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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议“滴滴”危局
时间:2018-11-07

  

 

“滴滴”两起网约车乘客命案发生后,全社会对网约车平台背后暴露的公共安全问题倍加关注。今年8月28日,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三部委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开展交通出行领域严重失信行为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决定在交通出行领域开展严重失信行为专项治理工作。95日,针对网约车、顺风车平台公司的安全专项检查工作正式启动,包含十多个部门人员的检查组进驻“滴滴”。

在专项治理中,“滴滴”网约车推出了多种安全试行机制:凡是深夜运营接单的全部都为“滴滴”界的老司机;“滴滴”一键报警及自动将行程信息分享给今昔联系人;全程录音保护功能,由司机端实时录音回传信息;“滴滴”乘客端和司机端APP试行“黑名单”功能……“滴滴”带来的业界整改,牵动着全社会的心。此间9·12“滴滴”司机遭乘客割颈案,让人们进一步意识到,共享社会服务两端人员的安全同样需要守护……

共享社会首先是智慧共享,本刊特别约请法律界相关人士,风云聚会,为交通出行领域(特别是网约车)所涉及的城市公共安全问题深入把脉,从“滴滴”乐清命案法理背景分析、公安机关有效执法路径、当事人自我保护方式、网约车平台法律责任、检察机关拓宽公益诉讼着力点、技术部门高效对接新科技以及营造更为安全的共享社会角度,为“滴滴”们出谋划策……

相信,顺应时代需求,凝聚多方智慧,顶格提升共享经济下的城市安全系数,以全新安防水准迎接首届进博会,值得期待!

 

这一次为什么大家没有选择原谅“滴滴”

 

/沈彬  澎湃新闻首席评论员

 

今年5月,前一次空姐被奸杀案发生的时候,我和上海一位律师在上海电视台做了一档谈话类节目。虽然当时舆论汹汹严厉指责“滴滴”,但是我和那位律师都秉持着严谨的“法律人思维”,认为“滴滴”作为平台方不应该负主要责任。这是因为按交通部《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顺风车被排除在了“网约车的承运人”责任之外,即顺风车只是搭乘双方的“民事关系”,平台不用承担承运人的安全保障责任。当时,我的观点是,从数据上不能证明网约车比出租车更危险;而且对于极端个案,也是很难在制度上予以完全杜绝的。

应该说,这个说法更符合法律,但是未必符合人心。网约车行业作为“互联网+”新兴行业,恰恰是建立在消费者的信心基础之上。于是,我们看到短短百天之后,第二名年轻女孩被奸杀之后,全民沸腾了,严厉讨伐整个网约车行业,这一次大家并没有选择再一次原谅“滴滴”。

两次事件的可怕不在于被害人的人数,而是以“滴滴”为代表的中国网约车行业搭建的“人设”遭到重创——平台的法律责任与道德责任都亟须提升。因为公众对这个行业的期待巨大,这种信任的加杠杆极其脆弱,极端个案就能将之击碎。

有律师认为,谈网约车、顺风车的安全,对标的对象其实不是出租车,而应该是之前的黑车。这在法律上可能,但事实上不可能,否则“滴滴”就不配拥有这么大的估值。公众对网约车的期待,是一种出租车之外的新型交通方式。极高的期望,对应着更大的失望,甚至这个都不用法律来规定,公众的舆论口水和卸载行动,就足以倒逼平台去承担更大责任。

很明显,“互联网+”新贵享受市场溢价的红利,也必须承担“溢价”责任。“滴滴”根本不敢提:出事的顺风车,不用承担承运人责任的这个“法律规定”。这是市场的力量。

此外,我整理了此案的时间轴,发现在被害人朋友拨打“滴滴”平台电话之前,被害人已经遇害了:

82414:14,被害人在微信上发信息“救命、抢救”,但其朋友还是反复给她拨打电话,直到一个多小时之后的1542才向“滴滴”平台拨打电话,“滴滴”平台说出了那句激怒全社会的“1小时后回复”。事实上,在1450左右,凶手已经实施侵害。从个案来说,客服对于悲剧发生是无力回天的。但这是法律人思维,不是“消费者”的思维。

两起凶杀个案曝光的是,“滴滴”相关安全制度的严重漏洞:在“空姐案”中,“滴滴”原有的夜间安全保障机制不合理,导致在该订单中针对夜间的人脸识别机制没有被触发;甚至嫌疑人在案发前,曾有一起言语性骚扰投诉记录,“滴滴”也未封禁账户。在100多天后,“滴滴”仍没有做出全面整顿,案发前一天就有女乘客投诉司机意欲不轨,却被淹没在普通投诉的“平庸程序”中,甚至把人命关天的应急投诉混同于普通质量纠纷,说到底,还是不重视乘客生命。这才是“滴滴”引起公愤的原因,互联网独角兽“德不配位”。

笔者以为,网约车行业一定不能有“比烂”思维——出租车不是也发生过司机杀害乘客个案吗?……全国1.4亿的网约车用户,其中1.2亿是“滴滴”用户。所以,这是一个关系到亿万人安全的平台,它也将系统风险高度集中,平台的一个严重疏漏,必然会基于统计学的“大数定律”变为惨烈的个案;而出租车平台更多是分散性的风险。所以,网约车平台也要知道“力量越大,责任越大”的道理。事实上,公众也不会听信诸如“拼多多式”的说辞——“我还小,我只有三岁”。

目前,“滴滴”出行启动了安全大整治,在98日至15日暂停深夜服务。结果又引发了很多“加班狗”的反弹,认为现在“滴滴”回归到一个“中年油腻男”的状态:有方便的钱我就赚,但是对可能的危险尽量去回避,成了“风险规避者”。

解决之道不是回到过去,回到没有网约车的日子。事实上,中国是全球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网约车合法化的国家,这就要求所有网约车的主体对得起国家对于网约车行业的信任,也要承担起对于亿万乘客的公共安全的责任。消费者是会用脚来投票的,安全和方便不能是“两选一”,消费者要的是以安全为底线的网约车的方便。

对于“滴滴”来说,回避绝对不是出路,有技术、有能力、有资金,必须要把安全的底线补上,这才是一个企业应该做的。

 

 

多警种切入搭建网约车联动执法机制

 

/庄嘉  上海市公安局

 

 

快的打车、“滴滴”出行、Uber优步、美团打车、易道、神州专车、首约汽车、曹操专车CAOCAOAA租车……这一个又一个耳熟能详的品牌,已经昭示着网约车时代的到来。然而,在野蛮生长的背后,危机也应运而生:继5·5郑州空姐“滴滴”顺风车遇害案、8·24乐清女孩“滴滴”顺风车遇害案后,9·4四川中路汉口路口发生网约车撞击警车事件再次灼人眼球!然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

从执法主体来看,交通委的执法部门、公安的交警部门对网约车的交通违法行为具有处罚权,公安的治安警种对非法营运的黑网约车具有处罚权,公安的刑侦部门对借助网约车实施犯罪的行为具有侦查权……显然,公安对借助网约车实施违法犯罪的即时介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此,笔者建议从警种切入,第一时间打通网约车公司与公安机关的联动路径,合围形成打击网约车犯罪的高压态势。

 

借鉴“交警”的失格系统

“第4焦点上海交警微”官方发布,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自20179月至今年8月,对注销、吊销等严重“失格”状态下违法行车的驾驶人开展了11次“深目”集中查缉专项行动,利用研发“失格驾驶人违法行车分析系统”,查货87名隐形“失格司机”,实现对重点违法人员的精准打击。其中,“大数据”“智能识别”“以图搜图”等技术均契合当前网约车的监管路径。全国人大代表、吉利董事长李书福亦认为,“运用大数据加强规范网约车势在必行”。据此,建议效仿“失格驾驶人违法行车分析系统”,建立“网约车驾驶人违法行车分析系统”,对接全国人口征信系统和网约车平台系统,将严重违规的网约车司机剔除出平台,并对定位模拟、多车注册、无证注册等外挂行为实施一票否决制。

可喜的是,自97日起,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执法总队、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上海市公安局网安总队已联合进驻“滴滴”(上海)公司开展安全专项检查和调研,研究对接数据事宜,意欲为一线执勤执法直接提供准确线索,便于基层执法。

 

非法营运的“治安”打击

在我国,对个人出租车的准入门槛不高,网约车更是如此。以“滴滴顺风车”为例。目前,“三证验证+人像识别”是主要的甄别方式。按规定,身份证、驾驶证、车辆行驶证均是必备的。但如同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教授、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高艳东所言,“‘滴滴’公司并未真正建立有效的人车相符的信息筛查机制。不法分子线下临时伪造车牌进行作案并不鲜见”。

无证、伪证的网约车进行搭乘运营显然属于非法营运范畴。公安机关中的治安部门应当肩负起打击非法营运的职责,在惩处不法分子的同时,与网约车平台进行及时对接,将被处罚的司机永久排除在网约车平台之外。从今年43日起,上海市公安局治安总队等多个职能部门已陆续在全市多个执法点展开非法客运专项整治行动现场执法,监管部门对网约车平台开具顶格罚款,同时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

 

联动报警的“网侦”机制

据悉,北京、山东、南京、天津等地目前正在先行先试“视频报警APP”功能。比如,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推出的“滴滴报警”。一般来说,将110报警系统嵌入当地警方的微信公众号或者APP中,方便民众即时视频报警。虽然这或许存在扩大《110接处警工作规则》规定的受理报警范围,但仍然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试想,如果郑州空姐、乐清女孩当时能够运用视频报警,或许命案不会发生,抑或警方能够更早地介入案件。据此,建立网约车平台与公安机关的第一时间联系显得尤为重要。这方面,公安机关的刑侦部门和网安部门可以进行数据对接,联合相关职能部门,与网约车平台共同建立紧急事件处理机制,研发即时视频报警系统。

当然,网约车的监管并非公安一家之责。只有在平台自身严管的加持下,监管部门的即时作为才能真正推动网约车空间回归法制净土!

 

 

网约车乘客自我保护锦囊

/黄红武  律师、合伙人

 

 

网约车,顾名思义,即“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就法律关系的性质而言,网约车平台通过APP平台发布预约出租车信息,网上提供符合条件的车辆和驾驶员,已经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要约邀请;乘客按照网约车平台信息预约车辆,提出了合同要约;网约车驾驶员接受了乘客的订单,即做出了承诺。承诺生效时则在网约车平台公司与乘客之间形成了运输合同的法律关系,契约义务就产生了。我国《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16条明文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承运人责任,应当保证运营安全,保障乘客合法权益。

网约车的经营服务,是依托互联网技术构建的服务平台,乘客和驾驶员的供需信息完全可以在平台上查阅、使用、传播。在当下移动互联网时代,线上、线下结合得越来越紧密,每一个平台链接的用户数据,对应的都是有血有肉、有好有坏、形形色色的个体。用户数量越庞大,网约车的社会责任也就越大,社会责任边界已经自然扩展到了公共安全领域,安全出行的紧迫性也与日俱增。

网约车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产物,那么我们通过网约车平台叫车后,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保护呢?

第一,我们要提高安全意识,在上车前积极做好各项预防措施。其实在“滴滴”APP平台上,除了使用叫车功能外,还可以设置紧急联系人,这个非常重要。紧急联系人可以添加到五位,联系人设置好后,可以按下“紧急求助”按钮、开启“自动分享行程”,打开“行车监控”后,“滴滴”的安全系统就会开始录音,你的行程可以自动实现分享,你的紧急联系人就能随时知道你的行程位置,及时予以关注。但是“滴滴”并没有将这个功能普及到每个用户,很多人并不会使用和设置,很少人真正将安全问题提高到至关重要的地位。此外,乘客应注意手机充好电,或者带上充电器,保持手机通信畅通,多掌握其他紧急情况的通报渠道,比如说短信发给12110,微信选择视频报警等,以威慑犯罪分子。

第二,车子到位后,我们不要急于上车,先验证信息。可以拍照或者记下车牌号,及时发给自己的亲友或朋友知晓;同时一定要仔细核对车辆、驾驶员在网上的登记信息与实际来车、来人信息是否一致。如果信息不一致,可以拒绝上车,坚决不乘坐没有监管的黑车,坚决不乘坐驾驶员信息不明的车辆。网约车驾驶员身份复杂、素质参差不齐,还有的人甚至有犯罪前科,因此我们要尽量乘坐正规运营的、有监管的交通工具,不与陌生人拼车。

第三,上车后,单身女性要尽量坐在驾驶员的后侧,不要坐在副驾驶位置;同时保持车窗打开不要紧闭,发现情况异常方便求救。车上也应时刻保持警惕,不在行车过程中与司机过多攀谈,随意透露个人信息,女性尽量避免着装过于暴露、钱财外露;开启导航系统选择合适路线,不做低头一族。一旦发现驾驶员擅自改变行程、绕路或将车辆突然开到偏僻道路上,要第一时间制止,要求重回大路。如果驾驶员拒绝,乘客可以要求立即停车,否则马上打电话报警或者向路人求救,态度一定要坚决、果断。

第四,如果前述安全措施没有实施导致危险步步逼近,以至于最后将自己置于一对一的危险局面之际,我们头脑一定要保持冷静。在和对方沟通过程中避免激怒对方,可以先和对方谈加钱和小费分散注意力,同时悄悄选择短信、微信或者紧急求助按钮等有效渠道,第一时间通知网约车平台或向警方报警。最后面对想要伤害你的犯罪嫌疑人,我们不仅要有自我保护的勇气,而且还要有顽强的斗志,就地取物,积极防范,女性的手包、圆珠笔、雨伞、高跟鞋,都可以成为你的防身武器,当然如果在手包中事先备有防狼喷剂、防狼电击器那就更好了。

第五,损害事故发生后,受害者或其亲友可启用司法救济通道。笔者认为:首先,要做好相关证据的保全工作,比如受害者通过网约车平台预约车辆的信息、受害者发现车辆和驾驶员在网上的登记信息与实际来车、来人信息不一致的情况,以及受害者或其亲友与平台之间的互动过程等,这些证据都非常重要,需要及时保存。其次,要第一时间向警方报案,如实陈述事情发生的全部经过,通过警方严厉追究侵权行为人——驾驶员的法律责任。再次,要向网约车平台进行索赔,要求网约车平台公司对驾驶员的不法侵害行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02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上海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若干规定》第14条规定:网约车运营服务中发生安全事故,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对乘客的损失承担先行赔付责任。这也是我国法律对网约车平台公司的有效约束和限制。

网约车是区别于传统巡游出租汽车的一种新型服务模式,“互联网”和“预约”是其两大最鲜明的特点。网约车的信息平台上,链接着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逝者已去,我们要多一份对生命的敬畏,让网约车平台成为生命与生命沟通的希望与桥梁,而不要放任其沦为犯罪的工具。每一个当事人,要掌握更多的安全技能、安全意识,决不能轻易暴露在危险之下。

 

 

出行纠纷先弄清网约平台的法律责任

/肖天存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从审判实践看,“滴滴”类网约车平台产生的民事纠纷大多集中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车费纠纷及司机与乘客间人身损害赔偿等方面。不同的纠纷类型及网约车公司不同的营销模式,会影响到其最终是否担责。以“滴滴”为例。

首先,当事人以运输合同纠纷为由起诉要求赔偿时,“滴滴”平台公司为适格被告。

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16条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承运人责任,应当保证运营安全,保障乘客合法权益。可见,“滴滴”平台作为网络车平台公司,一般情况下其法律地位为承运人(顺风车除外)。

基于“滴滴”平台公司的承运人身份(顺风车除外),在此过程中围绕履行运输合同产生的争议应属于运输合同纠纷。因此,一旦当事人选择以“滴滴”平台公司违反运输合同为由起诉,则其为适格被告。

“滴滴”平台司机与乘客间发生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时,此类纠纷存在和交通事故侵权竞合的情形。如果乘客选择侵权之诉,但应直接起诉实施侵权行为的司机,此时“滴滴”平台公司不是合格的诉讼主体;而一旦乘客以运输合同纠纷为依据,选择提起违约之诉,则承运司机和“滴滴”公司为共同被告,如违约事实属实,则“滴滴”平台公司会因此被判担责。

其次,若对签约司机及车辆审查不严,“滴滴”平台公司可能会在乘客起诉赔偿时受到牵连。

2017113日下午,吕某通过手机利用“滴滴”打车软件叫车,车牌号为“苏E271××”的出租车应招接单,吕某于当日1750分从虎丘区合晋世家站点上车,22分钟后到达目的地玉山路水上乐园公交站。吕某下车后发现手机丢失,遂报警求助。

该案起诉到法院后,吕某在庭审中主张本案是侵权之诉,认为“滴滴”平台公司作为网络交易平台,面向社会公众提供网约出租车的服务,直接关系到社会公众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故其本应尽到严格的审慎义务,对登记的车辆和车主进行严格的审核和登记,以最大限度的保障广大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吕某指出本案“滴滴”平台公司没有尽到该义务,导致出现假牌照的假冒出租车为其服务,在其财产遭受损失时,平台不能提供该车辆真实信息,以致其在向警方求助时,警方因为该车是假牌照而无法采取相应的措施,致使其遭受了经济损失,故平台公司应予赔偿。

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无论本案是属于运输合同纠纷抑或是侵权责任纠纷,“滴滴”平台公司都应当对经平台许可的车辆进行审查,以确保乘客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如果因为其未尽审慎的审查义务致使没有资质或者不符合营运条件的车辆进入平台并最终导致乘客遭受人身或财产损失,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该案虽因吕某在车上丢失手机的证据不足被驳回起诉,但此类案件中,如果乘客尽到相关财产损失举证证明义务,“滴滴”公司经查实确未尽审查义务时,将会难免赔偿责任。

再次,对于仅提供中介信息服务的拼车行为,“滴滴”平台公司一般无须承担相关责任。

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38条规定,私人小客车合乘,也称为拼车、顺风车,按城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朱某系经“滴滴”出行平台注册的顺风车驾驶员。2016916740分,李某通过“滴滴”平台与朱某达成顺风车协议,由朱某将李某从扬州市祝大庙遗址送至南京市摄山星城菜场,乘客应付119.1元。朱某接单后驾驶小型客车载着李某前往约定目的地,当日上午855分,朱某驾车沿沪陕高速(江六段)由东向西行驶至386公里附近时,因对前方路面动态观察不够,未确保安全行车,与庄某驾驶的大型客车发生追尾,致两车不同程度受损、乘客李某受轻伤的交通事故。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高速公路八大队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朱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庄某及李某均无责任。此案历经两审法院审理,朱某提出“滴滴”出行平台提供信息、适当收费,与其构成了新型的雇主和雇员的关系,故其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对他人产生损害的,应由雇主即“滴滴”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一、二审法院均未采纳朱某要求“滴滴”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意见……

从本质上说,顺风车这种私人小客车合乘模式,属于合乘各方达成的共同乘车的民事行为。是在乘客自己本要行走的路线上捎带顺路合乘者,仅作为出行成本的分摊。这里“滴滴”公司收取的是信息服务费用,而不具有营运性质,其身份也不属于承运人。

在顺风车订单形成过程中,“滴滴”平台只负责发布信息而不主动对车主进行派单,由车主自行匹配路线并接单,“滴滴”平台就匹配成功的订单收取5%的信息服务费。由此可见,“滴滴”公司仅是帮助促成交易,司机、拼车乘客与“滴滴”公司间具有居间合同关系性质,不是运输合同关系。

虽然合乘是通过“滴滴”平台促成的,但由于“滴滴”平台公司只是合乘信息服务平台,并非承运人。故一般而言,在没有证据证明其对当事人间发生的侵权行为存在过错的情况下,“滴滴”平台公司无须承担责任。此时,相关责任、义务由合乘各方自行承担。

 

 

以公益诉讼的模式对“算法”进行系统监督

 

/刘哲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公诉部

 

近来,大家都在批评“滴滴”的管理问题以及经营策略问题,很多也很有针对性。但是面对日益崛起的互联网公司,联想到几年前百度的贴吧门,以及最近报道的“复大医院”竞价排名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一个更广泛的意义,更宏大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

这个视角就是算法。

算法就是互联网公司的运营核心规则。其实由于日益的互联网化,很多传统的公司也在算法化。

那么算法到底是什么?

算法不仅是一串代码,不仅是网络程序或者编程语言,这些都是它的表象。

算法的实质是逻辑,以此形成人们基于使用必须遵守的规则。

这些规则就像法律,只是法律还需要司法机关的维护来确认辩解。

算法是数学化,是高度确定性也是高度刚性的规则,如果违反了就无法操作下一步,甚至可以通过限制资格、降低积分等方式进行惩罚,同样也可以相反的方式予以鼓励。

算法就是互联网社会的法律。

每一个APP除了服务之外,都代表了一系列运营的规则。你也可以叫它操作流程、使用方式,不管怎样,它的效力是不可撼动。而对各种网络平台是不由自主的,因此算法规则也是不可逃避的。

但是算法又与法律很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没有基于民主基础之上产生机制,因此它反映的不是所谓公民的整体意志。它反映的只是一个公司的商业意图。由于互联网公司普遍的免费策略,似乎算法带有很强的公共产品属性,比如微信就比原来的短信便宜很多,功能也更强大。但它并不意味着它是一种公益产品,它考虑的更多的是规模策略,规模是盈利的基础,盈利模式更加隐蔽、更加多样化。

这种隐蔽性也体现在百度的竞价排名。这种方式其实戳破了互联网公司公益性的外衣。不存在免费的午餐,只是钱谁出的问题。但是不管钱谁出,这个午餐也不能让吃坏肚子,更不能要人命。

这就是互联网公司的底线,即不能违反公共利益。算法可以具有商业目的,但不能侵犯公共利益。这种侵犯性与个人对公共利益的侵犯很不同,往往不是简单直接。

首先,它具有高度隐蔽性,非常难以察觉。比如“复大医院”问题,它利用了人们的误解,并不是直接给出错误,而是进行错误的关联。再比如“滴滴”顺风车乘客与司机的匹配算法等等,它利用了人们的疏忽和潜意识中的冲动。

其次,它具有强大的系统性。算法不是一两条,它是一个规则体系,具有严密性和组织性。竞价排名可不是一两次单一的案例,它是核心盈利策略,是千百万次的商业操作。“滴滴”对出租车、专车和顺风车也采取了差异很大的运营策略,背后的算法千差万别。

再次,对公共利益构成的损害性。这种损害是潜在的,但又非常明确的。竞价排名利用公共服务的外观和长期积累的信任,造成信息误导,从而产生基于误导引发的各种损害结果。“滴滴”因放松监管放任了危险车主的运营,通过算法可以让危险车主更容易地找到侵害目标,官僚化的反馈机制又延宕了危机处理的解决,总之对于一个安全性要求非常高的产品,通过忽视安全措施的设置,无形中增加了乘客的风险。这些风险最终演变成了一件件血淋淋的案件。

最后,对公共利益的违反存在企业责任的缺位。这些互联网公司的责任有时与社会责任看似不宜区分。比如搜索问题,我是免费提供,凭什么要求搜索结果百分之百正确,您要是不信任我可以找其他搜索引擎啊?请注意,免费不是免责的理由。我们可以允许数据的有限性、数据的不精确性,但我们不能允许蓄意的欺骗,即使是通过隐瞒真相的方式,或者错误关联的方式。这不仅是一个商业伦理问题,这也违反了基于信任产生的商业联系。这种蓄意的隐瞒或者关联,是社会难以察觉的,更不要说监管,因此社会无法代替企业履行数据真实性的责任。“滴滴”更加明确的收费方式,更是需要承担难以推卸的安全责任。

出行产品,除了更快更效率之外,难道安全到达不是最基本的要求吗?记得几十年前,铁路就在反复地强调,安全生产多少天,公交车司机也被反复关注安全属性,这种公共产品的安全意义已经深深烙在这些传统运输行业的意识之中。虽然“滴滴”提供的更多的是一对一的出行服务,但基于海量的用户,一定也不会比公共交通部门承载的客源少。虽然极端的个案都是在车主与乘客之间发生的,“滴滴”并没有直接地介入,但是“滴滴”通过算法匹配的倾向性和筛选的忽视性,实际上是在放大乘客的风险,出事只是一个概率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些个案的处理上,由于社会的介入隔着“滴滴”的算法和运营,事实上是很难及时介入的。其实,“滴滴”算法与外部规则融合紧密性程度也是这些案件被诟病最多的。

真正的法律难以介入算法调整的范围。这是我们最需要关注的问题。

算法不能成为独立网络,算法本身也要遵守法律。但是谁来检验算法的合法性?基于公司商业秘密的存在,如何及时全面地进行事前预防,可能还需要较长时间实践的研究。

笔者认为,目前可以通过公益诉讼的方式对算法进行事后的系统监督。优先算法关涉公共利益,涉及不特定的多数人。而且个人的力量微弱,除了提出个人利益损害的民事诉讼以外,很难就算法问题提出系统性诉讼请求。算法性问题不解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没有太多实际意义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些互联网公司会产生一错再错的原因。

虽然这些公司也会承诺进行系统整改,但是自己很难当好自己的医生,即使一两个企业痛改前非,也不能保证所有企业都会系统反思,必须引入外部监督机制。

行政管理部门虽然也是一种外部监督机制,但是由于多头管理,利益盘根错节,很难有一个根本上的改善,对此算法问题和雾霾问题具有一致性。

具体来说可以考虑对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这个“等”采用扩张性机制,除了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外,其他与其相当民生领域,存在广泛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问题,也可以纳入公益诉讼的范围。

通过进入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才有可能引入强有力的外部规范机制,才能使法律的意志在算法中得到执行,避免算法成为独立王国、法外之法。

确保法律的统一实施本身也是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责所在。在算法日益强大的未来,如果不及早考虑这些问题,法律就会存在被算法架空的风险。

 

 

安全科技如何有效植入网约车服务

/沈臻懿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博士后、华东政法大学助理研究员

 

“网约车”是共享经济时代最为卓越的发明之一,但乘客在搭乘“网约车”时接连遭遇的恶性事件,也使得如何强化“网约车”安全监管成了民众高度关注的议题。除了提高车辆与司机的服务准入门槛,强化运营审核监管外,利用安全科技手段的介入,亦不失为一种确保“网约车”安全监管的有效良策。

 

一键智能报警功能

人们在面临危险时,能否迅速报警,并第一时间获得警方帮助,往往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或者阻止悲剧的发生。有学者认为,如果能在“网约车”服务的安全监管中,引入一键智能报警功能,无疑将从科技层面为乘客人身安全增添一道“防护墙”。

一键智能报警功能可以内置于“网约车”平台APP之中。若乘客在搭乘过程中感受到威胁的侵袭,即可以利用该功能直接拨打报警电话,并根据APP软件显示的实时位置,准确告知警方自身所处的地点。但在某些危急情况下,乘客若无法直接通话,则可借助一键智能报警,利用互联网技术自动将乘客信息、车辆外观、车牌号码、行程线路以及GPS位置等数据实时分享给警方接警人员。

不过,这一技术的引入,需要“网约车”平台系统与警方报警系统进行紧密联动与沟通协调,从而实现信息数据共享。乘客在触发一键智能报警功能后,第一时间就能获得警方的帮助,从而切实保障乘客的人身安全。

 

行程信息记录功能

反思已经发生的数起恶性事件,司机胆敢在车内作案,一方面源于车内空间较为狭小,另一方面则是车内私密性较强。加之夜深时分,或者是偏僻路段的行人稀少,更有利于司机在作案当时不容易被发现。安全科技在“网约车”乱象中的介入,除需要解决如何令乘客能够及时、迅速报案外,还需要让“网约车”司机不敢实施作恶。

这就要求每一辆从事“网约车”经营服务的车辆,都必须加装行车记录装置、驾驶位前端镜头录像、拍照装置、行车全程录音装置、车辆卫星定位装置等模块。“网约车”在运营过程中,各项行程信息记录功能不得被司机关闭或破坏,且须处于良好运行状态,并通过互联网技术实时分享行程信息。一旦“网约车”乘客“失联”,警方、监管部门以及“网约车”平台即可借助行程信息记录,第一时间联手寻找“失联”的乘客。

除此之外,行程信息记录功能还可用来推动“网约车”交通事故的责任判别与取证,进一步规范司机驾驶活动,从而确保行程安全。基于行程信息记录的GPS定位技术,则可实时掌握车辆运行轨迹,进而强化“网约车”平台对于所有车辆的动态化监管。

 

自动识别校验功能

“网约车”运营服务中存在的人车不符问题,往往会带来安全隐患的滋生。除了以线下方式对车辆、司机进行检查、监管,并对乘客予以相应提示,鼓励乘客检举“人车不符”等问题外,还可借助于科技力量的介入。

当前,人脸自动识别已成为治安防范领域内的重要技术手段。这一科技力量同样可为“网约车”服务的安全监管提供技术支撑。人脸自动识别智能设备与“网约车”服务的结合,能够实现动态影像的抓拍与比对,从而杜绝司机冒名顶替与人车不符的现象。若发现出车人与注册司机信息不同,系统应及时禁止其接单从事“网约车”运营服务。

此外,自动识别校验功能的引入,还能起到突发事件预警作用,对车内司机或乘客的行为予以监测。其可以通过智能算法,来判断车内司机和乘客是否已使用安全带,进而保证行驶全程的安全性。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网约车”多为小型汽车,其具有内部空间较小、可视角度较宽以及光线复杂多变等特点。这就需要人脸自动识别智能设备在设计上不仅要求体积小巧,更需要借助于人脸增强的智能算法,来实现不同光照条件下的清晰人脸图像抓拍、存储、比对与传输等功能……

 

 

顺风车:更共享才能更安全

/张亮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

 

近日,“乐清姑娘坐‘滴滴’顺风车遇害”一事引发舆论愤议,但毕竟逝者已去,如果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安全保障措施其实是“滴滴”不可承受之重,共享经济从来就不是单一主体能够管好的。

首先,让我们来捋一捋基本概念。网约车是近年来依托网络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是区别于传统出租车行业的新经济业态。但网约车只是统称,其实还要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是通过互联网技术拓展业务的巡游出租车。其二是以“互联网+”形式开展的汽车租赁客运服务业务,也就是有全职司机的专车服务,如曹操专车、首汽约车、神州专车等。最后,才是私家车接入网络平台所提供的客运服务,其中的快车已被明确为是一种等同于出租车的营利性搭车服务,而只有相同路线合乘出行并分摊合理成本的顺风车,才是真正的共享经济活动。

虽然顺风车的恶性案件时有发生,但不能因此否定顺风车的服务功能,这是城市公共交通体系的很好补充,也符合“互联网+”共享经济的发展趋势。目前仍要继续支持顺风车的发展,主要的激励措施在于准入机制上,如通过放宽顺风车准入门槛,简化申请和管理系统,对税收保险等费用参照一般家用车标准等措施,引导大众积极参与其中。

当然,顺风车作为一种共享经济模式,在分担合理车费的利益驱动下有效调动闲置的私家车资源,其正当性仅在于市场效率,如果不加限制,同样会演变成一种低门槛的经营活动,也就是俗称的黑车洗白,进而产生市场失灵,影响市场秩序和公共安全。因此,顺风车的适用范围也必须进行限制,制度设计要把握“闲置资源”的核心要件,对具体的驾驶员资质、车辆权属和安全、经营规模、收费标准等方面做出限制。

从数据上看,顺风车发生凶案的案发率和案件数都远远低于出租车行业。但是,在大众的风险认知中,由于顺风车的准入门槛比较低,导致舆论认为顺风车司机的素质更加鱼龙混杂。再加上公众对网络信息技术的期待与信任,就当然认为顺风车比传统出租车更安全。前者的主观意识,只能通过长期的社会教育和风险交流逐渐改善;而后者的安全机制,则可以尽快通过一系列技术措施积极改进。当然,在此必须强调的是,企业作为营利性组织,会极其重视成本与收益问题,如盲目要求顺风车企业投入大量资金技术来改善安全保障措施,直接后果就是逼企业因沉淀成本太高而退出这个市场,这样反而又只能回到无从监管的黑车时代。

最近“乐清姑娘坐‘滴滴’顺风车遇害”事件中,公安部门和“滴滴”都对侦查时机的延误负有责任。但是站在各自立场看,双方似乎也都有合理事由。对“滴滴”来说,每天面对线上成千上万的投诉,人工是不可能做到对信息的一一甄别与及时回复,也断然不会因为第三人的口头请求就提供运输合同双方的私人信息。虽然公安部门也在案发过程中一直配合受害人家属联系“滴滴”,奈何这个大企业“不通人情”,在公安部门未出示执法身份,也没有经法定调查程序的情况下,就是不给特殊对待。试想,若公安部门和“滴滴”有建立良好的应急合作机制,那就不会在这种关键时刻出现场景匹配的偏差。

由于共享经济所特有的网络信息化要求,顺风车要整合线下的闲散交通资源,实现信息对称以及使用权的高效转移,就必须依赖网络平台,而且目前各地政策都规定,顺风车经营必须在已备案的平台上进行。因此平台经营者居于管理、信息、技术等优势地位,已完全能监控线上顺风车经营活动的全过程。但一方面,这些经营数据,若没有法定情形,“滴滴”并没有向政府开放共享的义务;另一方面,新近出台的《电子商务法》明确,“滴滴”这类电子商务平台对平台活动应当承担合理注意、安全保障、资质审核、记录保存等第三方监管义务,否则不仅要承担相应民事责任,还会面临行政处罚。对此,顺风车平台已基本实现信息登记制度以及移动端的人脸、语音、指纹等身份识别技术。

综上所述,政府与顺风车平台合作监管具备了充分的客观条件和法定依据。除了这些法定义务之外,还可以更进一步,通过“因开放而免责”的制度导向,促进政府与平台进行合作监管。针对顺风车的案例,最紧迫,也是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建立智慧公安平台与“滴滴”服务平台的动态衔接技术与机制,在有调查需求时,可以实时发送交流请求,避免烦琐的法定程序和身份认证,以便公安部门有条件地即时共享企业信息。

编辑:黄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