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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打赏N宗罪
时间:2018-11-26

  

网络直播,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型网络交流方式,极大丰富了自媒体时代的网民生活,催生了“网红经济”,也催生了一个个炙手可热的网络直播平台和网络主播。然而,由于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及行业自律规范,在利益裹挟之下,为吸引粉丝不断打赏,从而变现获利,网络主播花样百出,恶搞、暴力刺激甚至色情淫秽表演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网络直播乱象层出不穷,突破道德底线,踏入法律禁区,污染网络环境,败坏社会风气,破坏社会秩序,影响社会安定,这种种乱象应引起全社会高度重视。

 

打赏经济的法治挑战

 

/黄磊

 

 

820日,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发布通告称,近日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下发《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服务管理工作的通知》,部署各地各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网络直播服务许可、备案管理,强化网络直播服务基础管理,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大力开展存量违规网络直播服务清理工作。作为网络直播监管,多部门发出联合执法的声音,但直播平台背后的法律问题仍然值得人们深思。

 

打赏经济的互联网延伸

直播平台可以说是打赏经济在互联网上的延伸。打赏经济由来已久,其最早是用于感谢别人提供的优质服务而进行财物的赠予,这在传统服务业中较为常见。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打赏成了一种盈利模式,从最早的小说阅读网站,到之后用于鼓励微信公众号发表原创内容,再到网络直播平台用于产业化经营,这种模式的运用越来越广泛。

作为非强制性的付费模式,直播平台要实现规模化发展,一方面离不开广大粉丝群这一消费群体基础;另一方面必须在内容、行为上能够引起粉丝们的响应,并乐意为之付费;第三方面基于激情式付费,需要建立及时而快捷的付费通道。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通过微信转账、支付宝支付等方式变得足够便捷。为了谋求更多的粉丝、更多的打赏支付,大多数平台往往只需要手机号加短信注册码即可注册激活,即便首次充值对未成年人提醒也仅仅是消费提醒,这极大降低了准入及消费门槛。再加之不设上限的消费方式,这不仅不足以防止熊孩子进行消费,而且极可能出现熊孩子们“天价打赏”的情形。但相对低门槛与弱约束,让直播平台退钱却是层层设障,难免有忽悠消费,尔后店大欺客的感觉。

在直播平台上,全新的自媒体时代让人人都拥有了麦克风,人们不仅是内容提供者,同时也是围观者与传播者。在这种海量资讯之下,以往传统主导受众型的传播正转变成受众主导型传播。受众主导型传播的定位偏重取悦受众的市场导向,当这种市场导向失去“价值判断”时,就极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就是“尖叫效应”。

所谓“尖叫效应”,就像在人群中,一个普通个体很难吸引他人眼球,但如果突然的尖叫、歇斯底里的表演,就会引发他人的关注。这在资讯传播中也是一样。在缺乏有效监管下,为吸引流量、点击率和打赏,不少平台都会倾向于恶俗、色情、恶搞内容,无论是从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来说,还是从人们的指责批评来讲,都能够引发更多人的关注,播放者往往借此赚得盆满钵满。

从犯罪学角度来说,从正规渠道越是难以满足的欲望,人们越可能形成猎奇的驱动并乐意为之付费,何况这种付费具有前所未有的便捷性。再加之网络的虚拟性和即时传输的可控性,往往会让观看者更无所顾忌,他们会在不知不觉中被一些色情式、诱惑式的表演吸引,再加之与主播的互动,更会让人难以自拔。在这种类似于成瘾式的消费中,发生诸如挪用公款进行打赏也就不足为奇了。

 

直播平台的黄与红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但总有人心存侥幸,认为在互联网虚拟性的掩护下,可以为所欲为;也有人法律认识错误,认为在直播平台上的淫秽表演并非卖淫,不可能追究刑事责任;还有的就是直接通过将服务器和核心骨干放置境外,通过多重方式洗钱规避调查,认为无法查办……沉渣泛起之下,一些主播因“黄”而红,网络直播平台也成了“涉黄”重灾区,仅今年前7个月,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会同公安部挂牌督办涉网络直播平台传播淫秽色情信息重点案件就达20余起,向各地“扫黄打非”部门发送违法违规网络直播线索269条。

从法律结构上,平台直播淫秽表演虽然不具有卖淫这种性交易的情节,但基于对公序良俗及社会管理秩序的冲击,相关人员一般可能涉嫌两种罪名:一个是组织淫秽表演罪,即以招募、雇佣、强迫、引诱、容留等手段控制他人从事淫秽表演的行为;另一个则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即以牟利为目的,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换而言之,对平台直播淫秽表演能够进行刑事追责。

也正因为此,相关打击从未缺位。湖南省郴州市公安局近日通报了湖南12·28”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的侦破情况。该案是目前已知国内最大、最活跃的跨国跨境涉黄网络直播聚合平台,服务器和核心骨干在境外,通过会员付费、打赏主播礼物等方式牟利随后洗钱,涉案3.5亿元。湖南郴州警方在阿里巴巴安全部协助下,一举端掉了这个跨国淫秽直播平台背后的团伙。

案件可以说极具代表性,而且从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的恶劣程度、反侦查水平、直播平台规模、涉案金额等等方面可以说都令人瞠目结舌。但倘若我们深入剖析相关案件的话,就会发现六部门联合执法,从网络直播服务的备案机制,落实用户实名制和主播黑名单制度,以及建立内容审核、信息过滤、投诉举报处理等相关制度,7×24小时应急响应机制,记录直播服务使用者发布内容和日志信息并保存一定期限等等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具体而言,通过备案制度能够防止各种直播平台在互联网泛滥,进而能够对直播平台进行规范管理;用户实名制既能起到对未成年进行隔离的作用,也能降低虚拟性,让用户不敢为所欲为;主播黑名单制度则是将责任落实到了个人,让主播心存敬畏;系列审核、过滤、举报及应急响应制度,则是为管理直播平台建立了有效路径,通过发布内容和日志信息的保存可以有效进行直播回溯,对直播进行全程留痕,也有利于固定相关证据,起到震慑作用。

 

易赠与难返

刑事责任之外,直播平台的民事纠纷也未曾停息。近日,一名11岁的女孩将家里的5万余元用来打赏平台主播,在得知之后女孩父亲联系平台在线客服申请退款,但客服回复举证材料不能证明是小孩消费的,综合考虑,会退还充值金额的30%,并表示如果家里有监控或视频可提供给客服。当然,这并非个案。早在几个月前,就有多名“熊孩子”先后对直播平台“偶像主播”进行巨额打赏,最高的达65万元,种种行为背后显然已不仅仅是商业道德与社会伦理问题。

从法律关系上来说,打赏行为属于赠与合同关系。依照《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仅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除此之外,所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应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进行或者要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

也就是说,从法理上,除非经过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否则未成年人并不能实施这种赠与行为,相关行为效力处于待定状态。如果法定代理人明确表示拒绝的,对方理应进行返还。

但从操作层面上来看却远远没有这么简单:一方面,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需负举证责任,也就是说要其证明对直播平台打赏确实是孩子所为;另一方面,直播平台往往会设定返还上限,比如一定金额或者一定的百分比。当然,一些不法分子故意利用这个漏洞做直播平台打赏“代理退款”的生意,这种灰色产业链的间接影响也不可谓不大。

熊孩子打赏返还存在问题,利用赃款打赏直播平台也是一样。近期,江苏一名30岁男会计挪用公款930万元,其中766万元用于打赏女主播的新闻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有部分律师认为直播平台及主播收取相关费用属于善意取得,因此不适用刑事裁判的财产处分规定。然而我们必须看到,一方面,打赏行为属于赠与行为,而赠予的前提条件是享有财产的处分权,否则就属于无权处分行为,自然不存在善意取得一说;另一方面,相关金额的支付价格已经远远超过目前市场类似服务价格,将一掷千金的赃款支付认定为交易行为未免过于牵强。更为重要的是,倘若赃款打赏给直播平台能够以善意取得为由对抗而不予退还的话,那直播平台极可能成为另一种隐蔽的洗钱方式,而这种漏洞显然不应被社会管理体系所接纳。

故此,对于直播平台的易赠难返,相关主管部门应当出台规定进行约束和再平衡。

 

直播平台的规范未来

虽然直播平台目前存在一些问题,但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作为新生产业,直播平台可谓内容生产的又一次重大革命,在流量红利时代结束的背景下,它正在不断升级专业内容制作能力、提高受众参与积极性、实现直播主体的多元化。有数据显示,2018年在线直播用户规模将达4.6亿人,市场规模可能突破500亿元。

这么大规模的市场背后,代表着人们生活越来越丰富,消费越来越娱乐化,既给第三产业“互联网+”发展提供了有效借鉴,也提供了更多的线上线下互动及融合可能。不仅如此,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浪潮下,直播平台让很多草根有了成星、逆袭的机会,提供了另一种自我实现的方式和渠道。因此,对其有效引导规范,能够对社会经济起到正面的积极推动作用。

从规范层面来说,除了六部门联合发文所要求的强化网络直播服务管理工作系列制度之外,也应在消费频率及上限、退赔机制等方面进行更多规范,从而在源头上防止“滥消费”情形。同时,针对主播的播放内容、道德导向等各方面,平台也应强化培训和管理,树立起正确的消费导向,清除庸俗、淫秽、恶搞、造谣等土壤,让直播平台走上健康发展之路、法治规范之路。

 

 

网络直播,乱象丛生

/史友兴

 

 

网络直播,是“土豪”和“草根”相辅相成的世界。在主播的谄媚讨好下,“土豪”只需连击鼠标,就会雨点般地给主播砸钱,“草根”的欢呼雀跃是“土豪”们一掷千金的动力。因此直播间成了“土豪”们新的角斗场,打赏成为展现财力的新方式。

 

900万元公款打赏女主播,一个小会计的“土豪梦”

现年29岁的钱俊,家住江苏省丹阳市。200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湖南一所重点大学。在学校,钱俊遇到了魏秋莲,收获了爱情。20127月,钱俊与魏秋莲毕业,一起回到江苏省丹阳市。魏秋莲很快在一家外贸公司找到工作,而钱俊直到201211月,才在镇江市的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应聘到一份出纳的工作,工资不及魏秋莲的一半,这让在大学时代意气风发的钱俊倍感失落。2014年下半年,钱俊和魏秋莲结婚了。由于经济十分拮据,婚礼办得很简单,也没有购置新房,小夫妻和钱俊父母住在一起。失意、苦闷、彷徨,种种情感交织在一起,钱俊开始玩网络游戏,以此发泄心中的烦闷。在玩游戏的过程中,他接触到了直播平台,对网络直播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

“女主播们年轻漂亮,又会发嗲,听着让人心潮澎湃。有时一连几晚,我给她们疯狂刷礼物。草根们把我当土豪,女主播把我当男神,让我有种被跪舔的感觉,可以在虚拟世界实现一次次的‘土豪梦’!”就这样,为了当“土豪”,钱俊刷的礼物越来越多,渐渐也引起一些女主播的注意,围观的观众也开始对他大加吹捧,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

然而,钱俊的积蓄迅速花光了,很快他开始疯狂套用公款。他利用自己掌握的公司法人章及财务专用章,通过开具现金支票取现、转账的方法,把公款转到自己的银行卡上,有时一次就多达百万元。在众多的女主播中,一名叫钟妍紫的女主播,不但歌唱得很好,舞跳得很美,而且长得十分甜美,让钱俊十分钟情。

一天晚上,钱俊鼓足勇气在直播间向钟妍紫示爱,围观的粉丝也纷纷起哄,钟妍紫开玩笑地说:100个火箭就跟你走!”没想到,令人目瞪口呆的一幕发生了:在随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钱俊连续送出200个火箭,折合人民币10万元!

就这样,钱俊与女主播从网络走到现实。此后,钱俊线上经常进入钟妍紫的直播间为她打赏捧场,线下经常到上海与钟妍紫幽会,为钟妍紫购物、消费,并赠送金钱。半年左右的时间,为钟妍紫打赏、消费、赠送的钱物达到140余万元。

如法炮制,钱俊在全国多家比较有名的网络直播平台上注册了十多个账户,结交了不少的女主播,并与其中的几个女主播在上海幽会。就这样,钱俊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侵占了900多万元公款,其中大部分用于打赏多个女主播了,其余的钱则用于与女主播幽会时的各种高端消费。

20172月,到了公司新一年度的例行审计。钱俊知道,自己偷用公司公款的事情再也瞒不住了。为此,他到上海与钟妍紫见了最后一面后,来到之前经常和钟妍紫幽会的酒店,用刀片割破左手腕动脉自杀。在即将完全失去意识之际,钱俊给钟妍紫发了一条微信,告诉钟妍紫他在老地方自杀了。收到钱俊的微信,钟妍紫立即赶到酒店,将钱俊送往上海东方医院抢救,从而救下他一命,并劝说钱俊投案自首。

2018515日,江苏省镇江市京口法院对这起特大职务侵占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并做出一审判决:以职务侵占罪,判处被告人钱俊有期徒刑7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0万元,责令退赔930万元。

打赏主播,除了个人喜好,刷礼物往往会变成男人们之间搏斗的方式。要想获得主播的青睐,围观人群的追捧,就必须具备厚实的经济基础。可是,这个世界,“土豪”毕竟是少数,不少人为了筹集资金送礼物,去欺诈、盗窃、挪用公款、职务侵占,走上歧途,悔之晚矣。

 

“熊孩子”百万巨款打赏主播,母亲讨还未获支持

随着网络直播平台的崛起,观看网络直播的用户快速增长,而且呈现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也加入其中,花费大把金钱打赏主播。未成年人本身没有财产,花的都是父母的钱,而且多是背着父母打赏的。未成年人打赏主播,成为新的社会问题。

徐丹巧凤、曹德泽夫妇有一个儿子,名叫曹浩文,生于20008月。曹浩文升入中学后,为了联系方便,徐丹巧凤给儿子买了一部手机。让徐丹巧凤想不到的是,曹浩文在一些同学的影响下,接触到了网络直播,很早就在广州的一家网络公司(以下简称“网络公司”)运营的网络互动直播平台上,以自己的真实年龄、身份和电话号码,注册了一个号码为其手机号码的互动直播个人账号(简称“互动168”账户)。注册成功后,曹浩文就一直使用这个账号,只要有机会,就背着母亲登录网站进入网络直播平台。看到有人给女主播打赏了,女主播就会跟打赏的人进行互动,处于青春期的曹浩文抑制不住心潮澎湃,有打赏主播以博取主播关注的冲动。然而,曹浩文没有经济收入,于是,他就对徐丹巧凤支付宝和微信账户上的钱打起了主意。20174月初,徐丹巧凤发现自己支付宝、微信账户上的100余万元没有了,而且都是通过网上转走的,十分惊愕。当天晚上,徐丹巧凤把儿子曹浩文叫到面前,厉声质问。

在听到儿子说百万余元的钱全部用于打赏网络主播后,徐丹巧凤愤怒至极。钱已经用了,当下之急就是查清用了多少钱,都用到哪里去了。为此,徐丹巧凤和儿子曹浩文对着交易记录,逐笔核对,查明:201712月份,曹浩文从徐丹巧凤的支付宝及微信账户上共转出111.2万余元,全部充值到曹浩文的“互动168”账户上,现该账号余额为0.8元。曹浩文说:“这111.2万多元中,71万余元是通过支付宝直接充值的,其余40多万元中有20多万元是通过手机微信充值的,剩下的款项是我在和同学同时玩直播游戏的过程中,为了方便充值,先转账给同学,再由同学帮我充值的。由于游戏平台设置了充值上限,单笔充值最大金额为5000元,这些钱是通过多次充值的方式充值的。”

为了追回巨款,徐丹巧凤以其儿子曹浩文系16周岁的未成年人,100余万元的巨额充值及打赏行为已经严重超出正在上中学且没有经济收入的曹浩文之民事责任能力范畴,且该行为亦未取得监护人的事前同意及事后追认,该充值及打赏行为为无效民事行为等为由,将网络公司告上了法庭。

网络公司辩称:第一,合同纠纷当事人应当是合同的相对人,曹浩文才应该是本案的适格原告。第二,徐丹巧凤应当就曹浩文是网络使用者的事实进行举证,但徐丹巧凤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证明。第三,曹浩文是将近17岁的人。本案争议的标的是几十上百笔的充值消费,每次其实也就是几百或者几千元,最低只有100元,与一个17岁公民的年龄是相适应的。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首先,曹浩文实施前述行为时已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可以实施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次,徐丹巧凤并非涉案合同当事人,其无权以原告身份直接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第三,即使涉案协议是曹浩文与网络公司签订的,也根本不存在双方恶意串通并因此损害徐丹巧凤利益的情形。2018320日,法院依照相关法律规定,作出一审判决,判决驳回徐丹巧凤的全部诉讼请求。

“熊孩子”巨资“打赏”主播现象频发,而“打赏”的背后,往往会导致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陷入巨大的财务危机。“熊孩子”打赏主播的巨款能不能要回,成为社会大众极度关注的问题。想要回“熊孩子”打赏主播的巨款,根本的障碍其实在于证据的取得和举证的完成。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谁为真正打赏人的证明上。现实生活中,账号注册人注册账号后,自己不使用而交给别人使用的现象依然十分普遍,账号的注册人不一定就是打赏人,取证、举证自然是相当困难。二是未成年人的打赏行为与其年龄、智力是否相适应的证明上。未成年人在打赏时,往往不只是打赏一个主播,打赏的次数更不是一两次,都是数十次乃至上百次,有的甚至达到数千次,平均下来每次打赏的数额其实并不高,而且很多情况下是打赏不同的人,难以证明这些打赏的行为与未成年人的年龄、智力是不相适应。因此,“熊孩子”巨资“打赏”主播,理论上可以说是能够要回的,但实际上能够要回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为求粉丝打赏,

女主播淫秽直播陷囹圄

在没有突出才艺的情况下,为吸引粉丝推高流量,从而变现获利,网络主播花样百出,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有的衣着暴露、用行为言语挑逗,有的靠低俗猎奇暴力内容吸引眼球,更有甚者为了炒作不惜进行淫秽直播表演。网络直播平台因此成为色情多发地。

90后女孩张小芬,具有大专文化水平。毕业后,张小芬外出打工,怎奈在大学生多如牛毛的今天,张小芬并没有优势。几年下来,张小芬工作换了一茬又一茬,可找到的工作,不但又苦又累,而且收入也不高,走出校园时的激情早已被时间磨平。

2016年,网络直播正迈入爆发阶段。不正常的高收入,极低的入行门槛,吸引了大批年轻人涌入网络直播平台,干起主播行当。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小芬以为网络直播可以随随便便就能捞到金子,便也决定租房宅在家中做专职网络主播。201610月底,张小芬在一家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直播平台上注册了主播账号,开始进行网络直播。可是,张小芬不但没有任何的才艺,长相也很一般,更是没有粉丝关注,一个月下来,几乎没有赚到钱。无奈之下,张小芬打起了歪主意,试图通过拼尺度来博取关注。于是,2016121日至10日期间,张小芬在直播平台上进行色情淫秽直播表演,以赚取观众打赏的主播“魅力值”获利。张小芬在平台上进行淫秽表演的事情,很快被网友举报。网络直播平台得到举报后,立即将张小芬的账号封禁。张小芬见自己的账号被封,知道自己的事情败露,立即打起铺盖卷找了一个地方躲了起来,直到201731日被公安人员抓获。案发后,公安机关查获张小芬的一段直播视频,经鉴定该段直播视频属于淫秽物品,点击率合计32844人次。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张小芬无视国家法律,以牟利为目的,制作、传播淫秽物品,其行为已构成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应依法惩处。被告人张小芬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法院以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张小芬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网络色情直播,不仅仅是污染了网络空间,更是突破了法律红线。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任何组织或公民在公共场所和公共网络空间的一切行为都不能逾越法律的底线。在网上传播淫秽行为属于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则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网络直播平台以牟利为目的为他人提供淫秽表演直播,将涉嫌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

 

出轨男粉丝,

女主播命丧丈夫之手

网络主播主要是通过与粉丝的互动吸引粉丝关注。在互动的过程中,网络主播与粉丝之间难免会产生感情纠葛,处理不当极易引发悲剧,甚至会赔上性命。

30岁的郑怀宇与同岁的徐丹于20107月结婚,婚后生育2女,因长女郑囡患有先天性耳聋残疾,花费较多且需特殊照顾。20159月,郑囡到邻近县城的一所特殊学校读书,徐丹在县城租房子照顾郑囡,而郑怀宇则在外打工。因家庭经济拮据,夫妻常为此吵架,感情不睦。201645月,徐丹为了挣些钱贴补家用,就在一家网络平台开设聊天室进行网络直播。在直播的互动过程中,粉丝钱峰了解到徐丹的一些境况,不但常常从精神上开导徐丹,并通过打赏的方式帮助徐丹集聚人气,从经济上给予帮助。一来二往,徐丹与钱峰发生了婚外情,并于同年7月在成都见面并在宾馆开房发生婚外性行为。

2016520日,郑怀宇又因口角将徐丹打伤,徐丹报警后,公安民警对郑怀宇批评教育并对双方进行了劝解。其后,徐丹提出离婚,经双方父母劝说,徐丹同意回去与郑怀宇共同生活。

“从来没有像网络直播时穿这样性感的衣服给自己看过!”二人回到租住房后,见妻子徐丹在电脑前玩直播,衣服穿得很暴露给别人看。郑怀宇气不打一处来,两人再次发生争吵及抓扯。

2016723日,郑怀宇从外地赶回家中有事,意外地在县城客运站看见徐丹坐在一辆面包车里,车上除了司机还有一个男子,遂怀疑车上那个男的是她情人。郑怀宇乘出租车回到家中见到徐丹后,双方开始争吵。在争吵过程中,郑怀宇打了徐丹一耳光,徐丹跑出家门。郑怀宇到厨房拿了一把菜刀追出去,持菜刀向徐丹身上乱砍,直到将其砍死。其后,郑怀宇将菜刀丢在徐丹身上,拨打110报警,并在楼梯口位置等候公安民警到来。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郑怀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郑怀宇犯罪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本案系因婚姻家庭纠纷引发,对郑怀宇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据此,法院判决被告人郑怀宇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有些主播没有自己的行为准则,为了求得粉丝的关注,故意卖弄风情,易引起粉丝的感情误解,且在与粉丝产生感情纠葛后,不能正确妥善处理,引发各种纠纷。有的粉丝因陷入感情纠纷后不能自拔而自杀,有的粉丝因得不到心爱的主播而杀害主播,还有的就是主播与粉丝大搞线下婚外情引发家庭悲剧,等等。网络主播与粉丝情感纠葛已成为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之一。

(文中人名、单位名作相应技术处理)

 

 

直播:礼物换来快感  符号照进现实

/本刊记者  杨皓

 

 

网络直播,早已是一个不算新鲜的名词,被大众所熟知的同时,网络直播行业仍然在互联网的高速公路上飞驰,形势一片大好。中娱智库发布的《2017中国网络表演(直播)发展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直播行业市场整体营收规模超过300 亿元,相比2016年增长了39%。这300亿元中的相当一部分来自网友打赏。在斗鱼直播上,如果想要成为一名能够以轰轰烈烈姿态入场的贵族皇帝,需要支付每月10万元“月费”,最便宜的贵族是游侠——76元一个月。但这还不包括女主播们收到的各式礼品:一辆皇家马车价值166鱼翅,也就是人民币166元;一座引人注目的黄金超级火箭则价值2000元……

视频直播行业衍生的直播打赏行为,在近两年成了颇多争议的话题。挪用公款打赏、未成年人隐瞒父母花光家里积蓄打赏、背上一身互联网小额贷款打赏等等骇人听闻的事件屡见不鲜。伴随着直播行业内诸多或桃色或阴暗的爆料,一时间,网络直播、直播打赏、女主播等相关名词似乎带有着某种原罪,宛如一朵新时代的“恶之花”。

 

谁在打赏

既然网络直播有着如此的魔力,那么究竟是哪些人在观看直播并且给主播打赏呢?

来自温州的罗军(化名)是一名30岁的男性,已婚,自己从事水产相关生意。罗军很早就开始观看网络直播,他最喜爱的主播来自斗鱼网络直播平台,是一位英雄联盟(网络游戏)的女主播。

“英雄联盟这个游戏我很早就开始玩了,然后直播就开始火了起来,就有人开始在斗鱼上直播这个游戏。我最早上斗鱼看直播就是为了看人家高手怎么玩这个游戏,单纯就是想学点技术。”罗军向《检察风云》记者表示,“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进了这个女主播的直播间,发现这女孩子玩得也不错,然后长相声音啥的都挺吸引我,慢慢就开始关注她了。”

自从发现这位女主播,罗军几乎每天都会进入她的直播间观看,慢慢地罗军不再满足于只做一个看客。“这个里面大家都能发言么,但是你不发礼物啥的,主播就几乎不会理会你的发言,我就开始尝试给主播送礼物。一开始还好,几十几十地往平台里充钱,后来送的礼物越来越高级,就几百上千的充值了。到现在一年多来,粗略估计大概花了两万多了。”罗军表示。

罗军的水产生意经营得还不错,两万多元只占到他年利润的二十分之一左右。当记者问及花那么多钱在虚无的网络空间是否有一丝后悔时,罗军说道,“其实也还好。说实话这个钱一来我也负担得起,二来我觉得主播唱歌跳舞表演啥的很卖力,也很ok的话,我就会给她一些鼓励,这其实和去电影院看电影没什么两样,反正就挺正常的。”

罗军所喜爱的主播有一个粉丝互动QQ群,在罗军的帮助之下,记者顺利加入了这个QQ群。经过多日的观察,记者发现群内多以收入较高的经商人士为主,他们在直播间刷礼物时也相对出手阔绰。群内还有一部分男性IT工作者,Eric便是其中之一。

Eric告诉记者,“我们程序员看这类直播的其实挺多的,工作压力比较大,而且说实话暂时也没有女朋友,看看美女也未尝不可。我们一般也会打赏的,但肯定没有那些老板多,毕竟我们收入也比不上他们。要说为什么打赏,也就是觉得女主播一个人一直在说话表演挺辛苦的,当然也有一部分原因希望得到她的关注和她互动,人之常情嘛。”

从罗军和Eric的讲述来看,我们并不能对直播这一行业多加微词,打赏行为也遵照着自愿适度的模式在运行。但混迹直播圈多年的鲁云带来的爆料就没有如此和谐了。

鲁云告诉记者,“直播打赏的主要问题有两大类,第一类是打赏目的不纯:相信你也听说过,很多人给主播打赏,特别是女主播,就是为了和女主播建立联系,说得直白一点,打赏成了一种变相的色情交易。说实话这样的情况不是少数,而且由于这是一个主播与粉丝的长期互动行为,在法律上还很难定性。打赏目的不纯还有另一个表现就是炒作。很多主播为了让自己的人气上去,就雇人给自己打赏炒作,这样可以提高自己的热度,而且很多人会觉得那么多人在打赏自己也送点东西理所当然;直播打赏的第二类问题是主播一味寻求更多奖励,忽略其中的道德风险。从做生意的角度来说,当然主播花同样的时间赚越多的钱越好,但是网络直播有其特殊性,而且看网络直播往往会给人造成那种欲罢不能的感觉,打赏主播亦是如此。自制能力差的观众耗费过多时间、耗费过多金钱在上面的事也不是少数,有的甚至引发各类犯罪行为,因为他们没有经济实力匹配他们打赏的欲望。”

 

欲望何来

对大多数观看直播的受众来说,观看直播与观看电影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是一个简单的购买获得模型。稍有区别的是,观众在观看电影之前就得为这部电影的电影票买单,而直播往往不然,观众可以在观看一定时间的直播过后再选择,是否为主播的表演付账。观众购买主播提供的信号节目,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享受,模型清晰且容易理解。

观众在接触到自己喜欢的主播或观看到自己喜爱的表演时,给予在镜头前表演的主播一定的经济奖励,这是一个无可厚非的过程,但一旦超过了自己的承受能力,欲望吞噬了正常的生活,问题便随之而来。那么直播打赏缘何会有如此的魔力以至于被欲望吞噬的事件时有发生呢?这强大的欲望究竟从何而来呢?

为了解答上述问题,我们先了解一下美国社会学家柯林斯提出的互动仪式链理论。林斯认为,互动仪式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包括正式的典礼,如宗教仪式、政治仪式,也包括没有模式化程序的自然仪式,如谈话、肢体的触碰等。个体正是通过互动体验而被社会化的,逐步从一个“自然人”成为“社会人”。其运作的核心机制是主体间高度的相互关注和高度的情感连带,处于互动仪式链中的个体通过情感上的共鸣,形成与认知符号相关联的成员身份感。

网络直播行为中观众与主播之间的诸多行为,正是一种典型的互动仪式。

首先,每一个选择自己喜爱的主播观看的观众,潜意识就进入了一个直播间是“我(观众本人)”与“你(主播)”的互动沟通平台。为了在沟通中得到主播更多更热情的回应,最便捷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便是给主播送出价值不菲的礼物。简单归纳之下,送礼物只是一个手段,真正的目的在于引起主播的注意、与主播建立更深一层的感情、获得主播的私人微信号等等。艾瑞咨询 2017 年发布的《中国泛娱乐直播用户白皮书》的调查结果印证了上述观点,被调查的网民中,超过70%的付费用户只打赏13位主播,而且,高达69.8%的付费用户曾通过非官方渠道进行私下打赏,微信红包及支付宝红包是私下打赏主要渠道之一。换言之,与某一位主播建立长期且深层次的关系,才是大多数网友打赏的主要原因。

其次,互动市场中的另一种关键资源是成员身份符号。拥有非常丰富的成员身份符号有利于促进后续的互动仪式。当几个个体重视同样的集体符号时,他们很容易在互动仪式中借助该符号达成高度的相互关注。该符号提供了谈论的内容或行动的关注点,集体符号往往在条件完备的群体互动仪式链中被重复使用,从而会被重新赋予团结感;符号与互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联系在一起。此一观点在直播互动中同样有着明显的体现:通过观察不难发现,每一个人气较高的直播间内,观众所发的弹幕存在极高的重复性,且很大一部分弹幕是所谓的“黑话”“梗”,这种“黑话”或“梗”难以被不常观看该直播间内容的观众所理解,说这些特定语言本身就有着某种身份昭示,仿佛告诉直播间内的所有人:我是这里的局内人,你看得懂,我们就是自己人;如果你看不懂,你就是局外人。

“黑话”成了有着身份意指的符号,而且这一次,在直播间内,符号照进现实,符号超越现实。成为自己人局内人是门槛,屏幕上划过“×××送出黄金超级火箭”的字样,则是你我都能看懂的权威符号。记者不禁陷入迷思,难道跨过门槛,我们都需要一个权威符号来对自己再做高低之分?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直播行业内的真金实银给出了答案,人的虚荣同样给出了答案。

 

 

国外网络直播相关法律法规

/高荣伟

 

 

网络直播发展至今,世界各国无一例外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加强互联网监管。在完善互联网法律规范体系的同时,各国也十分重视互联网直播行业的内在自律管理,在互联网直播技术监管手段上下功夫。在网络直播监管这一环节来看,大体主要分为强行性的立法介入和劝导性的自律规范。由于各国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和法律发展水平的差异,对网络直播的法律规制方式也各有特色。

 

美国:强调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美国拥有发达的直播平台和全球人均支持主播消费最高的观众。目前,美国直播平台“四强争霸”的局面逐渐形成,分别是FacebookLiveTwitterPeriscope、谷歌Youtube移动直播服务,以及亚马逊的Twitch

美国既是网络直播行业的乐土,也是直播行业的地狱。据调查显示,美国拥有最为悬殊的男女主播收入差距。全球大约38%的男主播无法通过直播获得收入,略低于女主播的43%,而美国男女主播的此项数据差异最大,仅有24%的男主播无法获得收入,但其在女主播中的比重却高达47%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直播观众也愿意花钱“打赏”主播,且以人均56.17美元的支出领跑全球,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0.36美元。但是,“从网络直播的表现来看,他们似乎更为理性,每一个玩家,包括青少年,都以遵守业内的法律法规为前提”。美国网络直播业的健康发展,得益于对其网络直播市场卓有成效的监管。

在网络直播监管方面,联邦政府制定了多部法律,主要强调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为了防止淫秽色情、暴力内容对青少年的侵害,先后通过了《通信内容端正法》《儿童网络隐私规则》和《儿童互联网保护法》等多部法律。从目前来看,美国对网络表达的规制法律有《将保护网络作为国家资产法案》《计算机安全法》《电子通信隐私法》等。但法律对网络的调节力度较小,除了违法内容依法受到惩处之外,其他行为主要是依靠行业自律和市场调节来管理,法律只是作为辅助手段。

美国鼓励自律机制的建设,协调政府机关与网络直播产业之间、言论自由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关系。为了防范不良信息危害青少年,美国政府要求所有学校和公共图书馆的电脑安装色情信息过滤软件,电脑可以自动识别“色情”“成人”“暴力”等关键词。此举初衷虽为防止未成年人接触色情网站,但实际上对使用公共网络资源的成年人也起到屏蔽作用。

此外,针对网络直播手机端,美国开发了“家长控制软件”,可以过滤手机直播中的色情内容。同时还通过制定税收优惠等经济政策,促使色情媒体公司采取限制未成年人浏览的措施,鼓励民间团体、组织,自觉抵制色情直播。

 

德国:直播平台需要申请牌照

德国素有网络监管一向“严苛”的名声,《刑法典》《民法典》《信息自由法》《公共秩序法》《信息自由和传播服务法》等法律法规都有网络监管的相关条款。

时下,德国政府发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沉迷于网络直播平台,24小时运作的平台会让“他们在深夜还不忘与主播互动和消费”。这种现象,不仅影响未成年人的学习,有损其健康,还引发了不少家长与平台之间的纠纷事件。

针对网络直播出现的问题,德国政府推出了一项规定,要求这些直播平台像当地的广播机构一样申请牌照。德国政府希望通过严格的牌照制度来规范当地的直播平台,特别是 24 小时运作的平台和频道更是被列为重点监管对象。

2017年年初,一个24小时无间断直播的频道Piet Smiet TV就收到了一份监管机构的通知,被要求在 4 30 日前申领牌照,不然就要被终止在当地运营。Piet Smiet TV 方面表示会严格按照规定申领牌照。申领牌照的流程实际上并不复杂,在填妥相关文件之后,缴纳100010000欧元不等的费用即可。为什么Piet Smiet TV在德国上线之前不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呢?有德国媒体猜测,这是Piet Smiet TV方面想规避政府的监管,以便能够在某些时候推卸责任。

在网络监管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德国政府颁布的《社交媒体管理法》。在经历了近3年的讨论、酝酿后,德国《社交媒体管理法》于201811日起施行。该法整合并修订了2015年以来德国司法部颁布的一系列相关法令,对脸书、推特等在德国境内提供内容服务的社交网络平台提出了更为严格的监管要求。

根据《社交媒体管理法》,在德国拥有200万以上用户的社交网络平台须自行承担责任,清理其平台上涉及诽谤、诋毁、新纳粹和暴力煽动的内容,且社交网络平台必须在7天内删除用户举报的非法内容,明显的违法言论需在举报后24小时内删除或屏蔽,争议言论内容也必须在举报后7日内做出处理,否则将面临最高达5000万欧元的罚款。此外,社交媒体企业还须每半年发布报告,公示用户举报数量及其处理情况。

 

英国:确立网络事先审查制度

英国作为互联网发展起步最早的国家之一,在网络治理方面积极探索,从立法、行政两处双管齐下,同时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治理。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为了保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英国国会又确立了网络事先审查制度。据《泰晤士报》报道,保守党的议案,“限制18岁以下人员浏览暴露色情作品”,在英国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该提案将要求人们在访问色情网站时必须进行年龄检查,其具体措施是,色情网站会给浏览者不同的身份验证选项,例如通过银行、移动网络运营商、国家医疗服务系统,甚至是邮局等组织来确认他们是否超过18岁。

对此,律师Myles Jackman说:“这是比较先进的审查制度。我们国家正在成为世界上审查制度最严格的国家,其他国家都非常关注我们。”

英国政府对于网络的各种行为,一般不会采取直接管制的措施,而是主要依靠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网络用户的自律来对网络行为进行规范。政府对网络的管制只是起到补充和保障作用,只有在有人告发,要求追究其责任的时候,政府的力量才会介入进行调查和处理。以行业自律为主,政府规制为辅的管理方式在英国1996年通过的法规中得到了典型印证。

19969月,由政府部门牵头,联合网络业界和行业组织共同推出了作为网络规范的《R3安全网络协议》。其中,R3是指3个以字母R开头的英文单词,即分级(Rating)、报告(Reporting)和责任(Responsibility),协议对网络内容分类标准作出了详尽的规定。根据该部法规的规定,英国网络商和网络用户共同建立一个独立的组织,由该组织负责消除网络上出现的儿童色情内容和其他有害信息,并且负责对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进行职责分工,要求这些服务提供商积极负责地提供服务。

 

新加坡:实施“疏堵兼顾”的互联网监管体制

新加坡是世界上网络普及率较高和率先公开推行网络监管制度的国家,也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网络监管国家。新加坡在互联网监管方面建立了“许可和注册登记制度”与“审查制度”。

“许可和注册登记制度”要求所有在新加坡从事网络服务的机构都须符合一定的条件,并依法向负责互联网事务的新加坡传媒发展局进行登记。在注册登记时,该机构须承诺封锁违反道德及政治标准的内容。该措施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公众,尤其是未成年人免受有害信息的侵害。

近年来,网络直播在新加坡风起云涌。早前,一篇题为《新加坡大学生滥用直播应用,夜半网络大玩直播开“爱爱派对”》的文章在网上流传。“为什么新加坡大学生如此开放?原来又是金钱在作怪!”作者分析指出,“直播应用里有一个送礼物的功能,观看者能通过发帖纸给直播者送礼物。直播者可以将每个收到的贴纸礼物换成豆豆。倘若直播者储存到足够的数量后,可以把豆豆以应用程式的兑换率转换为真实世界可以使用的金钱。”

对于网络直播,新加坡政府并未放松监管。在网络直播方面,新加坡实行严格的互联网“审查制度”。由政府信息与艺术部下设的检察署依法负责对在互联网上传播的信息进行审查。

新加坡最初的网络管理是由准政府组织“国家计算机委员会”于1991年实施的,并由其组织力量对网络传播的社会效果进行研究。1994年,新加坡将互联网视为广播服务,由新加坡广播局进行管理,《网络行为法》《广播法》赋予广播局对“危害国内和平”“有损公共利益或公共秩序”以及“有违良好品位或正当性”等违法行为行使行政处罚权。

在具体执行互联网监管的过程中,新加坡政府还体现了灵活性。例如,在对互联网上传播的信息进行审查时,检察署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式:对进入家庭信息的审查要严于对进入公司企业信息的审查;针对青年人的信息利用严于对成年人的信息利用;对公共消费信息的检查严于对个人消费信息的检查;对仅用于艺术、教育等资料的检查则较为宽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