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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护老龄社会
时间:2018-10-23

  

 

 

“古稀之贺行看近,万里晴空任鹤飞。”这是著名画家丰子恺先生生前七十周岁收到的贺寿俳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觉喜逢盛世、可以颐养天年的老者,能够避开战乱、安享和平,是当时老年人普遍感到满足的社会愿景。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变化,中国在几十年的长治久安和经济建设中,飞速步入老龄社会。据了解,社会老龄化,法国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英国用了80年,美国用了60年,而我国仅用了18年!

一方面,农村年轻务工人员大量涌进城市,农村留守老人、儿童比例居高不下;另一方面,现代城市生育率降低、跨地区工作学习的年轻人增多、空巢老人比例增大,综合养老配套服务供不应求、老龄社会问题日益凸显。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下社会家庭人口比例失调问题日趋严重,各种趁虚而入、侵犯老年人权益的犯罪行为开始不断滋生。基于老年人生活节奏慢、吸取新事物和新技能能力较弱,以及大数据时代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新的犯罪手法更是层出不穷。因此,如何守护和关爱老年人晚年生活,为老年人在法律、执法和道德层面建立起一道切实有效的防护墙,是法律界人士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期,我们特别约请法学界专家以及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律所实务一线的同志,结合老年权益保障话题,进行多维度思考。抛砖引玉,以期全社会共同参与和关护已经到来的老龄社会,群策群力,令“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的社会愿景真正落到实处。 

 

老年人社会保障的多维思考

 

/杨兴培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老年人社会保障的立法关注

大自然的必然规律当然也是寻常景象,日升日落、花开花谢、草荣草枯。以日为例,东方初晓,旭日欲升,喷薄跃出,霞光满天;八九点钟,蒸蒸日上,傲视宇宙,光芒万丈;中天之时,光明四射,普照大地,万物生晖;日过正午,其光渐收;夕阳西下,晚霞回照。当晚霞消失的时候,世界归于寂静。人类是大自然的一员,自然也有大自然般的规律。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老年人生老病死的养老送终问题,老年人心里孤单寂寞的精神抚慰问题,由于信息闭塞、知识不够,或由于智商衰退、天真轻信,老年人在保健养生、金融理财、婚姻再续方面的屡屡上当受骗,是当下一个比较突出的社会现象。更何况老人社会也是一个万花筒,还会存在一些老年人或因温饱所困,或为情感所伤,或因不守安分、忘乎所以、老来作祟、踩踏法律禁区以至于锒铛入狱的现象。

近几年来,如何加强对老年人权益的保障日益受到重视,并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为此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涉老立法活动和制度建设。201212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20144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的解释》规定:“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金或者其他社会保障待遇的,属于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公私财物的行为。”201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49条增加了一款:“审判的时候已满75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对刑法第72条修改为:“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已满75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在国家高度重视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大背景下,全国有一半的省份陆续制定并实施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上海是全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省份地区,根据上海市民政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上海是全国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城市。截至2017年年底,上海60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达483.60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33.2%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80.58万人,占5.5%。老年人的权益保障力度如何,直接影响到上海的整个社会文明程度、上海的生活秩序稳定和上海人的生活幸福感。为此,2018717日,上海市人大内司委召开“老年人权益保障相关法律法规执法检查”启动会,专门就上海市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上海市养老机构条例》(“一法两条例”)的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这充分表明了上海市对老年人权益保障的高度重视。

 

如何对待老年人社会保障首先是一个文化问题

国家对老年人的权益保护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国家的制度建设和立法进程、政府的行政管理和政策引导、社会各方面的参与程度和公益组织的兴起,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然而从国家的宏观层面而言,如何对待老年人和怎样实现对老年人的权益保障,其中首要和重要的是一个涉及敬老尊老爱老的历史文化、文明观念和法文化的问题。

在老龄化社会、老年人问题成为全球性热点问题的大背景下,中国社会涉老问题的研究、涉老政策的引领和涉老法律的制定与实施,时时受着现实的政治、经济等基本国情的影响和制约。但即使是这样,一个社会如何对待老年人问题,依然时时体现着这个国家和社会的文化赓续传承和文明观念进程。

老年人问题,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它包含着两个基本的子问题:一是老年人如何看待自己年老的个体生命;二是整个社会如何对待老年人的整体问题。

就第一问题而言,主要在于如何提高老年人个体的知识修养,在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的条件下,学会并具有一个坦然面对老年到来的心态是十分重要的。生命是个自然规律。即使“夕阳无限好”依然会掉落在深深的黄昏幽暗之中,谁也无法拉住落日的轨线。正像英国贝特朗特·罗瑟尔(Bertrand  Russell)所说的:“对于老人来说,他已经历人生的酸甜苦辣,该做的事情已经如愿以偿,所以怕死多少有点可怜又可悲。克服恐惧心理最好的办法是:设法使你的兴趣更广泛一些,看得更淡一些,一直等到脱离个人的狭隘圈子,你的生活就渐渐融合在宇宙的生命之中。一个人的存在应该像一条江河一样,开始很小,狭窄地被包含在两岸之中,然后热情奔放地冲过巨砾和瀑布。河流开始渐渐变宽,河岸后退,河水较为平缓的流过,到最后,河水一刻不停地融合在海洋之中,毫无痛苦地失去自己。人到老年,如果能够这样地看待自己的生活,就不会因怕死而苦恼,因为他所关心的事情仍将会被继续下去。但是,如果在精力衰退、疲倦日增的情况下,长眠的想法未尝不是一件乐事。”

然而第二个问题却是一个社会需要面对的问题,这是因为一个社会如何对待老年人的问题,它与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紧密联系在一起,它是检验一个社会是否到达现代文明程度的一块试金石。对于文明问题,在众多的文明概念中,文化学者陈炎教授独具慧眼地说道:所谓“文明”,是指人类借助科学、技术等手段来改造客观世界;通过法律、道德等制度来协调群体关系;借助宗教、艺术等形式来调节自身情感,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基本需要、实现全面发展所达到的程度。文明是一元的,是以人类基本需求和全面发展的满足程度为共同尺度的。从这一意义上讲,人类文明有着统一的价值标准。所以在老年人社会保障的问题上,同样能看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在现代文明发展史上,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老年人问题和政府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面镜子。据一些学者考证,英国的老龄化问题是在19世纪末出现的。这一时期,英国在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初期发展之后,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但这一时期的老人却因自身的弱势陷入了“贫困状态”。也许造成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贫困的现象是确实并明显的。英国早年的贫困现象出现之后,如何养老,英国社会都陷入了全民性的反思与检讨之中。这场讨论的结果,导致1908年“英国养老金法案”的制定与实施,由国家完全承担养老费用和由国家进行统筹管理。养老金制度的实施给这一制度的直接受惠者——贫困劳动者以极大的生活鼓舞,并逐步走向统一化和整体性,日益具有惠及全体国民的国家主导色彩。

在美国,以公民个体为本位的思想观念十分昌盛,公民年老产生的问题被认为是公民个人的问题。但1929年到1933年的经济危机,以一种剧烈的形式冲击着美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次,由此产生的贫困特别是老年人的贫困被认为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政府负有保持人们稳定、安全生活的责任。1935年制定通过的《社会保障法》被认为是“罗斯福新政”的重要成果,该法明确地将老年人的生活保障问题视为政府与社会的共同责任,规定一般年工资在6000美元以下的雇工都必须参加全国性的老年保障制度,资金由雇主与雇工平均分担,65岁以上未能参加老年保障制度的人员将得到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共同照顾。这一法案是美国走向福利国家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起点,其中老年人获益的程度较高。与此同时,美国的老年人保障制度也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制度性发展阶段:肯尼迪时期通过了“1961年的社会保障法修正案”;1965年约翰逊时期通过了“医疗照顾法”“医疗援助法”“老年美国人法”,这些法案使得美国老年人的社会保障达到了历史顶峰。

中国社会由于近代发展道路的曲折艰难,使得中国社会老年人的社会保障被众多的其他社会问题所掩盖,以至于老年人的社会保障问题欠债多多。但是随着近几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幅度提升和中国社会老年人问题的日益突出显现,各级政府已经明显感觉到老年人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这一必要性和紧迫性不但来源于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应该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楷模,让每一个处在人生晚年的老年人能够感受到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幸福和自豪,同时也来源于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古老文明传承的国家,有着五千年尊老爱老养老的文化赓续传承。作为个人,谁也不愿背上一个不肖子孙的千古骂名,羞见列祖列宗;作为政府,谁能够为老年人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并得以实施到位,谁就是建立了千秋万代的不朽之大功。这是因为人类的大同社会,老年人的问题占据重要地位。

《礼记·礼运篇》就写道:“大道之行也……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所以,当今中国社会作为中华文化的传人,没有理由不去实现这一人类的美好理想。

 

老年人社会保障的多维思考和路径依赖

人类的老年人社会保障永远在路上。对于那些已经解决了老年人社会保障的国家来说值得额手称庆,而对于我们这个老年人社会保障还欠债多多的国家来说,只有努力寻找、及时发现老年人社会保障发展的瓶颈原因,积极和全面采取各种应对的措施,将促进老年人社会保障的制度建立和实施的积极因素发挥到最佳状态,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应有态度和沧桑正道。

一、一个国家的老年人问题是一个社会的系统问题,完善的老年人社会保障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然而一个社会的老年人社会保障,绝对是政府当仁不让的应有责任。根据现代的政治学原理,人们为什么让渡自己的某些权利,来建立国家组建政府?就是要求国家和政府能够进行更好的社会服务和担当更大的社会责任。所以对待老年人生老病死的养老问题,如何实现社会保障,政府要有担当,要有办法。当前眼下,在国家提倡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大前提下,国家也得要进行必要的托底保障。尽管国家事务千头万绪,国家财政也时时感到有压力。家庭养老,可能当下是减轻国家负担的一种好方法,对此国家要提倡,但更要提供支持。与其国家在建设集中性的养老机构还面临很多问题,有必要把一些用于建设集中性养老机构的费用作为阶段性补贴,给予每一张家庭养老的床位必要的经济支持。

在中国,我们还是应当正视贫困、疾病和生活艰辛给老年人带来的影响。因此,重点救助贫困、多病、生活艰辛的特困老年群体,政府更应注意托底的到位,各级政府应当从当地实际出发,建立健全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可以少一点,但要做到阳光普照,并且对特别贫困的老人实行特别政策给予特别关爱,帮助这些贫困、多病、生活艰辛的老人渡过难关,这对于实现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应当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老年人心里孤单寂寞的精神抚慰问题,是一个社会的软工程,要养成一个敬老的社会风气,人人有爱老的心理冲动。这一点在中国尤为重要,也是难以做到的一点。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文明观念的植入和成长的问题。精神养老方面,要善于发挥社会公益组织的积极作用,通过对某些先进国家有效经验的引进,作为我们国家有益的机制模仿和实践参考。

对于一个社会的老年人社会保障,要充分发挥富人们的社会责任心、让富人成为社会敬老爱老的楷模。今天中国社会的发展极不平衡,一部分的人先富了起来。先富起来的,应当要有带动后富的冲动,更要有可怜天下穷人的爱怜之心,而不是仅仅过一种炫富、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所以当下中国社会在人文精神方面再也不能是非颠倒、黑白不分、荣辱混淆,有必要进行爱心的宣传提倡并使之发扬光大。佛家有语,人生轮回,要让人知道行善积德就是一张转世轮回的通行证。

三、针对老年人的犯罪要从严惩处,绝不姑息。在中国古代,即使是唯利是图的生意场上,依然有着童叟无欺的古训。所以涉及针对老年人的诈骗犯罪定当依照刑法规定进行严惩。对于老年人犯罪,则要根据不同类型加以区别对待。对于一些为了解决温饱而实施的犯罪,尽可能要有宽容之心。之所以强调要宽之于情,除了历史上对于老年人犯罪,都有矜老的宽刑传承,更主要还在于当国家慢慢变得富裕起来了,如果老年人仍然不能获得社会最基本的养老保证,以至于饥寒交迫而实施犯罪,不能简单地惩罚了事。要知道让老年人在通往彼岸世界的路途中,因社会责任的缺失,让他们中途摔跤跌倒,以至于锒铛入狱,这是一个文明社会的耻辱,国家应当要有反思精神,首先应当担负自身的责任。

 

 

老龄社会权益受损案评查报告

/庄嘉  上海市公安局

 

人口的老龄化是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极易显现的一种现象。在世界各国的人口结构比例中,人口的老龄化已然是普遍现象,比如德国、日本、澳大利亚。根据联合国的标准,若某国或某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标志此国或此地区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回溯我国,根据200011月底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60岁以上人口达1.3亿人,占总人口10.2%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8811万人,占总人口6.96%”。这意味着我国早已迈入了老龄社会。另据《“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预计至202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至2.55亿人,占总人口比重提升至17.8%”。

 

老年人权益受损的动态分析

老龄社会,在社会阶层隔离、社会资源集中向下一代倾斜的现实面前,独生子女父母已是老年人群主体,少子无子家庭增多,高龄、失能、空巢等多种现象叠加,渐渐给社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当下,老年权益保障俨然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难题!

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规定,我国老年人享有的权益主要包括物质保障权(第4条)、获得赡养权(第2章)、社会优待权(第36条)、婚姻自由权(第18条)、诉讼权(第43条)等。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赡养、扶养不作为(如拒绝履行赡养、扶养义务,又如不履行赡养、扶养协议);干涉老年人婚姻自由(如阻止老人再婚);侵害老年人合法财产权(如侵占、挪用、冒领养老保障等资金);歧视、侮辱、诽谤老年人(如故意大声谩骂老人);虐待、遗弃老年人或对老年人实施家庭暴力;侵害老年人的居住权(如提供的住所条件差)……近年来,老年人更是成为各类不法分子的香饽饽,从营养保健产品陷阱,到“亲情诈骗”,从人身权到财产权,从民事层面到刑事犯罪,刑民交叉的情况日益凸显……

 

【从“养儿防老”到“养老防儿”】

目前,我国传统的养老模式仍是“养儿防老”。有的家庭中,60多岁子女赡养八九十岁父母的情况并不鲜见。《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子女应当“常回家看看”,地方性法规(如江苏省、苏州市)亦规定,子女如果不“常回家看看”,可能拿不到一分遗产……由此,法律为“养儿防老”正名。但事与愿违,有些子女偏偏就是对法律的规定视而不见、置若罔闻,违背传统道德和伦理,有悖公序良俗。不养老就算了,“啃老族”却演变为社会群体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俗语有云“养儿防老”,今朝演变为“养老防儿”!百善孝为先,如今演变为不孝者屡见不鲜。

根据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发布的《涉老民事审判白皮书》,“截至2017930日,静安区人民法院涉老民事审判庭受理的1004件涉老案件中,权属、侵权类纠纷239件,合同类纠纷581件,婚姻家庭继承类纠纷174件,特别程序10件。其中不乏因‘啃老’引起的民事纠纷”。尽管一些地方性法规已然开始对啃老说“不”(如《吉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规定“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或者其他亲属要求老年人给予经济资助的,老年人有权拒绝”),从立法层面为老年人拒绝啃老提供“法制保护伞”,然而“啃老”依旧难以根除。多数老人往往出于息事宁人、家丑不可外扬等考量,寻求亲属调解、自己忍气吞声,至多是寻求居委会或村委会居中调停。即便真走上了打官司这条道,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之事”,最后老人妥协的也不在少数。

“啃老”更令人难堪的还有老年人的婚恋自由权,也就是所谓的“黄昏恋”。热播剧《我的前半生》中,热情外向的罗妈妈遇到自己的晚年幸福崔叔叔,两人的“黄昏恋”便遭到了崔叔叔儿子的强烈反对……阻止老人再婚往往成为家庭纷争的导火索,甚至成为继承私欲的挡箭牌!

 

【从“家庭暴力”到“机构虐老”】

201631日起施行的《反家庭暴力法》从立法层面对“家暴”依法惩治,人身安全保护令等措施的出台更是让被家暴者看到了用法制之剑斩断阴霾的曙光。比如,根据《北京晚报》的报道,母亲罗兰与儿子杨苗之间因房屋权属发生激烈矛盾。201678日、1230日,2017613日、725日,罗兰先后4次报警,称杨苗损毁家中物品,电话线被剪断、餐桌腿被踹断、房门门锁被撬开,杨苗竟还辱骂、推搡罗兰。201710月,罗兰忍无可忍,终向“北京老年维权热线”求助,依靠北京老年维权服务工作站提供的法律援助,依据《反家庭暴力法》第23条规定,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同年1031日,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核后认为,罗兰符合《反家庭暴力法》第27条的规定,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禁止儿子杨苗对罗兰实施家庭暴力;禁止骚扰、跟踪、接触罗兰;责令杨苗迁出罗兰的住所。然而,罗兰的个案无疑是幸运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对于家庭暴力而言,对于老年人而言,客观上存在运用难点,不少被家暴的老人还是需要依附在子女的庇护之下。据《法制日报》报道,很多地方保护令支持率少于20%

在家中得不到安宁之时,养老护理机构似乎成为不少老人的可靠选择。然而,质优价廉、口碑好的养老护理机构常常一床难求,而纯营利性质的养老院费用高昂。近年来,养老护理机构不尽职、不尽责,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事件屡见不鲜。比如,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民政局下属敬老院虐待老人事件。据中国新闻网报道,被虐待的72岁老人张老伯于20187月经医院检查,双足严重感染,局部溃烂生蛆,趾趾周围组织腐烂。显然,事发敬老院存在着明显的过失。区民政局下属的事业单位看护不周到这个地步,当地上级部门居然对老人的健康情况毫无察觉。不得不说,养老护理机构“置之不理”与主管部门的“闭目塞听”存在着紧密关系。

值得关注的是,据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17126日发布的《涉老民事案件审判白皮书(20122016)》,2012年至2016年涉老民事案件审判中老年人权益保障的突出领域就涵盖了养老机构服务领域。该白皮书更是指出,“应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对养老机构服务进行社会公示,监督其善待入住老年人”。

 

【从“保健欺诈”到“亲情诈骗”】

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老年人可支配财产正在增多,部分老年人在经济上已然处于阔绰、甚至富裕的阶层。这恰恰已沦为不法分子侵犯的主要对象。诚如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健盛所言,“当前的保健品产销链已经演变出环环相扣的产业分工。分布在社区的营销点,只负责保健品的体验和展示,不进行实物销售。接着,举办旅游或者讲座,其实这才是真正的产品推荐会。当你被忽悠进去而对某款产品感兴趣时,他们会告诉你,该产品在这里买不到,我给你一张优惠券,你可以到指定地点购买。”此种分步走的营销模式将虚假营销和实际销售分开,给执法监管带来了很大难度。而情感戏、专家牌、会销现场的鼓噪等骗术的叠加使用,往往令深陷其中、缺乏辨别力的老年人被蒙蔽入坑。2017311日,青岛一位60岁老人在海边身亡,留遗书称被保健品“坑死”的新闻,便引发了各界的极大关注。

此外,亲情诈骗也成为不法分子引诱老年人“自愿出血”的不二渠道。据上海市反电信诈骗网络诈骗中心平台统计,“自2017815日至2018731日,上海‘联动劝阻’工作通过各类预警系统劝阻电信网络诈骗潜在被害人17.3万人,避免经济损失人民币43亿余元。其中,不乏针对老年人实施的‘亲情诈骗’”。不法分子依托金融、电信等部门的漏洞,获取犯罪对象老年人的个人信息,通过打电话、指定第三人上门等方式,在隐姓埋名的情况下欺诈、恐吓、诱骗老年人,让其误以为至亲缺钱,主动自愿将存款打到指定账户,然后提取现金。比如,中央电视台于今年817日报道的“上海老人遭遇诈骗交赎金,民警发现成功劝阻”……此类案例不胜枚举。

 

老年人权益受损多发归因

老年人的权益容易遭受侵害,一方面是由于其本身存在弱点,如迫切冀望延年益寿、崇尚勤俭节约、空巢老人缺乏亲情关怀;另一方面则碍于救济途径不合理和社会公共服务不健全。

 

【维权救济途径并非坦途】

在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的立法体系中,《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核心。正如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刘金霞教授所言,“《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我国第一部老年权益保障方面的小宪法”。然而,仅仅有核心还远远不够!因此,地方性法规显得尤为重要,它就是执行细则。但从总体而言,有关老年人权益保障的规定仍然较为笼统,内容不够具体明确,针对性措施不具可操作性。比如:《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禁止歧视、侮辱、虐待或者遗弃老年人”,但对如何追究实施上述行为的违法行为人,却没有更具操作性的规定予以衔接。又比如,失独老年人、失能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养老权益如何保障?与一般老年人相比,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具体职责是否区别?再比如,根据国家民政部的规定,民政救助对象限于优抚、低保、“三无”“五保”等部分老年人,却没有涵盖全体老年人,尤其没有适用于失独、孤寡、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由此可见,我国的老年立法尚处于发展初级阶段,在制度设计、配套规定、范畴厘定等方面与当前老年人需求存在不适配,老年人仍然难以获得实质性的法律支持。

在立法滞后的背景下,司法和执法亦面临困境。对老年人而言,若依托现有的一般诉讼程序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时间成本和诉讼成本势必将增加老年人权利救济的负担,其本身法益受到迫害的紧迫性无法得到即时缓解。比如,“人身安全保护令”不同于诉前财产保全,其适用范围有严格限制,获得法院支持的概率亦不高。而保健产品欺诈的归罪,更多的在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暴利和广而告之的虚假宣传。那么,现有的规则该如何规制此种商业模式?即便是该商业模式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会销”(即以集体开会的形式,促使老年人相互影响,在群体认同感中制造对产品强烈的购买欲望),在法律法规层面亦未被认定为非法,只能作为一种商业手法看待。因此,保健品欺诈案件多属于工商和消费者保护委员会监管的范畴,至多受到行政处罚,如同隔靴搔痒。

 

【社会养老服务不健全】

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服务机制散见于《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民政部令第19号)、《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35号)、《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40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项目的意见》(国办发〔201752号)等职能部门规定的文件中,但并不健全,社会为老年人提供的养老服务存在缺失。

“老年护理”为例。根据民政部联合质检总局、全国老龄办等六大部门于2017322日印发的《关于开展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的通知》(民发〔201751号)的规定,只有通过国家人社部指定的老年护理专业培训,并考取《养老护理员职业资格证》才能获准上岗开展老年护理工作。养老机构对专业从业人员配置比例不得低于30%。但实践中,不少养老机构的老年护理员等工作人员均不符合上述职业准入机制,造成了类似浙江敬老院95岁老人被虐待事件的发生。

又比如,“老年监护制度”。《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6条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可以在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自己关系密切、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的个人、组织中协商确定自己的监护人。监护人在老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依法承担监护责任”。全国人大于2017315日通过的《民法总则》,第二章“自然人”第二节“监护”中专门规定了成年(包含老年)监护制度。由此,我国从法律层面建立了老年监护制度。但实践中,老年人监护常常由于缺乏有效的第三方监督,造成老年监护制度流于形式,监护人侵害老年被监护人的案例并不鲜见。

 

构筑老年权益保护的多重围栏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剧,人口“银发浪潮”即将袭来。除了老年人自身做好防骗防盗、提升自身辨识素养和知识架构外,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更应为老年权益保护架起多重围栏,切实保障老年人的基本权益和特殊权益。

国务院于201736日印发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明确提出“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完善老龄事业法规政策体系,健全老年人权益保障机制,加大普法宣传教育力度”。因此,健全老年人权益保障的立法机制尤为重要,将成为老年权益保障的第一重围栏。厘清国内现有关于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从周延和即时视角完善立法体系已是当务之急!诚如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美老龄问题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永杰所说,“在社会法领域当务之急是健全老年劳动权益保障法、养老服务立法、老年救助法、老年福利法、残疾人特殊保护法等相应立法。”

值得关注的是,2017年颁布的《广东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已经对“啃老”开例,明文规定“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以及其他亲属向老年人要求经济资助的,老年人有权拒绝。歧视、侮辱、虐待或者遗弃老年人,将共同生活的老年夫妻强行分开赡养,干涉老年人婚姻自由,侵害老年人财产权益的,若构成犯罪,则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啃老刑拘”一时间广为热议。

又比如,《福建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办法》均规定了独生子女的带薪护理制度,方便其照顾年满60周岁患病住院的父母,彰显了立法与时俱进,破解当下难题的社会功能。

从司法层面而言,可以从老年人维权的角度设计一套行之有效、可操作性强的机制。在机制建设过程中,我们应当厘清涉老案件中民事、行政、刑事三者的分水岭。上海市消保委委员、律师江宪认为,“在保健品监管中,要厘清三种关系:一种是民事法律关系,比如消费者就某样保健品进行投诉,是个案处理;另一种是行政法律关系,比如虚假宣传、无证经营、成分非法添加等,应由工商、食药监等政府部门处理,是集中案件处理;还有一种触及刑事责任,则由公安司法部门处理”。

在诉讼机制方面,是否可以根据老年当事人的心理、生理特点,结合案情,对老年当事人采取特殊的司法保护措施(借鉴诉前财产保全)?是否可以借鉴未成年检察工作来开展老年人检察工作,或者公益诉讼机制,由公诉部门统一搜集证据材料,对老年人集体权益进行维护?在诉讼成本方面,是否可以借鉴《广东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规定的“为经济困难的老年人提供免费或者优惠的法律服务”……通过类似于全国老龄办、最高法、最高检等六部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法律维权工作的意见》(全国老龄办发〔2016102号)的形式,将“司法护老”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推崇,形成老年权益保障的第二重围栏。

在社会养老服务层面,党的十九大早就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因此,构筑完善的社会养老服务综合体系势在必行。以“长期护理”为例。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人社厅发〔201680号)规定:“在青岛、上海、广州等15个城市探索建立以社会互助共济方式筹集资金,为长期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与基本生活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提供资金或服务保障的社会保险制度”。但实施至今,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并未真正建立起来!而邻国日本的长期护理保险的实践经验值得参考。日本早在20004月就正式实施《长期护理保险法》。之后,日本政府又进行了五次改革,与时俱进地创立了针对长期疗养的护理医疗院,提高收入较高者的个人自付比例,减低低收入者的保险负担,为日本国民提供了高品质的长期护理服务。

当然,保护老年人权益,不仅需要从老年人自身、立法、司法、养老服务层面下重拳,更需要政府、社会、机构、家人各方面久久为功。维护今天他们的权益,便是保障明天你的权益!

 

 

 

倾力打造  为老服务检察产品

·图/梁奋远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先生,你好!这是我们公司的宣传资料,请你了解一下!”上海傲云旅游咨询公司(以下简称傲云公司)的销售员正卖力地向行人推荐着其公司推出的所谓“旅游服务项目”。被害人陈老先生看着宣传材料中注明的“全球免费住宿、赠送旅游项目、会员优惠”等醒目提示动心了,他好奇地问销售员:这些优惠、权益具体包括些什么内容呀?销售员赶忙解释道:这些都是我公司向消费者提供的会员权益,比方说您缴纳一定数额的会员费即可享受对应期限的会员服务,会员费缴纳档次越高能够享受的会员权益时间越长、优惠越多。此时,陈老先生与家人正有出行计划,便在销售员的引导下,缴纳了5万余元的会员费,双方商定陈老先生应当享有的权益包括:60天内星级酒店住宿权、飞机票价优惠和每月获得公司提供一次度假信息等。之后,陈老先生爽快地支付了会员费全款。可是,等到陈老先生与家人准备出游,与傲云公司联系时,对方则支支吾吾不明缘由地表示这次旅游不能成行了,经理跑掉了!陈老先生顿时陷入了无奈之中,5万余元会员费也因此打了水漂。

近期,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就办理了一起被告人玉蝶、王春、马颖因不服构成合同诈骗罪一审判决而提出上诉的案件。经该院审查查明,20144月至201511月间,傲云公司负责人玉蝶伙同王春、马颖等人,在无旅游资质、无实际履行能力的情况下,以提供全球免费住宿权益、赠送旅游项目等为诱饵,做出虚假承诺欺骗消费者签订合同,骗取500余名被害人(其中大多数为老年受害人)的会员费、团费、保证金共计1000余万元;遂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建议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终,二审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意见。

针对近年来侵犯老年人权益案件呈上升趋势,尤其是以老年群体为“围猎”对象的欺诈营销类和“洗脑式”金融诈骗类案件多发情况,二分院检察官指出:以老年人为主要目标的侵财类案件呈现涉案资金多、发生频次高、参与人群广等特点。

其中,欺诈营销类案件主要犯案手法为:一、以“免费”做诱饵,通过公益健康讲座、健康诊疗、产品试用等方式与老年人唠家常、套近乎,摸清家庭住址、亲属信息、健康状况后推销各类保健品;二、以“活动”当幌子,定期组织旅游参观、体检聚餐等活动,在外出过程中,软硬兼施强迫老年人购买保健品;三、以“恐吓”骗大单,通过虚构专家教授身份,针对老年人体弱特征,故意夸大危害后果,趁机推荐昂贵保健品。

金融诈骗类主要犯案手法:一、利用老年人对“养老”话题的关注度,假借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等名义,吸引老年人对无相关证照资质的养老项目进行“加盟投资”;二、通过约定定期对商品进行溢价回购,或以定期限后返本返利等方式,诱骗老年人购买无法鉴别市场价格或未流入公开市场的产品商品;三、假借“P2P”等平台,通过虚构项目规模大、前景好、收益高、风险低、回报快等手段,吸引老年人参与。

为进一步调研老年人权益保护问题,剖析侵害老年人案件特点,寻找针对性服务保障措施,2018年以来,二分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陈思群赴辖区多地进行调研。

有关方面反映此类问题“屡治不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老年人具有趋利性、从众性和轻信性消费心理,在图实惠、贪小利心态的驱使下,免费礼品、高额返利、低价换购等“优惠信息”成为诱骗老年人的最有效手段;

二是老年人金融信息获取途径不畅,金融、法律知识较为匮乏,缺乏辨别和核实“虚假项目、虚高利率”等不实宣传的能力,容易轻信短期获利,导致深陷泥潭;

三是部分老年人维权意识不强,因怕“丢面子”或“被指责”,不愿求助子女或有关部门,从而放弃维权。

综上,检察机关正全力研究案情规律,通过检察建议、案情宣传等途径,为市民打造更多更接地气的检察产品。

 

 

“乐龄人士”权益保障需政策倾斜

/魏宏岩  浙江瀛高律师事务所

 

老年人权益保障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许多国家均对老年人权益进行了特别保护,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法律体制、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保护的形式也有所不同。这里就概要介绍美国、日本和新加坡的相关制度,以管窥一二。

 

美国:联邦与州的双层保障

美国联邦层面在1935年通过了以养老保险为主体的《社会保障法案》。1965年颁布的《美国老年人法》(The Older Americans Act, OAA),其目标在于协助美国老年人在收入、居住环境、服务、身心健康、自由与尊严等方面享有公平的机会。此外,《美国老年人法》也赋予联邦层级、州层级、区域层级及地方层级等各级政府服务老年人的权责,将服务老年人的责任扩展至州的层面。此后《美国老年人法》经历了十多次修订。1967年颁布的《禁止就业中的年龄歧视法案》(Age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ActADEA),禁止对40岁及以上者的就业歧视。此后1986 年通过的《老年工作者福利保障法》(Older Workers Benefit Protection Act)以及1991年通过的《民权法》(Civil Rights Act of 1991),对年龄歧视做了补充规定,禁止强迫退休。

在州的层面,五十个州中有三十个州要求子女在父母年老无法照顾自己的情况下对其进行赡养。

 

日本:超老龄社会的法律应对

日本是全球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据日本统计局数据,截至201710月,日本65岁以上人口3515.2万人,占总人口比重27.7%,可谓进入了“超”老龄社会。日本的老龄化趋势还愈演愈烈,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推算,2040年日本老年人所占比例将达到35.3%

二战后,日本先后出台四部老年人权益保障基本法:1959年《国民年金法》、1963年的《老人福利法》、1982年《老人保健法》与2000年《护理保险法》,保障老年人在收入、福利、医疗、生活护理等方面的基本权益。

在保障老年人就业权益方面,1971年,为了鼓励雇用45岁及以上的劳工,日本政府制定《高龄者雇用安定法》(Law Concerning Stabilization of Employment of Older Persons)1986年修正后的《高龄者雇用安定法》将退休年龄延至60岁,倡导企业为老年人提供继续雇佣机会。此后经1990年、2004年、2013年的进一步修改,目前日本的退休年龄已经延至65岁——只要年满60岁的企业员工希望继续工作,企业必须雇佣至65岁。同时禁止针对老年人的就业歧视,要求招募一定年龄员工的雇主陈述理由。与此同时,日本强化“银发人力资源中心(Silver Human Resources Centres, SHRC)”的功能,为60岁以上老年人提供暂时、短期的工作机会。

随着老年人口的日益增多,仅靠家庭已经不能支撑庞大的老年人口的监护,日本国会1999年通过了《关于任意监护契约的法律》等4部法律,创设了新的任意监护制度(任意后见制度)和监护登记制度。任意监护制度下,老年人在具有完全的判断能力时,选择监护人并与之订立委托监护合同,在本人因年老、精神障碍或其他丧失判断能力的事实发生后,合同生效。任意监护人的职责根据委托监护合同的内容决定,该合同必须公证,并由法定登记机关登记。当老年人的判断能力衰退时,经相关人或者被委托人的请求,法院选任监督人后,合同即生效。任意监护人原则上优先于法定监护的适用。

 

新加坡:价值观与政策倾斜

新加坡的老年人被称为“乐龄人士”,即到了快乐的年龄,可以安享晚年生活。新加坡的法定退休年龄是62岁,但根据2012年颁布、2017年修正的《退休与重新雇佣法令》,凡是年满62岁法定退休年龄的员工,只要健康状况和工作表现良好,雇主都有法律义务为他们提供重新受雇的选择,直到其67岁,并可保留原有薪金。

1991年新加坡政府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该《白皮书》推出了力图为新加坡国内各民族、各阶层、不同宗教信仰的民众所共同接受和认可的五大“共同价值观念”,即“国家至上,社会优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其中的“家庭为根”也体现在其养老保障尤其是家庭养老计划上。

作为新加坡公共住房事业的主管单位,成立于1960年的新加坡住房发展局(HDB)在住房政策上对与老人同住的家庭给予优惠与补贴。住房发展局规定,在分配政府组屋时,对三代同堂的家庭给予价格上的优惠和优先安排。2018年起,为鼓励与父母或已婚子女同住,新加坡政府将近居购屋(距离四公里以内)津贴增至3万元。同时在税务方面,同丧偶的父亲或母亲一起居住的可以享受遗产税的减免优待,和父母一起居住可享受“父母及残疾兄弟税务扣除”的优待。

编辑:黄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