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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色罪犯”的罪与罚
时间:2018-08-28

  

 

“银色罪犯”的罪与罚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现象。据研究,预计到2050年,全球每5个人中有1个老年人,全球将有近20亿的老年人。人口老龄化除了是一个人口学上的重要命题外,与此相伴随的老年人犯罪问题也日益突出。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41亿人,占到总人口的17.3%。老龄化来得迫切而严峻,而养老机构、医疗保险、公共设施等方面的准备却远远不够,在诸多综合因素影响下,被称为“银色罪犯”的老年人犯罪率呈上升态势。面对这一现状,我们无疑需要对老年人犯罪治理问题进行多方位思考。

 

 

 

边缘世界里的“银色罪犯”

 

/黄磊

 

 

房间里的大象

不同于其他犯罪,老年人犯罪更多是个体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不仅是一个刑法问题,更是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在刑法领域的投射。综合多地老年人犯罪数据,其大体呈现以下特征:一、老年人犯罪占总体的犯罪率低但呈逐年上升趋势;二、犯罪主体方面呈现出“三高三低”的特点,即农村老年人犯罪比例高、初犯比例高、单独犯罪率高,且总体文化水平低、女性比例低、共同犯罪率低;三、所涉罪名中,性犯罪、暴力犯罪、侵财犯罪比例较大,但随着老年人身体素质的普遍增强,犯罪类型日益多样化。

老年人犯罪的心理驱动主要有几种:一是因为子女不在身边、配偶病亡缺乏陪伴等孤独落寞型,这些心理问题下容易滋生猥亵、强奸等性犯罪;二是因为年老生理变化带来心理变化,固执猜忌、抑郁寡欢、脾气暴躁、人际交流困难带来的抑郁狂躁型,这些心理问题容易导致暴力犯罪或者自杀的发生;三是因为贫困或自我定位失衡,缺乏财产安全保障的贪利型心理,在这种心理驱使下容易表现为盗窃类或59岁现象”的职务类侵财犯罪。由此可见,老年人犯罪在同种类型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特征,而这种普遍性大都建立在生理及心理变化、社会机制的匮乏、文化因素影响之上。相对突发性的激情犯罪,有预谋、有组织的贩毒、诈骗犯罪,高智商的经济类犯罪等,老年人犯罪的因素相对可知、可预测、可调整、可干预,这决定相应的预防机制理应更具普适性和可操作性。

这恰如意大利犯罪学家菲利指出的那样:“事实上,犯罪的差额是由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决定的,通过改变最易改变的社会环境,立法者可以改变自然环境及人的生理和心理状况的影响,控制很大一部分犯罪,并减少相当一部分犯罪。”由此,对老年人高频犯罪的心理、文化、机制进行剖析,寻找针对性的预防机制就极具意义。毕竟法律着眼于未来,而不着眼于现在,犯罪行为虽然是犯罪人实施的,但理想的是根除恶行而不是根除实施恶行的人。

 

被忽略的性需求

老年人实施性犯罪的案例并不少见:今年515日上午,据湖南省益阳市沅江市公安局官方微博警情通报,近日湖南省益阳市沅江市破获一起强奸案,一名69岁的男人在家中强奸一名精神病女子,在性侵过程中,同村一名74岁男子也参与其中,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强奸罪被刑事拘留。强奸之外,老年人猥亵未成年人案也屡见不鲜,今年513日,江苏省苏州市一八旬老人在电梯内猥亵女童视频曝光,目前嫌疑人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是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民众热议的背后实则透露出一个信号——我们大多数人更倾向将老年人性违法犯罪归根于个体品质,而忽略了背后普遍性的复合因素。其一,在生理认识方面,很多人陷入“老年无性”的误区。据有关医学专家证实,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体能的增强,绝大多数70多岁的老年人有性需求,个别80多岁也有性需求,而且中老年男性比老年女性的需求更为强烈。

其二,从传统文化来说,中国人性观念较为保守,更多只是用来传宗接代,步入老年之后更对老年人性需求持否定态度,老年之后谈性往往被斥之为“老不正经”“不要脸”。不仅如此,老年人丧偶或离异后再婚的阻力很大,丧偶未娶或终身未娶的情况也比较普遍,这就导致不少老年人性需求长期保持压抑状态。

其三,农村社会的空心化,外出务工青壮年增多,留下的大都是未成年儿童以及限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患者,这些人得不到充分照料的同时,也会因为缺乏辨认和反抗能力,成为老年人性侵的犯罪对象。不少老年人罪犯往往都是通过小恩小惠、恐吓威胁等方式对这些弱者实施犯罪的。

其四,思想观念落后,文化水平低。农村老年人性侵犯罪较城市更高,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文化程度低下、对犯罪行为认识不足,更有甚者,还会出现整体性的包庇态度。

可见,在老年人性需求的生理基础上,在压抑、得不到理解的情况下,再加之思想观念落后、法律意识淡薄,一旦遇到来自外界的性刺激时,伦理意识和道德防线都很容易就崩溃,进而实施侮辱、猥亵乃至强奸等犯罪行为。由此,性犯罪之所以在老年人犯罪中占据重要位置,不能仅限于探讨犯罪者个人品质及操守问题。

 

“牢”有所养的黑色幽默

为改善生活而主动入狱,这似乎是《警察与赞美诗》里的桥段,然而现实中并不乏此类案件。2016年年底,山东潍坊青州一名尚在假释期的65岁老人李某为了能回到监狱去养老,选择故意实施抢劫犯罪。2017年,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村民付某参加卫视一档节目时也谈到“实在不行就再抢劫,然后回监狱里养老”。之前他为了养老就曾故意抢劫,不仅要求法官多判几年、不想被减刑,出狱后还抱怨敬老院生活比不上监狱。

黑色幽默的背后,却投射着客观的养老现实。付某入狱前两年没有吃上肉,而在监狱伙食条件大有改观,能按时就餐,还有例行体检,并且作为60岁以上老人不需要参加劳动,对他来说简直就是梦想的生活。同样的故事发生在86岁河南老囚犯孙某身上,由于年老体衰而瘫痪,监狱为他配备两名护理人员,饭食也是监狱特供。出狱后民警回访,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政府,我想回监狱。”

在贫穷的驱动下,农村的侵财型违法犯罪依旧多发,而且往往都是小额的偷盗,这些人大多无儿无女,盗窃所得主要为家禽、油米等维持生活的必需用品。基于金额低、报案少、破案难等原因,这种侵财型犯罪其实存在很大的犯罪黑数,即有很多犯罪发生但并没有进入刑诉程序。这从另一个方面也恰恰证明,农村地区老年人在基本养老方面依旧还需要政策更多的倾斜和照顾。

不可否认的是,随着《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修订、养老问题的重视,尤其是扶贫工作的深入推进,城乡社会保障、社会服务水平日益的提高,老年人侵财型犯罪将日益减少。但随着社会发展,经济水平不断提高,我们还需防止另一个极端,即老年人富有但因为精神空虚、缺乏陪伴而故意入狱的“奇葩”行为。

日本当前就面临此类危机,监狱中高龄囚犯越来越多,其中不少还是慈祥的老奶奶。日本法务省研究所20171117日公布的《犯罪白皮书》显示,全体出狱人员再入率下降0.6个百分点,呈下降趋势,而65岁以上老年人,再入率则是23.2%,反过来上升2.8个百分点,而犯罪的驱动力则在于“入狱是为了寻求家的感觉”。需提及的是,当前中国精神赡养的程度并不容乐观,只是当下更多被物质贫瘠所掩盖,未来是否会发现类似情况尚难定论。

但无论如何,刑罚的目的在于消灭犯罪而不是鼓励犯罪。“牢”有所养将被教育改造者变为被照顾者,监狱机关异变成了养老机构,这显然违背了刑罚的初衷。不仅如此,监狱机关的成本也成问题。据估计,我国监禁一名罪犯的年平均费用可能超过1万元人民币,加之一些老年人患病的情况,需要额外的特殊照顾的情形,执行机关还要承担医疗费用,这将大大加重监狱机关的负担。

 

老年人犯罪的预防

解铃还须系铃人。老年人犯罪的特殊特征,正是需要针对性预防之处。可以说老年人犯罪治理既在刑法之内,更在刑法之外,需要有更多的综合治理手段,而不是仅仅依靠刑罚威慑治理。

从基础性工作来讲,必须加强对老年人实施法律道德再教育,通过社区、村委组织老年人终身学习、技能培训,构建老年人自我价值实现的群体性、整体性社会预防,通过参加公益劳动和社区活动,增加老年弱势群体的社会参与度,不仅强化其自身的充实感,也能在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重新找回自身存在感。

针对老年丧偶或者老年离异者,也需搭建相应的交往平台,让老年人所压抑的情感能够得到恰当的释放,对于子女强烈反对再婚的,是否可适当容许“同居不婚”等方式的存在,减少财产纠纷、赡养纠纷以及压力阻碍。

对于因贫犯罪的,需特别注重“精准扶贫”的社会预防。对贫困老年人口应建档立卡、摸清贫困底数,强化结对帮扶,解决生活困难问题;同样,对于老龄释放犯、假释犯,也需要通过专项资金、产业扶贫等方式帮助他们尽快适应生活,解决老年人刑满释放后因贫、因技能缺失、因孤独而再犯的问题。

与此同时,成年子女也应强化精神赡养,减少老年人孤独感;对于出现异常敏感、任性孤僻、暴躁冲动等心理变化的老年人,需要进行心理干预,做好心情纾解,强化调解纠纷,防止激发、激化不必要的矛盾冲突。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涉老案件现状与思考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课题组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15年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22亿,占总人口的16.1%。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55亿,占总人口的17.8%。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健全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加强老龄人口司法保护工作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检察机关必然面临的时代课题。

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全国老龄办、两高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法律维权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等法律法规,各级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形成了实体处置上立足主责主业、程序设计上坚持及时有效、制度设计上体现人文关怀、问题处理上强化沟通协作等有效经验,搭建了实体处置、程序优化和人文关怀为基本框架的老年人检察保护工作体系。但相关问题也客观存在,本文以上海市嘉定区涉老案件工作机制为例,结合332起涉老刑事案件,以及若干控告申诉、民行案件,对检察机关办理的涉老案件情况和机制进行探讨。

 

涉老年人案件现状分析

检察机关办理的涉老年人案件,实践中常简称涉老案件,指检察机关在履行侦查监督、诉讼、审判监督、执行监督等法定职责时所办理的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申诉人等相关当事人为年满60周岁公民的案件。

目前,老年人犯罪数量、类型正在不断增加。首先,老年人犯罪类型单一总体状况并未改变,但具体犯罪类型、类型之间的结构对比却发生了变化。很长时间里老年人犯罪类型以财产型犯罪、暴力侵害型犯罪、性犯罪为主。笔者通过在北大法宝检索“老年人犯罪”,获得107起经典案例和208起普通案例。暴力型犯罪共106起,占案件总数的33.54%,其中故意伤害75起,故意杀人30起;财产性犯罪65起,占比20.6%,其中诈骗28起;寻衅滋事、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等扰乱公共秩序型犯罪28起,占比8%。老年人犯罪类型结构有演变为以暴力侵害型犯罪、财产型犯罪、扰乱公共秩序型犯罪为主的趋势。

其次,几类犯罪现象突出。第一,滥伐林木与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犯罪突出。208起普通涉老案例中,涉毒品犯罪22起,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9起。滥伐林木7起。第二,因土地赔偿和信访需求未得到满足而引发的老年人犯罪频繁出现。如山东曹某某寻衅滋事案(因被告人要求的土地征收补偿和安置未得到解决),四川遂宁杨某故意杀人案(因房屋拆迁时面积赔偿未达到被告人要求)等。 最后,从犯罪原因、主从地位、后果、手段等角度看老年人犯罪人身危险性较低。

而根据107起经典案例分析,发现老年犯罪还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老年人犯罪多因家庭琐事、邻里口角纠纷以及动迁赔偿纠纷和其他民事纠纷。在107例经典老年人犯罪案件中,占比最多的49起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案件,因家庭琐事纠纷20起,因邻里纠纷10起。第二,老年人犯罪多激情犯罪和单独犯罪。在107起老年人犯罪案件中,激情犯罪63例,占总数的58.8%;由于多激情犯罪,缺少事前预谋,因此较少共同犯罪,单独犯罪65例,占总数的60.7%;而在少数的共同犯罪中,除贪污、受贿犯罪外,多居于从犯地位。第三,从犯罪后果上看,老年人犯罪多为轻微犯罪。107起案件中,27起适用缓刑,5起免予刑事处罚,12起刑期在一年左右,24起在10年以下。第四,老年人犯罪手段比较简单,这为检察机关快速办理老年人案件提供了客观条件。由于罪行较轻,其逃匿可能性较小,这又为限制老年人犯罪羁押性措施的采用提供了条件。针对老年人案件办理程序的迅速和简化,对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为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提供了依据。

 

检察机关办理涉老案件的有益探索及存在的问题

总体看,相关机制框架虽搭建完成,但未能有效运作。其次实体处置、程序公正、人文关怀、沟通协作四方面发展不平衡,人文关怀成效突出,但实体处置和程序优化等“硬骨头”则成效甚微。最后检察机关办理涉老年人案件缺乏针对性和专业队伍等,未能形成保护合力。

实体处置上立足主责主业

根据老龄办、两高《意见》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在刑事、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中加强对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综合发挥惩治、预防、监督、教育、保护等职能作用。

贯彻宽严相济原则成效及其局限。首先,对“老年人犯罪”的定义把握并不统一。司法实践中多将刑法第十七条之一规定的七十五周岁,作为认定为老年人犯罪的标准。在107起老年人犯罪中,其中79起认定为老年人犯罪,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余25起案件,除一起辩护人谎报年龄外,法院多以“嫌疑人未满七十五周岁,现行刑事法律对该年龄段的老年人犯罪是否从宽或者从轻处罚,没有明确的规定……”为依据,未采纳从宽处罚的意见。其次,当被告人年龄不足七十五周岁时,有关被告人系老年人犯罪的抗辩理由多由其辩护人在二审阶段提出,检察机关在保护六十周岁以上七十五周岁以下老年嫌疑人被告人权益上存在缺位。最后,宽严相济标准把握上较为主观且单一,如年龄、邻里纠纷、家庭纠纷、精神状况是主要参考因素,这导致造成量刑上的不平衡。老年人暴力犯罪多因家庭琐事和邻里纠纷,除造成特别严重后果,情节极其恶劣情况,考虑到家庭和谐,法庭判决弹性较大,从实刑到缓刑都存在。但在老年人破坏社会经济以及破坏社会管理秩序类犯罪中,由于存在明确的量刑数额标准,弹性则明显不足。如陕西韩某(72周岁)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案件中,被告人辩称:公安机关在其住处查获的毒品是其过世的妹妹留下的;其仅给谢某贩卖过一次毒品,给王某某贩卖过两次毒品;其年龄过大,没有生活来源,为了扶养无父无母的未成年孙子而贩卖毒品,故请求从轻减轻处罚。法院一审判处韩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30000元。对比有期徒刑十五年的河南许昌连某故意杀人案(邻里因下棋发生口角杀人,被告人63周岁),其量刑上的确存在失衡。

充分发挥检察监督作用及其局限。检察机关办理老年案件建立以诉讼监督为主体,监所监督为常态,控申监督为重点,民行监督为抓手的检察监督体系,通过沟通协调、制发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等方式对相关单位、机关、主体进行监督。如嘉定区办理的发还村民“吴某贪污案”扣押的涉案大病救助款。嘉定区在实践工作中创新监所监督管理制度,关注涉罪老年人身体状况,将其身体状况报告纳入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对老年在押人员进行档案管理和定时羁押必要性审查,形成评估情况报告,及时与办案机关沟通。对监管机关羁押管理活动进行监督,每天开展入所检察,涉及老年人的给予重点关注,并通知巡察检察官,保障在押老年人合法权益。

首先,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检察院内部监督分工实际已经较为明确,存在的问题是监督手段较少,约束力不足。除诉讼手段外,检察机关主要依靠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以及沟通协调三种手段。检察建议与纠正违法通知书约束力较小,沟通协调在实践中使用较多。一方面,随着检察机关监督工作强化和铺开,案件必然增多,而案多人少,影响办案效率;另一方面沟通协调举措过于弱化。

其次,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是一项与刑事羁押替代措施相结合,衔接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制度的一项对捕后继续羁押条件有无进行审查的制度。第一,当前法律制度仅就年满七十五周岁的老年被羁押人规定可以对其进行提出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第二,在实践中,在羁押必要性审查和采取强制措施时,标准较为单一,把握较难准确,处理较为机械。如以年龄是否年满75周岁为衡量依据。第三,实践中对变更羁押措施较为谨慎。一方面是由于上述法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危险性评估条件不足。

程序设计上坚持及时有效

办理涉老案件程序设计上坚持及时有效。一是秉持快速办理原则,二是及时把握办案中主要因素的变更,三是结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准确适用办案程序。其困境如下:首先,由于缺乏制度支撑,检察机关快速办理涉老年人案件只能通过“优先办理”“迅速办理”等人为调整来实现,有效性很难保障。其次,及时把握羁押必要性因素的变更,掌握老年在押人员身体状况和思想动态,切实维护其合法权利。问题是对在押老年人身体状况反应灵敏,对其危险性的把握则较为迟钝。

制度设计上体现人文关怀

嘉定区检察院办理涉老案件人文关怀工作较为突出。首先加强涉案老年人医疗保障,关注老年人身体状况。其次加强释法说理,嘉定区检察院创新信访接待制度,开展检察长、党组成员、检委会专员接访;聘请调解经验丰富,熟悉动迁、社保政策及本地风俗退休基层信访干部参与接访,聘请资深律师作为社会第三方。再次完善硬件设施,启用远程视频接访,帮助行动不便的老年人;优化接待场所配置,接待场所长期配备血压计,防暑降温等用品。最后,探索“合适成年人”制度。通知老年人成年子女到场或第三方律师到场,解决释法难度大的问题。此外,多角度关护,主动走访,为经济困难老人提供法律援助。

 

 

探索及时有效的涉老案件办理机制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课题组

 

 

检察机关办理涉老案件机制,以“立足职能、宽严相济、及时有效、人文关怀、沟通协作”为基本原则,从实体处置、程序优化、人文关怀以及沟通协调四个方面着手,依靠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具体制度和举措进行构建。

 

树立大局意识,坚持五项原则

首先,充分认识加强老年人司法保护的重要意义。第一,加强办理涉老案件经验总结和研究,包括老年人犯罪规律探索;老年人犯罪人身危险性的科学评估等。第二,提高站位结合领导干部办案等相关规定,统筹全局,带动涉老案件办理。第三,充分发挥检委会指导作用。

其次,检察机关办理涉老年人案件应当遵循“立足职能、宽严相济、及时有效、人文关怀、沟通协作”五项原则,以司法办案为中心,在推进检察主责主业过程中切实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从程序使用和实体处置两方面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探索及时有效的案件办理机制。充分考虑老年人生理、心理特点,以人为本,形成老年人家庭保护、司法保护和社会保护合力。

 

制度着手,

构建涉老案件办理机制

逐步建立涉老案件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制度。2015 7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出庭公诉工作的意见》第三条中提出“积极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对于老年人案件,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的价值在于固定证据、追回损失、快速办理,通过以下举措实现:

首先对于针对老年人的盗窃、诈骗犯罪,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时,除了审查证据和案件等情况,还应督促侦查机关及时止损,追回赃款,固定证据,减少被害人损失。其次对于老年人犯罪案件,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后,建立“专门通道”,进行优先审查;依照前文所述的几种老年人犯罪案件类型(财产型、暴力侵害型、妨害公共秩序型)对案件进行分类,快速办理,依照案件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程序。对案情简单、证据充分等案件,可探索刑拘直诉工作模式。对于案情复杂、重大案件则可以在优先审查的基础上,采用普通的办案程序。再次对老年人犯罪几类常见犯罪:暴力侵害型犯罪(故意伤害、故意杀人)、财产类犯罪(盗窃、诈骗、抢劫)、扰乱公共秩序型犯罪(寻衅滋事等)、涉毒品犯罪(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贩卖毒品等)进行取证指引,参考未成年人案件办理的一站式取证方式,按照提起公诉的标准,明确搜集证据的要求,为简化程序、从速办理提供基础。然后参考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办理涉老年人刑事案件,应对老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生活经历、犯罪原因、赡养等情况进行调查。最后涉访涉诉问题同步处理。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和公诉部门在办理涉老案件时,发现存在信访、动迁纠纷、民事执行纠纷等情况的,应及时与民行、控申等部门沟通,同步解决涉访案件,化解矛盾,提高办案质效。

结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结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涉老年人犯罪的案件,不仅要求检察机关严格把握入罪标准,准确适用刑事速裁程序、简易程序、认罪认罚程序,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

首先对于针对老年人犯罪的案件,特别是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案件,不仅需要增加指控和打击的力度,同时应更加注重挽回损失。提高退赃情节在办理针对老年被害人犯罪的量刑建议中的比重,促使嫌疑人积极退赃,挽回被害老年人的损失,维护其合法权益。其次对于老年人犯罪,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结合嫌疑人认罪认罚情况,鉴于实践情况和办理老年人犯罪宽严相济的原则,对于以下几类犯罪可以在法定幅度内考虑从轻处理:因民间邻里纠纷、家庭、亲属矛盾引发的犯罪,特别是家庭暴力中“以暴制暴”引发的犯罪,以及嫌疑人与被害人为近亲属的过失犯罪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犯罪;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犯罪中其目的是防治牲畜疾病的;涉信访、涉民事行政诉讼等且经查明相关机关或人员存在过失的。再次实践中在老年人破坏社会经济以及破坏社会管理秩序类犯罪时,可根据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增加处罚的弹性。最后刑法条款中规定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老年人故意犯罪年龄标准在七十五周岁,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时,程序上应将当事人年满六十周岁作为划分涉老案件的标准;第二,检察机关在办理这一类嫌疑人或被告人为年满六十周岁但不满七十五周岁的案件时,可以参照刑法规定的七十五周岁的处罚规定,提出量刑建议;第三,在办理老年人犯罪案件中还应当注意当宽则宽,当严则严。

完善涉老年人案件检察监督机制。首先明确办理涉老年人案件检察监督的几个重要环节。在侦查监督中,加强立案和批捕监督。监所监督方面,对看守所、监狱等监管机关羁押管理和教育改造等活动进行监督;同时对监管机关保障老年在押人员生活、医疗等基本措施方面进行监督;结合提前介入侦查阶段获取的相关信息,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加强诉讼监督,依法履行刑事诉讼监督、民事行政生效监督、民事行政执行活动监督等职能。最后充分发挥社区检察监督作用,建立社区家庭暴力档案管理制度。自诉案件中,对于侮辱、家暴案件,有效跟进,及时告知被害人其享有自诉权利,可引导帮助取证。其次完善监督手段。第一增加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的使用并有效跟踪,确保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发挥效用。第二依靠诉讼手段,进行抗诉和提起民事或行政公益诉讼。第三探索与监察委工作对接机制,对在办理涉老年人案件中发现的职务犯罪线索进行移送等。第四,通过完善当事人救济手段进行监督。

 

多管齐下,

构建多维度涉案老年人保护机制

1. 注重办理涉老年人特殊保护

注重医疗保护,讯问非羁押老年嫌疑人、询问老年被害人,接待老年信访人,同时做好生活、医疗等保障措施;注重对年老体弱、身患重病、生活困难的老年被害人、诉讼当事人,通过相关途径,给予一定帮助;注重情感关怀,加强对涉案老年人的心理疏导、在办案过程中充分考虑老年人身体状况,如检察人员亲自走访和建设远程视频接访;注重释法说理,加大相关犯罪领域的宣传。

2.完善老年人司法援助制度

切实落实律师法律帮助制度,为涉案老年人提供法律帮助;探索强制辩护制度,涉罪老年人没有辩护人的,应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定辩护人;依法保障涉案老年人诉讼权利,在合适地点进行询问;推广通知涉案老年人成年子女、赡养人或其他成年直系亲属到场,帮助涉案老年人理解法律问题,保障其各项权利。

3.政府、社会、家庭密切配合,三位一体,形成保护合力

检察机关应当加强与公安、法院、司法行政部门、老龄工作委员会等单位的沟通协作,打造涉老案件交流平台;加强涉老案件办理研究,提高办理涉老案件的专业性;充分利用新媒体新技术办理涉老年人案件。通过微信、微博等新媒体进行宣传;将远程讯问、接访等技术进一步推广应用在办理涉老年人案件当中。

4.建立办理涉老案件专业队伍

注重内部协作和人才培养,牢固树立“理性、平和、文明、规范”办案理念;配合内设机构改革,设立专门办案组织,建立办理涉老案件专业队伍,专事办理涉老案件,以及与各部门的沟通协调工作;最后加强涉老案件办理研究,提高办理涉老案件的专业性。

 

 

域外老年人犯罪探析

/刘强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现象。人口老龄化除了是一个人口学上的重要命题外,与此相伴随的老年人犯罪问题也日益突出。域外对老年人犯罪从立法、司法、刑事政策、犯罪学等各个角度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较为完善成熟的理论体系。

 

老年人犯罪的成因:心理、生理和社会角度

域外许多犯罪学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都对老年人犯罪原因进行过研究,有的从心理学角度出发,认为心理衰退使老年人心理上无法承受孤独感、失落感,不甘心自己成为多余的人;有的从生理学角度出发,认为老年人犯罪具有精神病犯罪的特点;有的认为老年人出现人格异常,邪僻成性,或离家出走,到处游荡,奸淫或猥亵幼女;有的则认为老年人犯罪的主要原因是酗酒;也有认为老年人犯罪是由于进入老年期后人际关系紧张积累起来所造成的恶果。

日本不仅是亚洲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国家,而且也是发达国家中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过去10年里,日本发生了很大变化。”《失控的老年人》一书的作者藤原友美(Tomomi Fujiwara)对英国《每日电讯报》表示,“对这些高龄罪犯来说,缺钱可能是动因之一,但并不是主要原因。”藤原友美认为,过去老人在日本受到尊敬和照顾,和子女或家人住在一起。但这样的社会习惯正在消失,老年人逐渐和社会脱节,被孤立和遗忘,现在的老人可能不认识对门的邻居或社区里的任何人。《华盛顿邮报》称,2012年,日本政府曾发布白皮书,称70%的老年盗窃者是依靠养老金生活的贫困人口。《日本时报》也认为,老年犯罪率的激增主要是因为糟糕的经济状况。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口进入老年阶段,日本政府针对老年人的福利不增反减。

对此,很多老年人作出了在监狱内“养老”的非正常选择。日本司法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从1991年到2013年,日本监狱中犯6次以上偷窃罪的老年人数量攀升了460%。东京日生基础研究所的社会发展科高级研究员土堤内昭雄(Akio Doteuchi)告诉《金融时报》,老年惯犯的数量还会不断增长。“日本社会的现状迫使老年人走上犯罪道路。”他说,“领取公共救济金的人数已达到了战后的最高峰。约40%的老年人独居,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他们离开监狱,没钱维持生活,没有家人可以依靠,只能再次犯罪,回到监狱。”

 

老年人犯罪的刑罚适用:

宽缓化、人性化

一是对老年人适用自由刑、死刑进行限制。《蒙古刑法典》规定:“剥夺自由刑的最高期限不得超过十五年,但犯罪人为超过六十岁以上的男子和五十周岁以上的女子,剥夺自由刑的期限不得超过十年。”根据联合国的有关规定,对老年人不适用死刑的规定体现在其1989524日的1989/64号决议中。《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死刑不适用于妇女以及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的人和法院下判时已满六十五周岁的男性。”《蒙古刑法典》第五十三条第四款规定:“六十岁以上的人不得适用死刑。”《土耳其刑法典》规定:“对于已满六十五岁犯罪者,不适用死刑。”

二是对老年人放宽适用缓刑、减刑和假释的条件。由于老年人受年龄限制,对其适用自由刑期限过长,不利于老年人的自身改造和身体健康,因此,加大对老年人适用缓刑和假释,可以给予其更为人道的待遇,而减刑条件的宽松,也有助于再犯可能性相对较小的老年人早日回归社会,安享晚年。《意大利刑法典》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如果犯罪由年满七十岁的人实施的,当所科处的限制人身自由刑不超过二年六个月时,或者当单处或与监禁刑并处的财产刑,依据第一百三十五条折抵后相当于总共不超过二年六个月限制人身自由刑时,可以决定暂缓执行。”1964年修订的《土耳其刑法典》第九十条规定:“对已满七十岁的犯罪人处以一年以下监禁的,可适用缓刑。”1968年《罗马尼亚刑法典》第五十六条规定:“年满六十岁的男犯人,年满五十五岁的女犯人,服刑期间不要求劳动,自愿劳动的,可以准许。”《巴西刑法典》规定:“对被判处监禁刑的犯罪人不得适用缓刑,但犯罪人超过七十岁,且所监禁不超过二年的,可以宣告缓刑。”《日本刑事诉讼法》第四百八十二条规定:“被判刑人年龄在七十岁以上时,可经一定程序批准而停止执行剥夺自由刑。”

三是对老年人羁押进行限制并体现人性化

在美国,老年人属于广义的残疾人,理由是老年人与残疾人一样在某些机能方面已经不完整或有所缺失,因此对老年犯适用对待残疾人的“非歧视待遇”原则。德国《刑事诉讼规则》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提出抗告,可以依申请或者法院职权启动言辞审理程序。”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审前羁押必须由专门的‘自由与羁押法官’经过对席辩论后作出决定。”此外,还有国家规定了替代羁押的强制措施,如德国规定了延期执行逮捕程序,法国规定了司法监管制度,美国规定了附条件释放制度,法官可以将违法逮捕、药物测试、电子监视等作为释放理由。

 

老年人犯罪的预防和矫正:

营造环境、重塑人格

域外对老年人犯罪的预防和矫正的措施较为多元和综合,普遍采用社区矫正、公益劳动等非刑罚性质的措施来替代刑罚,通过营造环境来重塑人格,收到了较好的改造和抑制老年人犯罪的效果。比如我国香港地区,采用社会工作方法,对犯罪人进行社区矫正并规定犯罪人在一定时间内完成不超过240小时的无薪社会服务,对犯罪人的改造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社会福利署在社区矫正方面提供感化服务、住院训练、社区服务令等项目。感化服务适用于任何年龄的犯罪,法庭对有轻微罪行的行为人判处感化令,接受感化者在感化主任辅导和监督下,可以继续留在社会中正常生活,但必须保持良好的行为。如有违反感化令有关规定时,便须出庭受审,法庭可能取消感化令并根据原罪判处刑罚。感化服务项目自1933年设立以来,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成为香港地区完善而独具特色的社区矫正项目。

德国学者施温特在其所著《犯罪学》一书中,对预防老年人犯罪方面的一些观点作了介绍:首先,持积极主动观点者认为,不应将老年人推入“业余活动”的境地,而应让其得到“第二职业生活”,让老年人再次发挥作用;其次,持分离排斥观点者认为,应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处于衰老过程中的老年人采取脱离社会生活的策略;再次,持有继续参与社会论点者认为,应该尽可能延长老年人在他们早已习惯的社会机构中生存的时间,帮助他们逐渐克服社会生活和心理方面产生的矛盾。

施温特认为,与总的犯罪相比较,60%的老年罪犯的判决可以说是严厉的,老年人被判监禁,将加深和加速他们本来就百无聊赖、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的过程。有鉴于此,有必要制定一部适合老年人特殊情况的刑法,明文规定对老年人犯罪如同对未成年人一样从轻减轻处罚,并允许老年罪犯在老人院服刑。审理老年罪犯的法庭在对老年人的犯罪行为作出判决前,必须有受过老年病学教育的专职法官或陪审员参与,并得到老年人的护理人员的支持。在服刑期间,他们应安排在老年罪犯的专门场所。

日本学者长谷川和夫等主编的《老年心理学》对此也提出了三点预防和改造措施:一是改善老年人的环境条件;二是注意老年期心理卫生;三是司法上充分考虑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和责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