典型心理特征。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不管网络上也好,生活中也罢,如果一个女性诉说遭遇渣男,不管她是多么强辞夺理,多么无理取闹,立马会跳出一堆人,对男性进行各种谴责、谩骂,对女生表现无限的关切和同情;反之,如果有男性胆敢说自己遭受女性不公正待遇,不仅会同样招致来自女性群体的攻击,还同时被同性歧视:如某男在社交网上倾吐自己被骗婚、骗房、骗财。很多男性说他活该,“本来可以避免的事,为什么偏往枪口上撞”?“在你自己绝望之前,是不是也曾劝过别人和你一样的选择,当个‘跪舔男’?”没错,“跪舔男”这是他们给某些同性的定义,比女性对渣男的称呼还毒舌三分;另有一部分男性会表示兴灾乐祸,比如王宝强马蓉事件,有男性就持此态度,“自己照照镜子看清自己的模样,就不该娶那么漂亮的老婆”诸如此类。因此,大部分饱受田园女权之苦的男人,选择了沉默,在沉默中沉沦。

 

不无视、不敌视、不臣服,以理智重置两性的社会角色为己任

古人云:“穷者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面对此番田园女权大潮汹涌,同情心同理心的缺失,让饱受田园女权之苦的人不再倾诉,亦让另一部分免受苦难的男人保持着高贵的沉默,独善其身、坐壁上观,眼睁睁看着一众男性同胞如一盘散沙,在田园女权大潮的冲击下,支离破碎;似手无寸铁的散兵游勇,在田园女权大军的铁蹄下,粉身碎骨,无动于衷。

其实,田园女权并非洪水猛兽,亦非主观上恶意针对男性,而是女性在社会构架发生变化导致的角色重置中的迷失、震荡的正常现象,是女性缺乏安全感的一种过激表现。因此,对于田园女权,新时代的男性不应该无视之或敌视之,更不应该臣服,不能任其在理智缺席的情况下泛滥而继续妖魔化,破坏婚姻生态。对于田园女权,应如疱丁解牛,理清其脉络,然后“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更以智慧,游刃其间,“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则能达到“动刀甚微,桀然已解”的效果;应如扁鹊望闻切问,对症下药,为中毒女性开一剂明目清心的解毒良方;应如孙武,攻心为上,以不武而屈人之兵为上。

此外,对于“女权”的争论,媒体不应以娱乐心态、创收视、抓眼球,一味追求商业利润。社会、家庭、学校都应为两性之间创造一个平等的坦诚的通畅的理性的交流平台,引导年轻人以理智重置两性的社会角色,以瓦解“田园女权”这股“乌合之众”群体意识,恢复女性个体意识,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实现新的婚姻生态平衡。倘若如此,便离“田园女权”的“皮肉筋骨分离,轰然倒下”之日,为期不远矣。

 

 

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与思辨

/陆希

 

追溯性别平等问题的历史可以发现,许多西方国家的基层女权主义运动促进了两性平等的斗争。约1965年开始的避孕革命被评估为女权主义者的巨大成功,女权主义者在历史上第一次为女性赢得了可靠和独立控制自身生育能力的权利。后来,平等机会革命首次确保了许多西方社会中的妇女能够平等地获得劳动力市场上几乎所有职位。例如,法国和美国通过立法赋予妇女平等的住房、金融服务和其他公共服务,推动革命更广泛地覆盖劳动力市场。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发起的社会主义革命,帮助妇女在国家的支持下实现了社会和经济解放。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被评为第一个当代社会主义运动,旨在赋予中国家庭妇女政治、社会、教育和财政资源。

“女权主义”的主题在语言和概念上都是有争议的。在究竟是“女权主义”,还是“女性主义”的争议上,实际上包含了这一概念从西方到日本再到中国的一个漂流过程。用“女权主义”还是“女性主义”来翻译feminism,是上个世纪中国妇女学学界的一个主要争论。1994年海外中华妇女学学会作出将feminism翻译成“女性主义”的决定。另一方面“女权主义”在学术领域和公共领域的使用越来越广泛。

 

新中国建立前的女性主义萌芽

中国社会享有悠久的前现代历史,两千多年来,父权制关系一直是不可触及、不受挑战的。在封建制度下,女性运动也长期保持沉默。直到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中国女性的压迫才首次受到检视。洪秀全主张男女都是兄弟姐妹,鼓励妇女像男子一样参与革命。这可以解释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有男女平等的观念。鸦片战争结束后,西方文化,包括女权主义,通过西方传教士的影响开始进入中国。这些西方传教士反对女性束缚的传统,并开始将他们的宗教和教育问题转向社会改革。1898年康有为和梁启超发起了百日维新,旨在推动中国政府改变政治体制。作为改革措施之一,中国学生被派往日本和欧洲国家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这些海外学生最终发起了现代中国妇女运动和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百日维新中,康启发了新一代中国女性为争取自己的自然权利而奋斗。通过认识到缠足习俗是对女性的残酷对待而建立了现代教育运动,但改革最终在1904年宣告失败。一些与妇女权利有关的后续运动相应停滞不前。

当时女权主义的倡导和实践仍局限于较小范围的知识界。但是在这次改革中,康有为和梁启超将妇女解放视为国家解放的一部分。通过倡导将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使用机器并在工厂工作。随着人们意识到包括女性在内的所有人都有责任使中国变得更强大,1911年的革命也使人们越来越关注妇女的权利。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系统地倡导民主原则,他对于国家的愿景不仅是主权独立,民主自由,亦要尊重人的平等。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国民党政府废除了长达数千年的束缚习俗,还承认妇女有权投票,了解法律和政治以及自由和平等。五四运动爆发,大多数中国学者都认识到民主和科学在中国的重要性。他们达成共识,科学可以使中国变得强大,民主可以建立男女平等。一些中国精英也开始从儒家文化传统中寻找中国问题的根源。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认为,儒家思想是造成中国弱势和女性压迫的原因,因此必须首先放下儒家思想,以便让中国及其女性变得强大。1915年,他创办了《新青年》杂志,为批判儒学和宣扬新文化建立了第一个知识论坛。“新青年”被视为1919年五四运动的一部分,引导中国人民呼唤新文化。《新青年》还培养了新一代的文化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包括毛泽东和李大钊。他们开始向中国介绍各种西方学者的作品,其中包括许多关于女性的作品,还包括了英国社会主义诗人、哲学家爱德华·卡彭特的作品。然而,这一时期的妇女运动不是独立的,而是依赖于民族主义。换句话说,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是由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女性主义者提出的。当时的核心诉求是“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强大的女性”。但在实践中,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仍未到达基层。

 

与共产主义革命共命运的中国妇女运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共产党特别关注妇女问题,这有力地激发了妇女支持共产主义革命的热情。党组织了不同的协会和妇女组织。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公布了第一部婚姻法,以确保婚姻自由。这项法律得到进一步发展,以便解放区的妇女有权走出家园,加入革命。此外,共产党鼓励妇女参与社会生产,生产更多的食品、衣物和武器,以支持军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起了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以消除压迫中国妇女的“封建大山”。为了保护中国妇女,许多政策已经生效,例如结束一夫多妻制,允许妇女有投票权,废除卖淫和赌博。中国法律保障男女享有同等的权利和地位,并享有同等的个人尊严。第一部婚姻法于1950年颁布,旨在粉碎封建婚姻制度,保障中国妇女的婚姻自由。

 

高等教育带来的女性地位提升

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期市场化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妇女获得了更多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并参与更广泛的社会生产活动。从那时起,中国妇女就有可能经营自己的企业或管理社区活动。毋庸置疑,劳动力市场和其他社会部门的所有这些变化都为妇女带来了质的不同和新的选择和机会。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这种含义都是深远的。20世纪90年代,社会学家和女权主义研究者开始关注社会转型期的年轻一代女性以及她们可获得之新经济选择的性别实践。

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可以接受高等教育,并在大学和学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然而,虽然性别平衡的过程中已经克服了女性被大学排除在外的情况,但在选择专业时仍然存在明显的性别隔离。他们得出结论认为,高等教育中的性别平等进程在课堂排斥方面是有限的,而城乡差距在当代大学入学率方面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尽管今天在全国高考中取得较高分数的中国女学生进入精英大学的人数正在增加,但毕业后就业仍然存在问题。在毕业时,正如一些当地新闻报道的那样,现实是社会仍然需要更多的男性,因此,将会有过多的女性劳动力和无法充分利用这种女性劳动力资源成为接下来政府将要面对的问题。

此外,当我们试图了解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当代女孩和年轻女性的日常生活时,我们不应否认复杂基础经验的差异和矛盾。我们应该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女性”的含义进行非常仔细和复杂的分析,这使得固有的特权和歧视概念复杂化。运用女性主义思想,关注两性之间的关系,并将西方发展起来的女权主义理论认真运用于中国国情。

 

新时期中国女性主义面对的挑战

近些年来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女性为自己发声的管道越来越多,但是与此同时社会上对于“女性/女权主义”的误解却越来越大。网络上的很多写手、大V开始宣扬女性应当更多利用自己的性别优势以获得优待。这与真正意义上“女性主义”的核心关怀是背道而驰的,很多人也开始抨击这些写手、大V是“假女权”或者“田园女权主义”。很多人对于女性主义的一大误解就是女性主义是为了夺取男性的权力,是为了让女性取代以男性为主导的各种决策。但其实女性主义从来都不是要制造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对立,女性主义反对的是一切对于性别的压迫。

在中国,妇女解放的起源和发展方式与西方女权运动不同。中国女性主义主要关注的是文化问题,如束缚,纳妾,安排婚姻,女性贞操和性别隔离,逐步将西方女权主义思想融入当地语境。作为中国妇女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女性/性别研究领域并不是女性在西方运动的产物。中国学者需要不断努力探索理论前沿,通过在当地语境中不断传递和融合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来探索女性问题的不同观点。

 

剖析“田园女权”的真实诉求

/布丁

 

作为一名出生在上海的男性90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意识不到有女权这样东西存在。这倒不是因为我的心中漠视女性,或者说直男癌,而是因为从小我的心目中男女两性就是平等的。既然两性从来都是平等的,那么就如同我们大家都不会刻意的去强调男权一样,“女权”这个词我也根本意识不到,因为没有必要。

长大后仔细想想,为什么男女平等这个概念从小就深植在我的心中呢?在接触了很多来自不同地域的同学、朋友后,我有些想通了,可能是因为上海,这座在许多语境中都被描述为“阴盛阳衰”“男人怕老婆”的城市。从记事开始,爸爸会为我做饭,妈妈也能给我做许多好吃的;爸爸会朝妈妈发火,妈妈也能把爸爸骂得闷声不说话;从爸爸那里能够要到零花钱,妈妈也会给我买玩具和漫画书。所以,爸爸妈妈是一样的。可能唯一的区别就是,爸爸打我用手,妈妈打我用扫帚。

这种一模一样的背后是什么呢?城市给了男女两性平等就业的机会,爸爸妈妈的经济地位是相似的。双方都要工作,所以任何一方都无法说出某个相声演员的话“不做家务娶(嫁)你干嘛”;双方都不依赖对方,所以也不用像某些明星般,玩游戏的时候被富二代队友骂得狗血淋头却还不敢还嘴。

基于这样的考虑,我得到了自己对“女权”的第一个印象——原来女性的“权”源于经济上的独立。经济独立则源于平等就业。

再长大一些,我听到了Lady First”。学校大扫除,女生应该干些轻活,重活儿当然是男生的任务;狭路相逢,女士可以优先通过,男士应该有风度地侧身等待、保持微笑;分配资源,女性有权利优先挑选,男性应该安静地等待女性挑选完再挑。刚长大一些的我,面对这样的“不平等”,内心也有不服气的时候,“大家都是一样的,凭什么女的比男的优先啊”?但是,如果有人敢公开表达这样的观点,迎来的将是嘲笑、鄙视和看不起——“你一个大男人,怎么好意思和女人去争。”“和女孩子计较,你还是男人吗?”

对于这种现象,最开始我是委屈的,这实在有悖于我从小就产生的“男女平等”思想。可后来,我就不说话了,因为我发现女士优先仿佛早就是全社会的共识了。最终,我在内心里也认同了这个观点,并在看到其他男人没有遵循这个原则的时候鄙视他、嘲笑他,同时在潜意识里迅速地闪过这样一条逻辑线索:“你是男人,所以你的能力理所当然比女性强——面对一个比你弱的人,你怎么可以斤斤计较?这样会拉低你的档次——因此,你该让出原本自己该有的一部分权利给她——这样才和你的能力、社会地位相吻合。”由于这样的经历,我得到了自己对“女权”的第二个印象——原来女性的“权”源于她的“弱”以及男性的“谦让”。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元素的多样化,“女权”被越来越多地被提及,各种对于“女权”的观点也是百花齐放。在许多的社群、自媒体、论坛中,有一种观点愈来愈多地关注,被肯定——女性在婚姻中的付出比男性更多,进入婚姻、迈入坟墓中的女性将放弃自己的事业,生育孩子的女性会丢失自己的生活保障,嫁给爱情的女人在婚后往往必然地会遭遇到渣男的背叛。因此男性理所当然地应该补偿女性。包括但不限于经济层面的补偿,男性应该给女性足够的安全感;日常生活层面的补偿,不该再让繁重的家务劳动来摧残那朵娇弱的花朵;精神世界方面的补偿,应该得到另一个有趣灵魂的滋养,而不是受一个中年油腻男人的骚扰。

在女性的视角中,沉溺游戏、二次元的男人空虚、堕落、油腻、不成熟、没有品位,可偏偏“死肥宅”们却并不想做舔狗,而是从其他渠道获得了精神世界的充实。这些想法只要一冒头,就会得到“女权”者们的无情批判。各种带有人身攻击的称呼和标签霎那间贴满了反抗者的全身。“你妈不是女人啊?”“你不是女人生的啊?”这种看不出逻辑的无厘头言语也往往会作为“女权”者们的论据,经常出现。

出于这样的观察,我得到了自己对“女权”的第三个印象——原来女性的“权”源于对男性的掠夺。女性可以掠夺的基础则是女性的阴道和子宫。

这就是我眼中看到的,女权的三个阶段了。第一阶段,源于经济独立的女权是真正的女权,因为它产生于女性自身的奋斗和争取,谁都夺不走;第二阶段,源于男性谦让的女权是变质的女权,因为它产生于“第一性”的赐予,“第一性”能够赐予,自然也可以随时剥夺;第三阶段,源于女性向男性掠夺的女权是“不可能”的女权,也是我们口中的“田园女权”。

从自己争取,到接受赐予,最终主动掠夺。我很好奇的一点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女性为什么不能坚持由自身争取而得到的权利?这点,我要为女性打抱不平的。

首先,大环境做了很多的事情。产假期间保证女性的合法权益、放开二孩生育并有可能全面放开生育、有些地方甚至开始立法保障女性的痛经假期。然后,事情总是有两面性的,善意也未必总能得到一个好的结果。谁能想到,社会进步的结果竟然是女性的自强、独立之路越来越艰难。

其次,总有些人出于自身的种种目的,试图去建构女性。从“钻石恒久远”开始,到“女人是一天的皇后,十个月的公主,一辈子的操劳”,再到倍受批判的那句“不涂口红的你,跟男人有什么区别”。这样的建构让女性觉得自己被宠爱是理所当然的,自己的性别是天生应该被照顾的,那些建构者们则从中获得了想要的利润。正所谓“孩子和女人的钱是最好赚的”。

最后,无论男性和女性都能感受到冬天的寒冷,独自奋斗、拼搏的不容易,以及生活对每一个人的考验。在一个不少男性也希望走捷径少奋斗几年的时代中,女性实面临着一道选择题——究竟是接受高难度的任务,对抗世界、抗衡社会、承担责任,还是接受一个简单任务,向爱自己的那个人索取、掠夺?

可一个问题是,索取、掠夺并不是一个好的词,我不能接受自己变成一个掠夺者。那怎么办呢?“女权”这两个字是不错的,“国外”这个词也充满了编辑的空间。由此,掠夺不再是掠夺,而是“男人该做的”;责任不再是责任,而是难以言说的男性“原罪”;权利也不再是权利,而是巨婴的声声啼哭。

“为什么把这种只讲权利,不讲责任,只有权利而没有义务的女权称为田园女权?”因为那时“巨婴”这个词还没发明。其实我们该为田园女权正名了,田园女权这个词实在是莫名其妙,词不达意,它的本质是“巨婴女权”。

不过,作为一个受时代局限、看不清未来方向、又缺乏足够代表性的男性,我倒真的无法保证我所感知到的女权的三个阶段是客观的、正确的。也许错得离谱,你们可以指正。至少有一点我会坚持,时代造就了我们,时代造就了“男性的猥琐”,时代造就了“巨婴女权",这其中也许没有褒贬,只是客观存在的现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