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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打击:震慑知识产权犯罪
时间:2018-06-04

  

 

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作了主旨演讲,强调在扩大开放方面,中国将采取重大举措。其中,尤其提到了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显然,重视对知识产权保护已成为国家战略。

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也是知识产权法制建设的40年。40年里,我们逐步建立起了符合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发展趋势、体现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优势的制度体系。

今年的4月24日是第十八个世界知识产权保护日。为了呼应这个特殊的日子,从国家到地方,有关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的新闻发布密集。我们看到了2017年中国全年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138.2万件,同比增长14.2%,连续7年居世界首位;也看到了去年全国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刑事一审案件21.35万件,审结20.30万件,分别同比增长40.37%、38.38%,令人惊骇的数据。如何完善以司法保护为主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加大侵权违法行为惩治力度,降低维权成本?在我国知识产权体量增大的今天,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本期策划,我们以今年发布的《上海检察机关知识产权检察白皮书》为楔子,聚焦上海检察打击知识产权侵权、保护科技创新的案事例,通过对该类案件的梳理,深入分析犯罪特质、趋势和成因,以期达到普法和警示作用。

 

 

保护知识产权,我们是认真的

 

文/靳子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在保护创新”,这已经成为一种共识。知识产权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它将包含技术创新在内的智力成果引入经济生活。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稳步发展,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人的大量涌现,有人说,中国科技创新已经由跟跑为主转向一些领域的并跑和领跑。但试想,如果没有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这样的创新势头是否能够持久?为此,为了赢得国际核心竞争力,保护知识产权已然成为国家战略。目前,我国正在加快推进专利法的第四次修改,积极引入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这意味着,今后,侵犯知识产权者将付出更加沉重的法律代价。

一个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其实质就是对知识的尊重,对知识创造的价值以及创新动力的保护。能否充分发挥知识产权推动社会发展、促进知识创新的功能,不仅取决于立法的不断进步完善,更决定于制度运用的成效,执法的到位。

2018年4月23日,在迎接第十八个世界知识产权日前一天,我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了《2017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该白皮书显示,2017年中国知识产权创造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局面。全年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138.2万件,同比增长14.2%,连续7年居世界首位;PCT国际专利申请受理量5.1万件,同比增长12.5%,排名跃居全球第二;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9.8件。受理商标注册申请574.8万件,同比增长55.72%,连续16年居世界第一。累计有效商标注册1492万件。我国申请人提交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4810件,排名全球第三。

这是令人振奋的一组数字。支撑这些数据的重要因素在于,我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制度推进和司法保护正在日益成熟与加强。2017年,我国在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审批登记、执法、机制和能力建设、宣传、教育培训、国际合作等方面均取得积极进展。与此同时,我国在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执法打击力度也在不断加大。

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专利行政执法办案量6.7万件,同比增长36.3%;商标行政执法办案量3.01万件,涉案金额3.33亿元;版权部门查处侵权盗版案件3100余件,收缴盗版制品605万件;海关查获进出口侵权货物1.92万批次,涉及侵权货物4095万件,案值1.82亿元。

 4月25日下午,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检察机关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新闻发布会。会上,新闻发言人肖玮通报了2017年全国检察机关保护知识产权工作情况: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涉知识产权犯罪2510件4272人,提起公诉涉知识产权犯罪3674件6809人。

上海是我国科技创新重镇。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卓越的全球城市的过程中,如何做好司法护航,积极发挥刑事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震慑作用,依法全面保障科技创新主体的合法权益,是上海检察的责任担当。

近日,被全球反假冒机构(GACG)授予“全球反假冒国家公共机构最高贡献奖”的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对2017年上海检察机关办理的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进行系统梳理,深入分析犯罪特质、趋势及成因,发布了《上海知识产权检察白皮书》。这是该院2016年以来第二次向社会发布知识产权检察白皮书。

“检察白皮书”显示,上海地区知识产权犯罪呈现七个特点:在售假类案件中,线上、线下销售模式并行,网络“刷单”促销假货情况严重;被假冒的注册商标普遍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初犯、偶犯情况较多;由共同犯罪形成的产业链化趋势明显;经销商成为知识产权犯罪高发人群;滥用互联网技术已成为侵犯著作权犯罪的主要方式之一;部分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还危及食品安全。

通过白皮书的形式,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还发布了13起典型案例,就当前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关专业建议。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徐燕平在4月2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相信知识产权白皮书将能引导上海市检察机关凝聚智慧和能量,提升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能力和水平,科学有效地开展各项具体工作,为上海建成全球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营造更优质的营商环境和法治环境。

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博鳌论坛上强调的,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中国将进一步“完善执法力量,加大执法力度,把违法成本显著提上去,把法律威慑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这无疑是国家的信用背书,保护知识产权,我们是认真的。

 

 

上海检察:一份知识产权检察白皮书出炉

2017年上海检察机关办理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情况通报

 

一,上海市检察机关受理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基本情况

上海市检察机关2017年受理侵犯知识产权审查逮捕案件总计146件241人,案件数及人数同比2016年,上升9.7%和4.33%;受理侵犯知识产权审查起诉案件总计210件388人,案件数及人数同比2016年略减少,下降2.33%和5.83%。

1.案件罪名较为集中,侵犯商标权类的案件量占据首位。

数量最多的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在2017年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案件中占比分别为67.12%和67.62%。位居第二的是假冒注册商标罪,占比分别为15.75%和20.48%。侵犯商业秘密罪、假冒专利罪尚未有具体案件发生。我们认为,侵犯商标权案件数量远高于其他类知识产权案件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商标犯罪的成本相对较低,通过简单复制标识即可大量生产假冒的商品。侵犯商业秘密案件在侦查取证、案件定性上存在相当大的难度。

2.共同犯罪较多,缓刑率高。

2017年我们受理的案件中属于共同犯罪的案件有46件98人,占比为38.33%,缓刑率则达到了42.5%。

3.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罚金判处率高达70%,但罚金数额与犯罪金额的比例不均衡。

4.知识产权犯罪活动区域分布变化。2016年全市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发案量前五位的区域是闵行、虹口、长宁、普陀、奉贤区。2017年是闵行、长宁、杨浦、浦东、虹口区的发案量较多。近两年各区的知识产权犯罪发案数在不断变化,案件量的涨跌,除了与该区域对知识产权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有关,也与所在区域科技创新、技术竞争环境有关系。

5.权利人在刑事诉讼中获得赔偿。上海检察机关高度重视知识产权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司法保障,同时,积极推动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开展,通过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取得被害人谅解、退赃退赔,尽量弥补被害人损失。2017年知识产权认罪认罚案件共21件32人,占审结案件的17.5%。

 

二,上海地区知识产权犯罪的七个特点:

1.在销假类案件中,线上、线下销售模式并行,网络刷单促销假货情况严重。线上销售模式主要包括通过国内大型电商平台对外销售,或者借助社交工具如微信、微博等进行售卖,一般涉及奢侈品。线上销假案件存在大量为提升店铺销量、信誉而刷单的情况。线下销售模式既包括搭建售假窝点集中经营,也有零售店铺、地摊等分散型售假。

2.被假冒的注册商标普遍具有较高的知名度。涉及多种商品类别,并不局限于高档消费品,一些知名饮食、护肤品、电脑品牌也成为了知识产权犯罪的目标,如农夫山泉、茅台、五粮液、联想等。

3.初犯、偶犯情况较多。对2017年的案件统计,我们发现具有知识产权犯罪前科的仅有6件6人,占比5%。再犯的知识产权犯罪分子往往集中于销假领域。

4.由共同犯罪形成的产业链化趋势明显。相当数量的案件中,多个被告人在整个犯罪活动中分别负责运输、批发、零售等不同环节,长期共谋实施犯罪,有固定的联系交接方法,形成了一条明确的犯罪产业链。人员层级分布复杂,上至商城管理者、商铺房东,下到批发商、商铺老板、营业员、黄牛。这些犯罪分子互相抱团,形成制假售假的网络。

5.经销商成为知识产权犯罪高发人群。经销商获得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授权,就应当在授权范围内合法销售权利人的产品。仍有一些经销商打着合法授权的幌子,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活动,甚至在丧失经销商资格后,仍用授权之名销假。

6.滥用互联网技术已成为侵犯著作权犯罪的主要方式之一。2017年我们成功办理的著作权案件,均涉及互联网技术滥用,譬如,用手机应用商店APP侵犯他人的图书作品,或者私自架设知名游戏服务器,供玩家使用并从中获取收益。

7.部分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还危及食品安全。案件涉及酒、饮用水、保健品等与民生相关的商品,不仅侵犯知识产权,还危及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安全。检察机关考虑到这种案件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依法从严、从重处罚。

 

三,2017年上海检察机关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采取的四个主要举措

1.始终加强打击知识产权犯罪声势,典型案件频获表彰。上海检察机关每年以“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和“4·26”保护知识产权宣传周为契机,开展多次集中公诉,办理了一批涉案金额高、专业性强、社会影响大的案件。我们办理的多起典型案件更获得了最高检、国家版权局的表彰肯定。2017年,上海市检察院还被全球反假冒机构(GACG)授予了“全球反假冒国家公共机构最高贡献奖”,这是该世界性组织首次将最高贡献奖颁给地方司法机构,对上海检察机关深入服务保障科创中心建设、构建高标准国际化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

2.强化行刑协作,知识产权两法衔接平台显成效。在已有两法衔接平台的基础上,我们推动建立专门的知识产权保护平台。市检三分院与市版权局、市文化执法总队共同搭建版权领域“两法”衔接平台。浦东新区院与区知识产权局签订合作协议,设立知识产权案件检察官办公室。

3.创建了上海科创检察平台,服务科技创新最前沿。2017年我们市检察院将检察职能与科技创新深入融合,建立上海服务保障科创中心建设统一平台(简称“上海科创检察统一平台”)。上海科创检察统一平台立足“专业”和“服务”两个关键词,将检察职能与科技创新深入融合,平台服务形式为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线上线下同步推进,打造线上科创检察平台,以及在上海科创重要承载区设立检察官办公室,将司法保护延伸至科创最前沿。目前,在各科创重要承载区浦东新区院、徐汇区院已经设立了检察官办公室,杨浦区院成立了创新创业司法服务基地。

4.继续优化权利人诉讼权益保障,凸显刑事司法保护效应。为了进一步提升知识产权刑事办案专业化,依法保障知识产权权利人的程序性权利,全市金融检察部门在一审公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审查起诉节点启用《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被害人(单位)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审查起诉阶段)》(中英文版本),对被害知识产权权利人进行告知,英文版本可作为参考向外国知识产权被害权利人提供。同时,市检察院继续夯实与权利人组织的合作,完善与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的合作机制。三分院、奉贤等检察院积极与相关行业协会、企业构建检企对接机制,强化司法保护效果。

 

四,根据上述问题和难点,结合检察工作,提出六个建议:

1.结合刑事司法实践,推动知识产权立法完善。建议知识产权刑事处罚中可增加禁止令,适用相关信用惩戒,作为惩罚和震慑不法分子的有力武器,加大犯罪成本,降低不法分子再犯的可能性。针对假冒专利罪在难成案的情况,建议通过修订或增补罪名条款的方式,扩大刑法保护专利权的范围。

2.以“大调研”为契机,构建新型知识产权行刑衔接机制。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知识产权行政职能部门格局将有重大改变。上海检察机关将以“大调研”为契机,时刻关注相关机构和职能的变化,加强与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从有利于知识产权良性发展、符合刑事司法规律的角度,创新已有工作机制,尽快适应新情况新变化,探索新形势下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新路径。

3.加强社会综合治理,突破知识产权保护瓶颈。我们将开阔思路,紧密围绕当前知识产权犯罪风险点和维权难点,与知识产权职能部门、行业自律性组织共同开展治理工作,督促电商平台落实知识产权保护机制,重点治理网上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持续监测、集中整治销假区域和窝点,对出现犯罪新风险点的行业加强监管,譬如中小微印刷企业、产品回收行业,关注网络服务商不作为带来的知识产权犯罪隐患,对于云网盘、视频网站等进一步加强监管,使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

4.结合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进一步强化对权利人诉讼权益保障。我们要继续深入开展知识产权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工作,争取解决知识产权权利人在刑事案件中损失赔偿的难题,提高被告人赔偿的积极性,填补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损失。进一步优化和延伸上海检察科创统一平台功能,全面落实知识产权权利人权利义务告知制度,依法进一步扩大权利人刑事诉讼的参与度。

5.拓展多层次知识产权法制宣传教育,理念普及与司法引导相结合。根据对象的特点,我们有的放矢地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在面向社会公众进行理念普及和法律宣讲时,尽可能拓展宣传途径,扩大宣传范围;依托专业检察官办公室、司法服务基地等组织,回应科技创新主体、企业等相对专业群体的需求,提供宣传和引导。

6.强化知识产权检察人才建设,提升办案专业化、精细化。上海检察机关将通过条线培训、业务能手比赛等多种形式,推动知识产权人才库建设,拓展知识产权人才交流锻炼渠道,形成知识产权检察业务专家、办案能手等人才梯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三合一”办案机制,加强对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刑事办案思路、执法尺度的差异性研究分析,集中攻克知识产权民行刑交叉案件中的难点,提高重大案件的办案质量和成效。

 

 

上海检察三分院实行专业化知识产权办案机制

保护知识产权

是对作者最隆重的赞美

文/本刊记者 陈侃

 

 

“因为中国人素不尊重版权,而且作者也不甚介意,既然抄袭是最隆重的赞美。”——张爱玲·《更衣记》

“山寨货”,是我们一直以来对仿冒品的戏谑和调侃。然而,这三个字背后折射出的却是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缺失的现象。作家张爱玲的《更衣记》尽管描述的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时装流变,但这句关于版权的点评恰好如实反映了国人对于知识产权的淡漠。甚至,这种淡漠还一度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诟病。

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也在不断提升。相应的,有关部门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也在不断加强。2014年12月28日,全国首家跨行政区划检察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以下简称“三分院”)正式挂牌成立,其管辖范围就包括了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审理的知识产权类诉讼案件。

挂牌成立之后,三分院于2015年1月成立了知识产权检察处,明确了包括对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审理的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同步监督;对上海市公安局立案侦查的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进行批捕、审查起诉;对全市知识产权刑事二审案件进行审理等在内的工作职责。

据了解,三分院近年来共计受理刑事一审案件41件,二审案件34件,审查逮捕14件,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1件,提请批准延长羁押期限案件2件,指定管辖198件,民事案件4件,书面请示1件。有力打击了犯罪行为,捍卫了法律的尊严。近日,本刊记者走访三分院,与该院谈信友副检察长以及知识产权处处长房长缨面对面,共同探讨了三分院自成立以来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经验与心得。

 

“三合一”工作机制显成效

2016年9月,三分院知识产权处实行民行刑“三合一”的办案机制,成为全国首家分院层级“三合一”专业化的知识产权检察部门。谈信友副检察长告诉记者,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在办理知识产权相关案件时采取的是刑事和民事、行政案件分开办理的模式。

不过,由于知识产权案件专业化程度较高,且民行刑案件的审理原则、方法以及理念存在很大差异,分开办理会存在相互间融合度不够的问题。房长缨处长也表示,自己过去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很少也很难同时兼顾案件附带的民事纠纷以及行政方面的问题。可以说,民行刑三种检察工作各有各的侧重性,也各有各的局限性。

“一般来说,当事人受到侵权之后会选择刑事报案或者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此寻求司法保护。”谈信友副检察长向记着解释道,“但是在一些案件中,其证据标准并不构成刑事犯罪,如果选择刑事报案,侦查机关可能无法立案;反之,还有一些案件在已经构成刑事犯罪的情况下,当事人却选择了民事诉讼,即便胜诉也往往无法收到严厉打击侵权行为的效果。”

因此,针对这样的情况,三分院在办理知识产权类案件时率先实行了“三合一”模式。这样也有利于统一执法思路和尺度,做到办案思路互补。同时,积极推进民行刑三种检察工作方法相互融合、参照及借鉴,也可以提高检察监督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更好地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打击知识产权犯罪仍然以修复社会关系为主

记者从三分院处了解到,从知识产权案件整体来看,缓刑率普遍较高。这样的惩处力度是否可以达到有效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效果呢?

对此,房长缨处长表示,对侵权行为打击效果的判断,不能仅仅以缓刑率高低为标准。毕竟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与其他的恶性犯罪案件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检察机关在办理相关案件时还是本着修复社会关系为主的态度。

谈信友副检察长认为,缓刑率较高是目前知识产权案件的司法现状。不仅仅是上海,北京、江苏以及广州等地亦是如此。“究其原因,首先从法定刑的角度来讲,知识产权案件的最高量刑就是七年;其次,知识产权犯罪的涉案金额相比于其他经济类犯罪来说也不是那么高;第三,自首、坦白、立功等酌定量刑情节比较多。但是从法律本身来说,均是在量刑幅度以内,很难说判决本身有问题。”

那么如何解决这一现状呢?谈信友副检察长表示,目前三分院正在考虑在量刑的规范下再做一些具体的分析,哪些案件可以适用缓刑,哪些案件不能适用。其次,在判处缓刑的情况下,提高罚金的比例,同时重点对罚金刑的执行进行监督;第三,尝试从赔偿被害人损失的角度尝试做更多的工作,比如对于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财产查封扣押,促成双方的调解,是否能够先行赔付到位等等。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适当运用民事赔偿的手段,以达到打击侵权,保护权利人权益的目的。

同时,检察机关也在考虑建议立法机构,是否能够借鉴食药案件中实施的从业禁止令。如果行为人实施了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应当在一定的时间内禁止从事相关行业的工作,使其失去再犯的机会,以达到加强打击的作用。

 

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当然,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源头的预防比后期的打击更重要。三分院一方面仔细分析侵权案件前期发生的手段和形态,并与行业协会联手,正确指导企业在保护措施上做得更合规,避免侵权行为产生;另一方面一旦发生侵权行为之后,也会引导企业采取最合适的方式来维权,切实保障权利人的利益。

成立三年多以来,三分院立足检察职能,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以强化知识产权的“三合一”机制的综合效应为契机,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导作用,优化科技创新营商环境,为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就像谈信友副检察长说的那样,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是“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大有可为”的一项工作。

 

 

实行精准打击  提供精准服务

对话检察官吴菊萍

文/本刊记者 杨皓

 

 

吴菊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二处命名检察官,2014年开始重点办理知识产权相关案件,在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中国(浦东)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设有以“吴菊萍”命名的检察官工作室。曾获上海市优秀公诉人、上海市巾帼建功标兵、高检院首批“公诉技能实训教师”等荣誉称号。

 

《检察风云》:请简单介绍一下您自己。

吴菊萍:我2003年参加的工作,当时就对知识产权很感兴趣,把浦东检察院成立以来所有的知识产权相关案件做了一个梳理,写了《浦东新区知识产权犯罪实证研究和预防建言》一文发表在《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上。2014年7月,正式调至公诉二处,开始重点办理知识产权相关案件。

 

《检察风云》:2017年,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知识产权相关案件的数量是多少?

吴菊萍:2017年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共受理涉嫌侵犯知识产权审查逮捕案件16件23人,批准逮捕11件12人;受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审查起诉案件22件42人,提起公诉18件36人。

 

《检察风云》:从目前办案情况来看,知识产权相关案件主要呈现怎样的特点?

吴菊萍: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侵犯商标权类的案件量及涉境外权利人的案件量占比量均较高,且该类案件团伙作案、利用网络作案情况较多,产业化特点明显;二是部分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兼具侵犯知识产权和危害食品安全的双重特点;三是随着网络的普及,利用互联网技术侵犯著作权的犯罪情况时有发生;四是侵犯商业秘密类案件成案难度高。

 

《检察风云》:在我国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身为一名一线检察官,您认为司法改革应当做出怎样的回应?

吴菊萍:司法改革的初衷是让检察官专心办案,承担办案责任。与之相随的必然是要打造一支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检察官队伍,这也是新时代检察官的应有内涵。我认为,知识产权案件的办理,对检察官的专业化能力要求更高。知识产权既有法律属性,也有技术属性,所以办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往往需要检察官具备扎实的法学功底、复合的思维能力和较强的学习能力,才能将技术事实转化为法律事实,进而准确使用法律,才能更好地把握打击与保护的尺度,引导鼓励创新、良性竞争的价值导向。因此,检察专业化办案的探索,在知识产权领域亟待加强。

 

《检察风云》:在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和中国(浦东)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分别设有以您的名字命名的检察官工作室,请问您在知识产权的刑事、行政协同保护方面有着怎样的理解?

吴菊萍:浦东检察院一向注重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工作,最早这个制度就发端于浦东检察院。近年来,在打击知识产权侵权方面,我们与新区知识产权局有着很好的互动,我们通过定期例会互通办案信息,通过行刑衔接专线流转案件线索,我们也共同打造了新西兰佳沛猕猴桃案等精品案件。新西兰佳沛猕猴桃案正是命名检察官办公室与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的日常工作联络中发现的案件,然后多次与权利人、公安机关会商侦办思路,最终实现精准打击的一批案件,这也是上海检察机关知识产权行刑衔接工作方面的有益尝试。实践证明,知识产权的刑事、行政协同保护对于案件的发现、培育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在实现知识产权的大保护、严保护的同时,检察机关也能更好地监督行政执法,共同营造公开公正的知识产权法治环境。

此外,将检察办案的触角延伸至行政机关办事窗口,检察官直接面向权利人,能够为企业提供更为精准的司法服务和法治引导,为知识产权保护构建新格局,为创新主体和市场主体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而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检察风云》:我们都知道知识产权与营商环境之间有着很大的关系,那么在塑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方面,您个人有何建议?

吴菊萍:大致建议有四点:一是国内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有待加强。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部分国内企业,中小企业对于品牌的长期打造意识不强、信心不足,驰名商标、百年老店的品牌保护意识不强,能力不足;二是知识产权侵权的网络环境要加强监管。虽然目前网络运营商会主动承担起部分知识产权违法监管的职能,但是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形成制假、售假的产业链的情况仍十分常见。政府职能部门有必要主动将行政执法的触角延伸至线上,避免互联网成为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外之地;三是对食品生产、销售环节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要加大惩治力度。“民以食为天”,餐桌上的安全成为百姓对政府管理的迫切期待,司法保护也责无旁贷。要利用食品、药品案件集中管辖、精品案件打造等方式加大涉食品安全的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打击力度;四是为知识产权权利人提供精准司法服务。利用派驻检察官办公室等办案组织、“两微一端”等新媒体,直接面向市场主体,宣传维权途径,传授知识产权保护的方法。鼓励企业挖掘和提升企业创新效率,利用知识产权提高融资、投资的能力,将知识产权真正转化成生产力、市场竞争软实力。

 

《检察风云》:能说一下您个人的工作感想吗?

吴菊萍:我个人觉得,只有热爱才会激发自己对工作的投入。正是因为自己热爱这份工作,我就能在这份工作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获得,也恰恰是这种获得感,反过来能激发自己更多地投入到工作中。另外,我希望自己勇立潮头,期待自己站在行业的前沿,要做一个新时代有追求的专业的检察官。

 

 

对接和服务“创业创新”企业

文/本刊记者 张程

 

 

近年来,上海市在积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上不断发力,对于创新创业的保护和扶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强。其中杨浦区作为加快建设上海科创中心的重要承载区,也是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在发展和保护创新创业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杨浦区检察院积极立足检察职能,主动走出去,贴近服务创新创业,为保护创新创业营造了良好的司法氛围,为上海市科创工作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主动问需于企

基于杨浦区的区情定位是上海创新创业的基地,杨浦区检察院积极开展大调研工作,调动整个区院里的各个部门纷纷“走出去”,贴近企业,深入走访和了解企业的需求,“问需于企”。通过这样的行动,更好的了解企业的需求,使得检务工作能够更加有针对性和实效性,对创新创业进行更有力的司法保护。

在每次出去走访企业之前,杨浦区检察院的检察官们都会备足功课。例如,有一次去一家叫流利说的英语学习软件开发公司,金融科的几位检察官提前下载了该公司的APP应用,并购买了应用里面的付费服务,利用每天的空余时间去体验和学习。检察官告诉《检察风云》杂志社记者,“毕竟是走访人家企业,要知道人家是做什么的,你才能跟人家沟通,所以在我们去走访这个软件企业之前,我们就先自己体验一下”。通过对这家公司产品的切身体验和了解,检察官对这个公司产品的特色有了直观的感受,“其实他的主打就是进行个性化的定制学习,用户打开APP之后就会进入一个测试页面,系统会根据用户测试的结果来为用户推荐合适的学习计划”。

在走访企业的过程中,检察官们主动询问企业对于司法保护的需求。在上述案例中,该公司的法务人员和主管业务的副总裁向检察官们提出了两个非常急迫的需求。一个是对于商业秘密的保护,这也是很多企业关心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希望能够加强对企业数据资产的保护。当前许多互联网企业以“数据为王”,企业最大的财富就是客户的数据。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如何能够确保客户数据的安全,在司法层面获得更多保障,是企业关心的重要方面。除此之外,企业还主动提出希望检察机关能够提供一些专业服务,例如由于当前普遍存在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信息沟通不畅的情况,不少企业希望能够通过检察机关这个平台,同更多的其他企业进行业务方面的沟通交流,从而互相学习,提高自身和整个行业发展水平。

根据企业的需求,杨浦区检察院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例如为满足企业对商业秘密保护和数据安全保护方面的需求,检察官们主动到企业中去宣讲有关知识,帮助企业建立有关的管控措施和制度,提前设置防护警戒线,防止企业经营中发生商业机密泄露和数据泄露的情况;针对企业希望通过检察机关平台与同类或其他企业进行更多的交流,杨浦检察院也积极开展各种沙龙、论坛活动,促进企业之间的交流,避免因沟通不畅发生不必要的矛盾。

通过这种主动的贴近式服务,杨浦区检察院与企业之间建立了良好的联系和沟通,有力的促进了创新创业的发展。

 

建立服务基地

除了主动问需于企,在杨浦区加快建设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国家双创示范基地的发展进程中,杨浦区检察院还在2017年下半年设立了一个“创业创新司法服务基地”。该服务基地设立于杨浦区的创业创新基地长阳创谷,由区检察院的有关部门进行统一安排,在每周五的下午由检察官或者检察官助理到服务基地接受企业对司法问题方面的相关咨询。曾轮班去过服务基地的杨浦区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朱颖庆告诉《检察风云》记者,在咨询中发现“企业对于如何防范经营当中的法律风险非常关心”,因为多数企业对于企业经营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实际上了解有限,对于企业能够获得的司法保障的了解也往往不甚清楚。通过到服务基地咨询了解,企业对自己享有的权利和需要遵循的义务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这对企业自身的发展规划有很大的帮助作用,促进了企业更好的发展。

“创新创业司法服务基地其实也是个窗口,是杨浦区检察院立足于检察职能,对接和服务创新创业企业的重要手段。”朱颖庆告诉记者。这一举措将进一步拓宽法律服务的渠道,不断优化对创业创新主体的司法救济,切实保障创业创新者的主体地位,以司法保护“双创”、以执法便利“双创”、以守法维护“双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努力使杨浦成为全市法治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

感召于杨浦区建设创新驱动的发展大局,以及杨浦区检察院自身在金融和知识产权检察工作方面的一贯积累,2017年为更好助力杨浦区“双创”事业的发展,杨浦区检察院出台了《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服务保障杨浦加快建设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和国家双创示范基地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鼓励探索、引导创新、允许试错、宽容失误”的理念;强化了充分履行打击刑事犯罪、惩防职务犯罪、诉讼监督三项职能;深化金融和知识产权案件办理“捕、诉、防”一体化机制;完善金融和知识产权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尊重创业创新发展规律,讲究办案方式方法;构建创业创新人才法律咨询和权利救济绿色通道;加强创业创新法律政策和法律风险研判预测。为保障《意见》的落实,杨浦检察院定期开展妨害创业创新发展的各类犯罪新情况新问题的分析研究,以形成科学决策依据。同时,加快创业创新领域案件的检察专门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加强服务创业创新发展的组织保障工作。

 

 

 

 

 

 

水果商标中的知识产权

文/本刊记者 杨皓

 

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强在近几年有目共睹。在刚刚结束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主席更是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作为我国扩大开放的四个重要举措之一。保护知识产权从宏观上来说能够为创新主体和市场主体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从微观上来说又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与安全。

2009年成立的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二处,作为当时全国第一家知识产权专门化办案机构,在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案件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公诉二处处长逄政向《检察风云》记者介绍道,“我们坚持‘捕诉研防’四项职能相结合,从批捕、起诉、研究、预防四个方面完善知识产权保护。通过不断努力,可以说这些年来我们办案的水准以及执法的水平是在不断提高。侵犯知识产权从源头开始抓起,挖出他们的产业链,一网打尽。比如去年的‘佳沛’系列水果案。”

 “佳沛”系列水果案是指2017年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二处办理的一系列水果商标侵权案,因著名进口水果商标Zespri中文名为“佳沛”而得名,季某某便是该系列案案犯之一。

2016年3月起,季某某在青浦区新镇华徐公路3758号开设西郊水果包装店以及淘宝网店,从他人处购得明知系假冒Dole、Zespri等品牌进口水果商标标识的水果贴标,并在华徐公路3758号“西郊水果包装”店内以及通过网络予以销售。

2017年5月25日上午,公安机关在该店内查获待销售的Dole香蕉商标(红白标)60975个,Dole香蕉商标(黄蓝标)77850个,Zespri猕猴桃(绿标)2706个,共计141351个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此外,季某某还通过网络销售“Dole”“SWEETIO”贴标共计47575个。

2017年9月11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季某某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案提起公诉,2018年1月11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判处季某某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9000元。

其实早在季某某案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就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标识罪将6个案件,13名被告提起公诉,13名被告人被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至拘役五个月不等的刑罚。

参与办理该系列案件的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二处命名检察官施净岚表示,“‘佳沛’系列水果案是本市首次在知识产权衔接平台维护和命名检察官办公室驻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办公点的日常联络工作中发现的案件,是知识产权领域行刑衔接工作的第一个战果。检察机关与公安紧密合作,正是因为行刑衔接的高效性,该系列案件的办理进展非常迅速。其实在这类案件中,办理的速度是非常关键的,一来这类案件中证据的取证是转瞬即逝的,一些证据一旦灭失后就很难恢复取证;二来案件办理越快就越能减少相关商品在市场上的流通时间。”

“佳沛”系列水果案的典型性之二,乃是办案过程中与权利人的充分沟通。“我们与被侵犯企业之间互动比较充分,包括适时听取‘佳沛’公司方面的诉求;适时公开案件的审理进展等等。与权利人的充分沟通有两方面好处:首先在是否侵权的界定上,权利人有更专业的判断,这有利于案件审判的公正性;其次,这样也有利于办案机关掌握更多的证据,因为往往权利人平时会积累下很多侵权方面的案例,这非常有利于案件的办理。”施净岚表示,“因为这是一个涉及保护外国企业知识产权的相关案件,这个案件就具有一个更宏观的意义:向世界展示我们办案机关一个公平公正的办案态度,只要你提供证据能够证明你被侵权了,我们肯定是一律予以打击。”

在案件审判尘埃落定后,权利人代表﹑新西兰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葛甘楠专程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向检察官赠送锦旗。

采访的最后,施净岚补充道,“也许侵权人没能想到,小小的一个商标标识可以让他成为囚犯,面临牢狱之灾。这也就说明,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我国人民的法律意识仍然需要加强。毕竟标识和毒品不一样,很多人觉得我印一个商标,和犯罪还离得很远,但其实这样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犯罪。所以我们希望‘佳沛’系列案能够起到一个警示作用,加强相关法律意识。尊重别人的知识产权和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这其实是一对互动的关系。只有加强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意识,大家才会开始意识到要尊重别人的知识产权,反过来说,这也是变相保护了自己的知识产权,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男子设计APP侵犯著作权被起诉

文/本刊记者 陈侃

 

 

提起侵犯知识产权,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侵犯著作权,即盗版书。关于盗版书,有一个故事流传颇广:20世纪90年代,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其代理人一同到访京沪,随处可见的盗版书让前者颇为恼火,并放出狠话:死后150年都不授权中国出版自己的作品,包括《百年孤独》。

因此可以说,保护知识产权既是保护权利人的切身利益,也是在保护他们继续不断创新的积极性。去年,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就针对一起侵犯著作权的案件提起公诉。本刊记者为此采访了本案的承办人,虹口区检察院公诉科沈忆佳检察官,对案件的来龙去脉做了详细的了解。

事情还要从2014年年底说起。被告人冷某某在其注册成立的河南某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内,自行设计制作“全本言情小说精品榜”手机阅读APP软件,在苹果应用商店内供他人下载,该软件可提供各类小说的在线阅读和免费点击下载服务。

为提高网站的知名度和点击量,被告人冷某某在未获XT公司许可的情况下,通过网络下载获取了大量XT公司发行于“起点中文网”网站上的《位面开拓者》《步步登神》等文字作品并储存于其租用的“阿里云”服务器内,并通过技术手段将该服务器内小说的端口与其设计的手机应用软件相连,供手机软件用户阅读。同时冷某某联系了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在上述APP软件内植入广告,通过用户点击量赚取广告收入。

沈忆佳检察官告诉记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的,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2007年4月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的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司法解释中规定,以盈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复制品数量合计在500张(份)以上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有其他严重情节”。

本案中,经过相关司法鉴定机构鉴定,“全本言情小说精品榜”所关联的服务器内已固定的1005个电子文件与样本的988个电子文件进行相似度比对,其中637个电子文件内容相似度达到70%以上,构成了实质性相似。经XT公司确认侵犯其信息网络传播权,数量已经超过了500份。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对被告人冷某某定罪量刑之外,检察机关还对其注册成立的公司——河南某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定为单位犯罪。对此,沈忆佳检察官解释道,侦查机关最初只认定为个人犯罪。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的过程中发现这同时也是一起单位犯罪,“因为该公司在成立之时是有正常业务的,包括一些网络咨询以及网络APP开发的业务。不过从2014年开始,冷某某觉得开发APP供读者下载小说的方式赚钱更快才开始从事违法侵权活动。同时,所有侵权行为都是以单位的名义从事的,冷某某也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且所有违法所得也都是用到公司的日常开展业务中,因此检察机关最终认定了单位犯罪,并对该公司一并提起公诉。”

根据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的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同时,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

考虑到被告单位和被告人冷某某主动至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被告人冷某某在到案后已向XT公司进行了赔偿并取得该公司谅解,2017年7月,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河南某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冷某某侵犯著作权案提起公诉,同年10月,杨浦区人民法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分别判处河南某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罚金4万元、冷某某罚金1.5万元。

谈及办理本案的感想,沈忆佳检察官表示,尽管侵犯著作权罪并不少见,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冷某某的作案手段还是体现了一定的新颖性。“不同于以往侵犯著作权案件中简单的复制、销售作者的纸质作品,本案中冷某某侵犯的是信息网络传播权。随着纸质书籍越来越多的被获取更便捷的电子书取代,被告人也是掌握了读者的这一心理,在网络上大肆传播这些作品。同时,犯罪成本也比较低,如果不是被害公司及时发现并报案的话,损失可能会更大。”

据了解,本案涉及的苹果手机应用商店内APP软件中的侵权作品,社会影响力大,专业性、技术性强,在现今网络电子书籍非常普遍的情况下,此案为保护享有独家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网络信息公司的知识产权,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高压打击,震慑知识产权侵权

文/本刊记者 张程

 

近期,杨浦区检察院办理了一起销售假冒注册商标茅台酒的案件,涉案金额达50余万元。此次案件中涉案犯罪嫌疑人均被判处实刑,对于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类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形成了较大震慑。

此次销售假冒茅台酒案是发生在关系到老百姓民生问题的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因此格外敏感,司法机关在办理这类案件时会着重将社会危害性纳入量刑的考量范畴。在处理此次销售茅台酒假酒的案件时,承办此案的杨浦区检察院金融检察科检察官当时也考虑到了涉案茅台假酒是否会危及到人身安全的问题。因此要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涉案的假酒进行了安全检测,以确定其是否达到了侵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程度。如果真的构成危害公众身体安全,那么需要将有关线索移交给民行部门,因为可能涉及公益诉讼。

“它是一条产业链,犯罪分子回收正品的茅台酒瓶子,然后在遵义市的茅台镇上,找一些小作坊进购低价的成熟原浆酒,但是它的浓度和品尝时候的口感肯定不如正宗的茅台酒”。杨浦区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朱颖庆向《检察风云》杂志社记者介绍到。不过这些假酒通过灌装到正品的瓶子里面,然后通过后期外包装的仿制,可以制成一个看上去和正品有九成相似度的假酒。最后向买家谎称是通过特殊渠道获取的特价正规茅台酒,从而进行销售。

本案中,被告人杨某与倪某曾是在同一贸易公司(主要经营酒类贸易)任职的同事。杨某在与其贸易公司的客户黄某交往过程中均化名为张某。直到杨某被公安机关抓获,黄某才知其本名姓杨而非姓张。“此类案件中犯罪分子在销售假酒过程中往往使用的是化名,这是为什么这类案件很难查证的原因之一,因为其中一个方面就是犯罪分子的身份很难进行核实。”朱颖庆告诉记者。在类似的售假行业中,很多的犯罪分子使用化名,这成为一个在侦查过程中的难点。杨某向黄某谎称自己有渠道可以进购低价正品茅台酒品。鉴于杨某本人并没有相关进货渠道,在与黄某确认购销事宜后,杨某向倪某询问是否有进购渠道。倪某从一张姓男子处以200元/瓶的价格进购假冒茅台酒。据倪某交代,张某系一戴眼镜的安徽籍男子,是自己在一个酒类代理商举办的品酒会上认识的。倪某本人也曾多次问张某进购红酒进行销售。杨某告诉倪某有客户需要购买茅台后,倪某就联系了张某,根据所需要的茅台年份和数量来进货。倪某称,听张某说,涉案酒品是张某朋友的工厂自行灌装加工,加封的瓶盖等物料是从义乌等地进购的。

被告人杨某、倪某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多次分别或者共同销售假冒茅台酒给黄某,并通过现金和POS机方式收取黄某货款。承办检察官助理朱颖庆告诉记者,通过调取的涉案POS机交易信息进行逐笔核对,并聘请第三方司法审计部门进行一个最终数额的认定,最后认定的“销售金额”是50余万元。根据中国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中的规定,销售金额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销售金额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2004年“两高”《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里边有一个明确的规定,“销售金额”是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被定义为销售金额。同时,司法解释中规定,销售金额在25万以上就属于数额巨大,相应要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检察机关最终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提出对被告人杨某和倪某的量刑建议。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侵犯‘贵州茅台’注册商标的销假案件,此类案件近年来因茅台酒品价格飞涨而呈现高发态势,严重损害了茅台商标品牌在国内外的形象。”朱颖庆告诉记者,“处理知识产权案件以明确权利为基础。”本案中,被侵权的共有四个注册商标,包括一个是“贵州茅台”的文字商标,一个是“飞天”图案的图形商标,还有是外包装上的两个注册商标。检察机关严格把控证据标准,通过多次与上述商标权利人沟通,调取搜集到涉案四个注册商标的完整权利证明材料,以及对涉案酒品的鉴定文书,最终认定涉案茅台酒系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朱颖庆告诉记者,“此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具有跨地域性特点突出、犯罪手段隐蔽性强、查证取证要求高的特点,且对犯罪分子的主观明知认定存有一定争议,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成案率较低,打击难度较大。在本案办理过程中,承办检察人员通过适时介入,依法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可以说保证了打击此类犯罪的质效,才得以使被告人在铁证面前认罪服法。经历较短的诉讼周期,也达到了良好的惩治效果。在办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在与很多企业交流中都发现,企业都非常希望能够通过刑事打击对侵犯企业知识产权的行为形成震慑。 通过对类似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严厉打击,对于犯罪分子形成了强大的震慑作用,进一步营造了全社会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氛围。”

 

 

 

 

 

案例评析

 

 

嘉定:戴某某假冒注册商标案

 

2015年间,戴某某在经营上海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期间,在向北京某公司销售“Panasonic”品牌固态硬盘过程中,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从别处购入无牌固态硬盘及含有“Panasonic”商标标识的贴纸等,自行粘贴、包装后,制成假冒“Panasonic”品牌RP-V3M-128、RP-X3M-240、RP-V3M-256、RP-X3M-480、RP-V3M-960、RP-XTM-256型号固态硬盘向北京公司销售。经查,上海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共向北京公司销售上列型号固态硬盘3800余件,价值人民币187万余元。

2017年7月17日,公安机关以戴某某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移送审查起诉。2017年11月1日,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改变案件定性,以戴某某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提起公诉。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戴某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

【评析】 该案涉及新兴产业电商平台以及境外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戴某某名下的公司虽已获得“Panasonic”品牌的授权,但其为了牟取非法利益,向北京公司销售假冒“Panasonic”品牌的硬盘,使北京公司将真假并存的固态硬盘销往全国各地,金额高达187万余元,作案手法隐蔽,社会影响恶劣。

 

静安:马某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马某某在本市松江区沪松公路2101号某区从事酒类批发零售业务,并租用松江区九干路99弄厂房和某仓库存放酒类产品。2015年5月起,马某某低价向他人购入假酒并对外销售,牟取非法利益。同年10月22日,公安人员在马某某暂住地将其抓获,并从其仓库内查获大量待销售的标有“芝华士”“黑牌”“轩尼诗”“马爹利”“杰克丹尼”“皇家礼炮”“青岛”商标的酒类产品。经鉴定,其中芝华士12年146瓶,黑牌96瓶,轩尼诗VSOP、轩尼诗XO共72瓶,杰克丹尼24瓶,马爹利XO12瓶,皇家礼炮21年6瓶,青鸟啤酒3860箱(每箱24瓶,共92640瓶)均为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货值金额达人民币475506元。

2016年8月11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马某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提起公诉,2017年4月24日,普陀区人民法院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马某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评析】 马某某销售的青岛啤酒是厂家使用青岛啤酒的回收酒瓶重新灌装的,使用的是厂家自己的注册商标,且是浮雕商标,印于啤酒瓶身。啤酒瓶的回收利用在行业内是惯用做法,能否认定构成刑法意义上的假冒注册商标,理论上存在争议。

检察机关在审查过程中,多次与啤酒行业协会沟通,了解相关行业背景,厘清啤酒瓶身上的商标是否属于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性使用等关键问题。庭审中,虽马某某否认其明知假冒行为,但检察机关结合其从业时间、销售经验、进货渠道、销售价格等方面进行举证、质证,取得了良好的庭审效果,最终马某某认罪服法。

 

徐汇:郑某某等5人侵犯著作权案

 

《航海王——启航》(以下简称《航海王》)是上海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享有著作权的手机游戏软件。

2016年9月,郑某某在担任江苏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技术总监期间,接触到《航海王》源代码,遂萌发开设私服牟利的想法。郑某某在网上搭识娄某某,商议由郑某某提供游戏技术服务,包括架设游戏服务器、维护游戏数据等,由娄某某负责游戏运营、推广和资金结算。

娄某某在其设立的“逗鱼手游”网站上发布《航海王》客户端的安卓下载版本和IOS下载版本,供玩家使用,并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获取玩家充值、购买游戏道具的钱款。娄某某通过发展下级代理商、设立QQ群,在网站发布广告、论坛发帖等方式推广《航海王》。郭某某受雇在QQ群内担任游戏客服,负责解答玩家问题,在网上推广游戏。

张某天、张某一于2016年9月从娄某某处获得《航海王》代理权。张某天、张某一在“梦手游”网站上发布《航海王》客户端,供玩家使用获取收益,并通过QQ群与玩家联系。

经司法鉴定,上述涉案的《航海王》客户端文件与上海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享有著作权的《航海王》客户端文件具有同源性。2016年12月3日至2017年3月2日,《航海王》通过“逗鱼手游”网站充值人民币193418元,通过“梦手游”网站充值608101元。

2017年7月19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郑某某等5人侵犯著作权案提起公诉。2017年8月16日,徐汇区人民法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分别判处郑某某、娄某某、张某天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各处罚金九万,判处张某一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罚金九万,判处郭某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罚金四万。

【评析】 该案是徐汇区检察院积极服务区域科创中心建设,在漕河泾开发区设立检察官工作室,接待公司咨询时发现案件线索后,成功办理的一起侵犯著作权案件。被害公司内部员工窃取游戏源代码后,与社会人员勾结建立私服牟利,在推广游戏过程中,还招揽多名在校大学生作为二级代理商。

检察机关积极引导侦查,掌握了侵犯著作权的整条犯罪链。5人到案后均认罪悔罪,共退赔钱款80余万元,弥补了被害公司全部损失。事后检察机关还分别向被害公司和相关大学制发检察建议,分别从企业保护知识产权和大学生网络游戏引发犯罪的角度,提出对策和建议,确保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