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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司法的中国方案
时间:2019-01-11


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以及乌镇举办的互联网大会上,除了业界大佬,还出现了不少法律界人士的身影。在聚焦全球人工智能脑库,探析法律特别是司法领域的实践话题上,各方都抛出了不少值得关注的前瞻课题和实践创新案例。

比较一致的是,不少专家认同目前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将处于弱人工智能时代。在司法科技与时俱进的背景下,理论界乃至技术界大佬微软正在探讨如何前瞻性地营造符合人类道德的法律环境和算法;科技界正在结合司法实践需求,拓展有效的技术对接和漏洞治理,诸如腾讯云系统辅助社会治理,科大讯飞智能语音系统辅助笔录等。值得关注的是,上海司法界正齐心协力共同打造“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

作为检察机关,如何打开思路,做好顶层设计,结合有效资源,有条不紊地精准对接智慧司法,发出“中国声音”是本次策划所关注的议题。本刊特别约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技术信息中心负责人和技术专家,结合全国智慧检务实践,绘制总体规划蓝图,探讨合理预期下人工智能值得关注的抓手。


 

 

来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声音

/答剌灵

 

 

人工智能作为一项影响面极广的颠覆性技术,其发展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与挑战,对法律、安全、就业、道德伦理、政府治理、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乃至全球治理将产生深远影响。如何趋利避害,共享成果,已成为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

20189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上海司法界、学界、研发部门等相关领导、学术带头人250余名嘉宾参加了“人工智能与法治”高端研讨会,掀起了一场场精彩绝伦的头脑风暴,并发出了“人工智能与未来法治构建上海倡议”。

倡议包含“人工智能与未来法治构建的理念框架”“促进规范保障人工智能发展的法治路径”以及“加强人工智能法律领域的教育研究与实践”三大部分。这其中,不少司法实务部门的代表更为关注的是研讨会上的硬货:诸如探索在国家层面建立人工智能规范发展与风险防控研究体系,规划布局、统筹指导研究的方向、重点,提升针对性、系统性、权威性;建立与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相适应的立法规范、法律体系、政策体系和伦理规范,形成人工智能安全评估、风险防控法律机制,提升技术规则、应用规则的管控能力;制定技术设计阶段的法律规范,通过规则设定促进人工智能算法的公正、透明、安全,避免算法歧视,杜绝有悖伦理价值及公序良俗的技术应用;构建数据权益体系,形成数据分享的安全机制、利益机制、追责机制,保证数据合法、安全流通使用;加强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研究,健全人工智能领域技术创新、知识产权保护与标准化互动支撑机制;开展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法律研究,建立人工智能复杂场景下风险防范与应对机制;开展预防和惩治涉人工智能违法犯罪的相关研究,避免人工智能被应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等。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本才在致辞中表示,上海检察机关将以智能化作为工作创新发展的战略驱动,努力提升服务大局能级和司法便民水平。人工智能的不断提速升级,为加快法治建设、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新技术和新动能,只有超前研究、因势利导,才能促进“现代科技力量和司法人员创造力有机结合、科技理性和司法理性深度融合”,共同护航司法公正、促进司法文明。

 

把握趋势、抢占先机、提前布局

2018年以来,美国、欧盟、法国、英国、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都在密集发布人工智能战略和新的研发布局等。关于美国,最重要的一个趋势就是,特朗普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韩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则进一步细化了人工智能的研发布局和行动计划,制定了非常符合本国需求的专项政策。可以说,从国家层面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特别是以人工智能发展抢抓未来竞争先机已成大势所趋。

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赵志耘认为——

我国发布人工智能规划可以说非常及时,国家在战略部署上已做好准备,后期还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加快推动规划的全面实施。在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领域的中美竞争将会是一种常态。在这个过程中,在保持创新自信的同时,也要保持清醒,正视我们存在的问题和差距。我们需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加快构建更加开放友好的应用生态。

未来的人工智能有可能成为影响国家竞争力的变革性技术,甚至重塑全球竞争格局。这种颠覆性既可能产生正面影响,也有可能带来突发的、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取得的巨大发展,越来越多地面临“高风险的应用”,这些处在开放、动态环境下的人工智能技术一旦出现轻微的错误,产生的结果可能是致命的、毁灭性的。其中,在法治领域也会有许多应用,比如智慧司法等方面的应用。但与此同时,这些应用领域均已经或将会产生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或风险,因此,我们要特别关注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加强人工智能对社会、法律、伦理等方面影响的研究。

 

弱人工智能司法领域的上海探索

2018710日,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市委中心组学习会上强调,上海打造国家的人工智能发展高地,司法应在其中。

早在2014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重大部署。为使这项改革落地,中央政法委运用高科技助力改革,做出了研发“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软件”的决策部署。201726日,孟建柱同志、韩正同志到上海高院调研时,部署了司法体制改革的任务,其中一项是:由上海高院牵头,承担研发“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软件”的任务(简称“206工程”)。在上海市检察、公安、司法机关以及市发改委、经信委、财政局等相关部门的支持配合下,由上海高院与科大讯飞公司合作开发。系统定位为智能辅助办案,起到的是“智能助理”的作用,等于为法官、检察官、侦查员配备了一个AI助理,命名为“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

该系统主要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科技,充分运用图文识别、自然语言理解、智能语音识别、司法实体识别、实体关系识别、司法要素自动提取等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制定统一的证据标准指引、证据规则指引,并嵌入公检法司机关刑事办案系统,实现对办案人员统一证据标准、证据规则的指引和对证据的校验、把关、提示、监督,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检验,确保刑事办案过程全程可视、全程留痕、全程监督,减少司法任意性,防范冤假错案产生。

该系统的核心业务功能包括:证据标准指引功能和证据规则指引功能。证据是诉讼的灵魂。根据刑事诉讼关于办案流程的不同要求,设计者坚持完整性与阶段性相统一的原则制定出证据标准,为办案人员提供统一适用、简单易行、数据化、清单式的办案指引。目前,证据标准、规则指引不仅嵌入智能辅助办案系统中,而且已经做成手机APP,可随时随地为办案人员提供指引,方便高效快捷。该系统共涉及29项知识产权,其中,上海高院与科大讯飞公司共同研发产生的知识产权6项(专利5项、著作权1项)。

20179月,上海高院在研发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的基础上,构建人力与科技深度融合的标准化、规范化、智能化的民商事、行政审判模式,发挥人工智能在辅助法官办案中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采信证据、公正裁判中的作用,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行使,促进法律使用统一,减少司法任意性,提升办案质效和司法公信力。民商事、行政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设计了27项功能,已于20171127日上线试运行。截至20189月,已完成第一期8个案由和第二期12个案由的办案要件指引制定工作。

上海市法学会党组书记崔亚东介绍了“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实践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他认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司法一方面要抓住机遇,跟上时代的步伐,主动作为,推进司法本身现代化的实现;另一方面要为人工智能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法制保障。目前人工智能仍处于初级阶段,在司法实践中尤其是办理案件中,只能是智能辅助办案,绝不能替代法官、检察官、侦查人员办案。

与会的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刘宪权指出,根据发展形态,我们可以将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普通机器人时代、弱人工智能时代和强人工智能时代。普通机器人与智能机器人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深度学习能力,目前我们尚处在弱人工智能时代。

综上,笔者认为上海司法实务部门正是准确把握了人工智能发展的实际情况,做出了符合目前技术发展现状的人工智能与司法对接定位。

 

技术专家构建人工智能对接社会治理新版图

腾讯专家王栋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正在深刻改变着法学的社会基础和法治条件,改变着法学研究的对象和法律运行技术。大数据已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动力,重塑国家竞争优势的新机遇,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新途径。可运用大数据破解社会治理难题,构建人工智能社会的全景图,以开创社会治理的“云时代”。

据王栋介绍,“腾讯云”是腾讯倾力打造的云计算机品牌,正以卓越的科技能力助力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为全球客户提供领先的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服务,以及定制化行业解决方案。在“互联网+”背景下,各级政府正在探索如何将政务信息化过程中积累的海量数据发挥出更大价值,为民众提供更便捷智能服务,优化提升行政效率和质量。

在司法领域,腾讯云的互联网技术与大数据公司“国双”在司法行业的积累深度融合,为司法科技领域提供了互联网创新技术。腾讯云提供的智慧法院解决方案,包括远程审判、智能语音、原被告人脸核身等多项审判智能化服务,其中的智能语音识别系统目前已经在包括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内的全国40多家法院试点应用,为深化司法改革提供先进的技术支撑。

除了智慧法院,为了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实施“雪亮工程”能把治安防范措施进一步延伸到群众身边。“雪亮”不仅仅是连接公安的摄像头,还要连接政府、环保、企业、社会单位,所以是一个视频的整合,是一个群众性综合治理工程。腾讯云对于“雪亮工程”的解决方案是“四网一大脑”,将治安防控体系的建设,以大数据的深度挖掘和分析为方向,利用大联网、大融合、大汇聚的架构设计,来获得海量的视频数据。所谓的“四网”是指互联网、政务外网、视频专网和公安信息网。其中,视频分析技术可管控重点目标,包括了全域感知、综合分析、目标管控、综合查询和大数据分析。其包括了重点人员和车辆感知和分析,布控预案、预警及规则,包括了人员、车辆、情报、目标轨迹搜索,还有平安指数、出租屋指数和吸毒指数。由此开发的智慧城市大脑大大减少了警力的支出,提高了犯罪预测的准确性。

 

如何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新挑战

微软全球副总裁洪小文认为,我们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实现许多了不起的成就。结合机器和人类的优势,我们有望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贫困、疾病和无知等重大挑战,但是,我们同样希望以一种合乎道德的方式,来实现人工智能的潜力……

伴随着大数据应用和软硬件设备的不断发展完善,人工智能的发展空间广阔。据统计,现阶段超过五分之一的常规律师业务已可由人工智能替代完成,人工智能正加速进入人类社会生活。图灵曾提出人工智能迟早会威胁到人类生存,必须在问题积重难返前,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做出妥善的法律规制安排。具有类似人类思考与深度学习的能力是人工智能与其他科技最大的差异。在人工智能的现实发展中,已经出现机器人能否享有著作权以及机器人致害的责任问题等。这些都涉及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法律责任、权利义务范围等应如何界定。在法律制度无法有效应对实际情况发展时,法律理论首先要明确的就是人工智能是否具有法律人格。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彭诚信提出:法律人格,是指法律认可的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资格,包括自然人主体、拟制主体两类。对于自然人,法律全面无条件承认其法律人格;而拟制主体的人格则需经由法律的明确规定(如胎儿)或者经过特定的认可规则方可取得(如公司的设立等)。现行法律体系下,人工智能是否具有法律人格理论上尚无统一结论,这也造成实践中的适用困境与疑惑……

此外,就犯罪预防而言,据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报告,联网智能设备被恶意控制,并用于发起大流量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的现象更加严重;具有国家背景的黑客组织发动的APT攻击事件直接威胁了国家安全和稳定。统计数据显示,我国2017年上半年泄露及被盗数据达19亿条(超过2016全年的14亿条),我国2017全年信息泄露超过50亿条。勒索病毒尤其猖獗。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报告,欺诈勒索软件在互联网上肆虐。2017512日,全球近百个国家遭受勒索病毒“WannaCry”影响,超过10万台计算机中毒致使大量用户文件资料被锁,受害用户只有支付高额赎金才能恢复。中国部分高校校园网用户中招,医疗、能源、公安等行业皆受到严重影响。

北京优炫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赵春学认为,一方面AI数据安全投资潜力巨大。从国内外AI数据安全投入规模现状对比来看,国内AI数据安全投入在AI中的占比约为1%左右,而发达国家AI数据安全投入占比已经达到10%左右,潜力空间巨大。另一方面,AI数据安全需求市场巨大。应对威胁,中国应不断地加大对于AI数据保护的安全投入,AI数据安全市场将是安全行业价值最高、规模最大的细分市场之一,足以支撑未来千亿级市场空间。中央重视网络安全工作是第一推动力。网络运营者应当按照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要求,履行安全保护义务,保障网络免受干扰、破坏。

(鸣谢:“人工智能与法治”主办方)

 

 

 

一叶窥秋:

“检察+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与思考

/赵志刚 最高人民检察院技术信息中心主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挂职)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ABC

20世纪90年代,我在《中国检察报》(现《检察日报》前身)任记者时,开始接触人工智能的概念。1996210日,IBM公司研发的超级电脑深蓝首次挑战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但以24落败。1997511日,改进后的超级电脑深蓝再次挑战卡斯帕罗夫,最终以213平战绩,首次击败了等级分排名世界第一的棋手。一时间,人工智能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热宠。之后,20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的互联网泡沫破裂,人工智能一度陷入低谷。

20年后的20163月,Google研发的阿尔法围棋(AlphaGo)与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比赛,以41的总比分获胜;2016年年末至2017年年初,该程序在网络与中日韩数十位围棋高手进行快棋对决,连续60局无一败绩;20175月,在中国乌镇围棋峰会上,它与排名世界第一的世界围棋冠军柯洁对战,以30的总比分获胜。之后,新一轮人工智能热潮再次袭来。

两次里程碑式的事件,有其相似性,但也有所不同。深蓝电脑主要是通过超级计算机的枚举法将国际象棋的所有可能性进行推算,而AlphaGo则主要基于大数据技术和深度学习算法,是一种在训练过程中逐步演化、完善的新技术,许多围棋下法属于AlphaGo自创。

一系列的标志性事件让新技术走入各行各业,重新改变人类工作生活方式。业界将其称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ABC,即AI(人工智能)BigData(大数据)Cloud(云计算),分别为机器智慧提供了算法、算据和算力。

 

智慧检务:聚焦科学化、智能化、人性化

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20177月,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20181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深化政法智能化”战略。2018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大力加强智能化建设,形成信息动态感知、知识深度学习、数据精准分析、业务智能辅助、网络安全可控的科技应用新格局”的建设目标。

最高人民检察院一直以来高度关注和重视以人工智能等技术为基础的智慧检务建设。2017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全国检察机关智能语音云平台建设指导方案》,明确建设检务智能语音输入法、会议应用、讯(询)问应用、双语应用等方面的综合系统。2017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深化智慧检务建设的意见》,明确“智慧检务是检察机关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一步推进检察信息化、智能化建设的更高形态”。2018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全国检察机关智慧检务行动指南(20182020年)》,明确要求“坚持把科技作为检察工作的创新发展动力,加快推进检察机关智能化建设,促进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虚拟现实等新兴科技与检察工作的深度融合”。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也多次强调,智慧检务建设要聚焦科学化、智能化、人性化。“智能化是智慧检务的核心,智能化离不开对科学规律的运用和延伸,离不开对智慧检务内在规律的总结和深度挖掘。要把自然科学的形式逻辑和社会科学辩证逻辑结合起来。要把办案人员的需求、经验与软件程序设计深度融合起来,防止检察技术拖着检察业务走。要把各地已经开发出的工具模式整合起来,发挥出加倍、多倍的效果。”

 

初探:检察机关试水三大人工智能领域

就当前现状而言,检察机关信息化应用呈现“一主多辅”格局,以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为主干,以具有一定智能化的智慧检务辅助应用和其他检察信息化软件为辅助。2016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着重在三个人工智能领域进行了初步探索:

一、检察机关数据智能应用迅速推进

2017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检察大数据行动指南(20172020年)》,提出“一中心四体系”建设任务,要求建设国家检察大数据中心和省级分中心,完善检察大数据的标准体系、应用体系、管理体系、科技支撑体系。各地检察机关以检察大数据中心建设和大数据决策支持系统研发为契机,以大数据可视化为亮点,数据智能应用有了较大突破。

例如,“浙检云图”大数据可视化应用平台,总屏展示6大业务条线共27个核心指标项,各业务分屏展示19项侦监指标,22项公诉指标,19项未检指标执检指标和14项控申指标,可以实现数据分析结果的随需查询、随需分析、随需展现和随需发布。

再如,山东省检察机关的“检度”智能搜索平台,整合了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等相关外部信息和内网及各应用系统等内部信息,信息总量超过2亿条,可以提供统一的智能检索、多维分类统计、图表化分析结果展示等服务。

二、检察机关感知智能应用亮点纷呈

图像识别、文字识别、语音识别、视频识别、生物识别等技术均在检察场景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应用。其中智能语音一枝独秀,新疆自治区检察院和兵团检察院应用维汉智能语音翻译系统和应用智能语音双语输入法进行法律文书翻译、编写,应用效果良好,翻译一篇10页左右的起诉书的时间由原来的一个多小时缩短为20分钟,制作法律文书效率提升了40%50%。在“智慧公诉”所提倡的“三远一网”办案新模式中智能语音技术更是贯穿始终。视频识别技术主要应用在刑事执行检察、控告申诉检察工作中,前者主要对服刑人员、监管人员等之间的不正常的触碰行为自动识别、智能分析、智能预警,从而有效消除牢头狱霸、体罚虐待等安全隐患;后者主要识别来院办理相关业务的律师、当事人和相关人员,为其提供更加优质的检察服务,同时预防缠访闹访现象发生。文字识别技术主要用于OCR文字识别,将侦查机关移送的纸质卷宗转化为可编辑的数字文档,提高检察官办案效率。

三、检察机关认知智能应用有所深入

认知智能被认为是弱人工智能阶段的技术难点,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Winston所言,主要“研究如何使计算机去做过去只有人才能做的智能工作”。法学家和科学家希望共同研发法律人工智能应用,让“机器”通过算法、自然语言识别和深度学习技术能够一定程度“看懂”法律文书,并能胜任简单的法律助理和案件管理工作。

例如,贵州检察机关研发了案件智能研判系统,运用犯罪构成知识图谱和证据标准指引,通过对法律文书的量刑要素自动提取,可以进行模型化量刑计算,并将计算出的量刑结果和类似案件的量刑结果进行对比,由承办人进行判断并确定最终量刑建议,从而提高量刑建议的精准度。

又如,江苏检察机关研发了“案管机器人”,通过对案卡填录情况和法律文书的比对分析等多种方式,系统运行以来已发出流程监控提醒预警3541052936次、权利保障提醒预警1738334662次,评查案件37603件,及时纠正评查中发现的司法办案不规范等瑕疵性问题。

再如,“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简称“206系统”)的智能校验功能对证据瑕疵发挥了有效的把关作用。系统包括故意杀人、盗窃、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24项罪名,自20183月上线应用至8月底,公安部门已录入案件信息近1万件,提请逮捕4600余件、移送审查起诉3000余件,移送法院审判超过1200件。

 

弱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落点

但是,应当清醒地看到,人工智能技术还处于并长期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当前,检察机关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时,应当把握好工作重点。

目前,最为紧迫的任务就是要统筹研发检察机关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全国检察机关智慧检务行动指南(20182020年)》明确要求“最高检在深度调研各地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建设应用情况基础上,确定一批试点单位开展深入应用和优化完善,并组织专家进行评估论证、统一评审。最高检根据评估情况优中选优,统筹建设推广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实现功能整合和集成优化,最大程度节约建设资金”。

纵观当前各类检察机关智能辅助应用中,大多具有智能阅卷、智能标注、智能参考、智能生成、智能共享等通用功能。其中(1)智能阅卷功能,主要实现卷宗和文书双屏显示,并智能提取卷宗内容,将电子卷宗转化为可复制的文字文档,方便承办人复制、粘贴卷宗内容,提高阅卷效率。(2)智能标注功能,主要辅助承办人在阅卷时实时对证据存在的问题进行标注,标注完成后自动生成问题清单;对案件中的嫌疑人、犯罪事实、证人供述进行标注,理清彼此关系,并展示关系图例,辅助检察官对事实进行认定及证据审查。(3)智能参考功能,通过语义分析技术识别出犯罪情节,智能推荐相似罪名、相似情节案例;智能匹配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依据犯罪事实和情节计算量刑区间,智能推送类案量刑结果,提出量刑建议参考。(4)智能生成功能,能够根据规范目录要求生成卷内目录,自动提示缺失文件,检察官可根据情况便捷调整后利用模板,智能辅助生成各类法律文书。(5)智能共享功能,追踪整个案件的流转过程,经授权可查看每个节点的时间和承办人,已上传的文书可以实现部门间的信息共享,有效辅助承办人进行案件跟踪。

建议各地积极吸取东部等沿海地区检察机关的建设成果,在其基础上可以进行本地性的适配和外挂式的辅助工具、辅助模块的二次开发,防止“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最高人民检察院也高度重视加强人工智能在检察场景的应用研究,2017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航天科工集团、中国人民大学等建立了智慧检务创新研究院,旨在打造国家级“检察科技智库”、开放性“产学研用联合创新平台”和行业性“应用实验孵化中心联合平台”。2018年,智慧检务创新研究院联合上海等地检察机关成立了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十余个领域的联合实验室,目前科研和实验孵化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

在全国检察机关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有信心在2020年年底,全面构建应用层、支撑层、数据层有机结合的新时代智慧检务生态,也欢迎各界友人为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

 

 

链接

打造“智慧”公安工作新格局

·图/黄培岳

 

近年来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以“向科技要警力”为导向,打造“智慧”公安工作新格局。

 

公安政务:从网上办到移动办

201810月,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官方微信公众号“椰城警民通”开通办事大厅,124个行政审批服务事项已全部进驻,包含户政、治安、交警、网警等部门的67项业务实现“不见面审批”,将海口公安政务服务从“网上办”直接跃级为“移动办”,实现了网上预约、资料审核和不见面审批等功能。系统登记大厅实现21类业务登记,同时提供一键挪车等9种特色服务。系统上线24小时内涨“粉”超3.6万人,目前关注人已过10万。

 

“互联网+大数据”构建智慧城市交通体系

“我们交警支队与百度地图、阿里高德地图开展了战略合作,研发了我市路况实时分析预警平台。”据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科技科科长陈冬介绍,此平台可对全市道路的交通拥堵指数、路网平均速度、拥堵里程等数据进行实时分析、展示,并能对交通拥堵进行实时预警,投入使用后大幅缩短了对交通拥堵的反应时间,已成为交警日常交通指挥的得力助手。系统同时向市民提供了全市实时路况(红黄绿三色显示)、交通监控实景截图、交通管制等信息实时发布和出行诱导服务,并在历次节假日、大型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交警部门深化‘互联网+交管服务’,积极推行‘网上办、掌上办’”,陈冬表示,“椰城交警”微信公众号中“办事大厅”上线车辆信息查询、违法处理、规费缴纳、罚款缴纳、违法在线教育、小客车新车上牌预约、二手车辖区内过户预约、小客车转入预约8项业务办理功能等。车辆管理所业务大厅、办证中心服务大厅、交警服务站等地放置自助违章处理终端机20台,自助复印机9台,自助照相机8台,通过“办事大厅”和自助机办理的违章处理及规费缴纳业务共计142413起,有效分流了29.7%的业务办理量。

 

天网系统成为治安防控、侦查破案利刃

海口警方“天网”系统逐步上线以来通过无数个视频摄像头编织的“天网”,已成为社会治安防控的一把“利刃”,成为侦查破案的全新的发力点。据了解,2017年年初启动的“天网”二期建设,作为“雪亮工程”的一部分,平台、机房建设已经完成,前端摄像头至截稿时共计上线3900余路,将继续建设“一类”摄像头8000余个,重点观测城市各街道辖区的治安隐患,力求发现、抓捕街面现行犯罪的水平得到提高。该系统集人脸识别应用、车辆识别应用、大数据超级搜索和超级档案为一体,整合630类总量约131亿条数据,完成了对海量数据的快速查询、精准搜索、智能分析,从而迅速提供有价值的分析、预估和优化结果,为治安防控预警、打击、侦查、破案提供重要技术支持。

 

 

司法人工智能的合理预期

·图/金鸿浩 最高人民检察院技术信息中心高级工程师、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博士生

 

 

毫无疑问,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已成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ABC。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国发〔201550号)、《“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国发〔201643号)、《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国发〔201735号),明确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笔者认为,首先,应当准确全面理解中央文件的精神。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是一个中期规划,强调“发展人工智能是一项事关全局的复杂系统工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规划提出“三步走”战略,即到2020年人工智能总体技术和应用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到2025年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实现重大突破,到2030年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深化智慧检务建设的意见》为一个中期规划,强调“积极开展检察科技创新,探索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技术与检察科技应用的有机融合”。《规划》将智慧检务建设也分为三个阶段:2017年年底,完善智慧检务基础理论和顶层规划,完成电子检务工程建设,夯实智慧检务的工作基础;2018年至2020年底,充分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检察系统设施联通、网络畅通、平台贯通、数据融通,推进检察工作由信息化向智能化跃升,研发智慧检务的重点应用;2021年至2025年底,全面实现智慧检务的发展目标,以机器换人力,以智能增效能,打造新型检察工作方式和管理方式。

审判工作、检察工作的司法智能化建设是大势所趋,是“政法智能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忽视科技、忽略创新、按部就班的做法需要严肃批评;但在实践中,同时也要防止“司法智能化”的“虚火”,防止“为了创新而创新”“揠苗助长”,防止“八仙过海”“重复建设”。

司法人工智能当前处于什么阶段?我个人认为应该至少从技术成熟度、业务成熟度和队伍成熟度三个层面进行剖析。

 

方兴未艾:技术成熟度的思考

科学家共识是目前以及将来较长一个阶段,人工智能技术仍长期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

在司法场景中,具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成熟度上,普遍已具备较为完善的模型和功能,但与成熟应用的预期目标仍存在一定差距。比如智能语音技术,在实验室互联网环境中,语音识别精确度超过95%;但是在司法办案场景,如讯问室内网环境中,语音识别精确度受到网络因素、环境因素制约,精确度会大幅下降;再加上方言因素的影响,部分试点院公诉人和嫌疑人端的识别率相差超过20%

再如自然语言理解,在通用规范语言上识别准确率较高,但是在需要上下文语义背景下理解词汇等方面仍存在不少“短板”。比如“王某供述,偷了甲的苹果”,机器识别很容易理解为作为水果的苹果,而承办人根据上下文则很容易理解为iPhone苹果手机。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述也会影响机器识别,比如“妻子”,在各地的表述有“夫人”“拙荆”“爱人”“堂客”“贱内”“太太”“老婆”“婆媳”“孩他妈”“家里的”“老伴儿”等,承办人比较容易理解,但是机器却很难准确识别。

 

审慎探索:业务成熟度的思考

在应用现代科技方面,司法业务应当是积极的还是相对保守的?学界业界有不同的观点。但有一点是相对一致的,就是在对技术应用准确度方面,司法行业的要求更高。比如一项智能技术准确率80%就可以作为实验室原型产品,90%95%就可以作为通用商业产品,但是作为保护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领域,即便97%98%的准确率也无法直接适用司法业务,承办人仍然需要再次对全案进行核验,因为哪怕1%的司法瑕疵也是无法接受的。试想每年百万件刑事案件,1%误差率就会产生一万件以上瑕疵案件,将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如果这些瑕疵正好是影响案件定性的关键证据认定,则可能构成冤假错案。更进一步的就涉及司法追责问题,如果因为机器辅助认定而导致的冤假错案,谁是责任方?技术公司、检察官还是操作智能系统的书记员承担责任?

再有就是怎么看待“技术黑盒”问题。“算法”是智能系统的核心知识产权,技术公司不会将算法公开或完全公布给司法单位。况且有一些智能系统是基于神经网络、机器学习逐步产生的计算模型,无监督学习模型在不断学习数据过程中还在自我修订,技术公司也无法精准全面表述该类模型算法。比如基于深度学习的智能辅助量刑工具就存在这一问题。假设当被告人律师在庭上质疑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时,检察官该如何清晰解释系统的量刑规则?如果无法解释机器算法是否会影响量刑建议的权威性和准确性?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业务标准规则。软件工程实际上就是把业务需求转化为技术需求,最后通过编码实现的过程。既往公检法司、各地对刑事办案业务规则理解存在不一致情况。近年来,为推进政法协同和智能辅助办案,各地政法委组织协调公检法司单位,统一了部分常见案件的业务标准,这是近年来的一大进步。例如,上海市政法机关在20176月完成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盗窃罪、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等7个罪名证据标准指引制定工作,20183月完成了内幕交易罪、贪污罪、受贿罪等13个罪名证据标准指引制定工作。201711月,江苏省检察院制定了“交通肇事罪”标准指引,内置了交通肇事罪办案程序、证据、事实等规则650条,比对点1100个;20184月全省上线“危险驾驶罪”标准指引,包括办案程序、证据、事实等规则1133条,比对点1933个。浙江、云南等其他省份也在积极推进罪名证据标准指引的制定工作。

 

力学笃行:队伍成熟度的思考

司法队伍是否已经具备智能化条件下办案的准备,也是一个顶层设计和实践推广中应当考量的重要因素。具体可以分为三类人员:

第一类是领导干部对智能化是否引起重视,是否全面科学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学习科技前沿知识,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规律和特点,加强统筹协调,加大政策支持,形成工作合力”。目前,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开设的相关课程需要及时更新。中央政法单位、各省级政法机关也可以参照当前信息化培训形式对领导干部进行轮训。

第二类是司法业务对智能辅助应用的操作进行学习。目前法官、检察官正处于新老更迭期,部分中年干警对于信息化技术尚存在排斥和不适应,部分青年干警对智能化技术的预期过高,都会影响智能化建设应用和试点推广。应该看到智能化应用和所有的信息化产品一样,是一个在应用中不断完善的过程,初期产品不可能完全成熟,个别时候个别系统个别功能甚至反而会影响工作效率。同时也要引导业务人员全流程参与智能化产品的需求分析、总体设计、测试验收、升级完善,防止出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指出的“技术拖着业务走”问题。

第三类是司法科技人员的知识更新和技术学习。近年来信息化技术突飞猛进,迭代加速,Hadoop技术、神经网络技术等迅猛发展,对司法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司法科技人员特别是基层地区、边远地区“本领恐慌”问题已经有所显现。特别是司法改革、内设机构改革背景下如何引进、培育、壮大司法科技队伍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全新课题。

可喜的是,当前一批知名高等学校已经开始培养创新型、复合型的“互联网+”法治人才。例如北京大学法律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智能法治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未来法治研究院、武汉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院、吉林大学司法应用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法治信息管理学院、西南政法大学人工智能法学院、华东政法大学“互联网+法律”大数据平台等,有的从理工科本科生中选择优秀人才进行法律硕士培养,有的通过开设辅修课程等方式加强法学生科技教育,未来复合型人才将成为司法智能化建设和应用的中坚力量。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出于技术成熟度、业务成熟度、队伍成熟度的考量,当前司法智能化仍然属于初期萌芽阶段,应当调整合理预期,有效集中精力,统筹资源,打好基础。在一定范围通过试点建设、联合实验室研发等方式积极稳妥推进智能辅助办案系统,不断应用法律智慧、政治智慧、科技智慧,最终形成可见效、可复制、可推广的智慧司法“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