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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言信乎
时间:2018-05-09

  

儿童本应无忧无虑地生活,在家庭和学校的呵护下健康成长,然而司法实践中儿童成为证人的情形却经常发生。众多以儿童为唯一目击者或受害人的案件中,儿童作为诉讼程序中的证人确有现实必要,但又让其承受了不属于该年龄段所应承受的高度压力。目前各国法律普遍赋予儿童作证的资格。如何透过司法程序保护作为弱势群体的儿童证人,还原案件事实真相的同时最大限度使其免受伤害,仍有待更多人的共同努力。

 

 

儿童证言的困境与出路

 

文/周清泉

 

2015年,北京市某区幼儿园朱某某的母亲王某报警称,幼儿园老师张某在辞职后多次在微信圈发布其他幼儿园用针扎等方式虐待孩子的视频,王某在其子朱某某身上发现多处被针扎的伤痕,孩子说是被辞职的老师张某和班主任陈某所扎。后张某、陈某被警方带走调查。警方通过走访发现,幼儿园有6名儿童明确表示被幼儿园的老师周某用针扎过,后警方以张某、陈某、周某涉嫌寻衅滋事罪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检察院对陈某、张某做出不起诉决定,以周某涉嫌寻衅滋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周某因犯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在这个案件中,能直接证明犯罪嫌疑人存在犯罪行为的主要是被害儿童的陈述,而儿童由于其自身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辨认理解和表述能力的缺陷,儿童证言的证据效力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儿童证言的特点

在我国法律中一般使用未成年人来代替儿童这一概念,在特殊情况下也会使用这一用语。儿童是指不满十四周岁的人,其中不满一岁的为婴儿,一岁以上不满六岁的为幼儿。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童年阶段也是一个人学习和成长的黄金岁月。但是儿童也有可能成为刑事案件中的目击者或被害人,最终成为刑事诉讼中的证人,出现在法庭接受法官、检察官、律师的询问。本该无忧无虑玩耍学习的年纪,却要承受这个年龄段不该承受的压力。在诉讼中,应该充分考虑到儿童的身心特征,设计一套符合儿童生理、心理规律的法律程序。

对儿童证言的研究不仅是我国证据制度建设的重要课题,更是加强对儿童保护的重要方式。我们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在互联网上进行搜索,会发现大量触目惊心的儿童受害案件。往往在这些案件中,受害儿童是案件主要或者唯一的证人,其证言对于控诉与定案至关重要。在我国现有法律中,并未对儿童的证人资格、证言的收集以及儿童证言的补强规则做详细的规定,导致实践中较难获得高质量的儿童证言,也不利于保护儿童在诉讼中的权利。

儿童证言存在其自身的特点。儿童在学会说话后,对于日常生活中的简单事情都能表达出来,可能用词不准确、语言不流利。具体来说幼儿的语言可能具有以下特点:发音不准确、语言不流利,对于成年人的话理解不是很到位,对于专业词汇更是完全没有认知能力。这些因素会导致不管回答任何问题,儿童都只会按照自己的语言方式来回答,可能就会出现答非所问的情况。由于无法辨别自己的意识,对于事情究竟是真实发生的,还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儿童是没有办法辨别的。这一特点也会导致儿童证言缺乏清晰的逻辑,在内容、逻辑、细节上经不起推敲,缺乏言词证据所必须具备的要素。

儿童对事物的感知、记忆和表达能力普遍不强,对于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敏感度不高,往往即使亲身经历也难以有效记忆。另外儿童自身生理机能的特点使得其述说的能力不好,准确度不高。记忆不完善使儿童证言的准确性较差,他们的记忆内容可能是自己感兴趣的方面,而不是事物的本身。在前文所述的幼儿园老师涉嫌寻衅滋事的案件中,几名儿童的证言中包含大量无序和与案件无关的表述,使得整个证言杂乱无章。另外儿童很容易受到成年人的暗示,从而影响证言的真实性。一方面儿童的成年近亲属会让儿童按照他们的意愿来叙述事情,儿童对事情本身根本没有认知,对近亲属的话很容易妥协。另一方面,办案人员或多或少都已知道了案件事实,有了自己的主观判断,在询问的过程中表述语言也很容易流露出倾向性的意见。

 

域外关于儿童证言的规定

在1960年之前,美国普遍认为7周岁以下的儿童因缺乏认知能力而不能作为证人,其证言当然无效。在1960年之后,儿童的权利受到美国女性主义和儿童工作保护倡导者的重视,在美国开展了一系列维护儿童权利的活动。法官与陪审团也开始逐渐接受儿童证言,儿童能否作证的标准由以前的年满7岁变为了是否能分清事实与谎言。美国《联邦证据法》中对于证人资格有了明确的规定,除证据规则另有规定外,每个人都有资格成为证人。但是在涉及民事诉讼的时候,证人的能力会因各个州法律的规定有所不同。在构成一项诉讼主张、辩解的内容的时候,应该根据所在州的法律作出决定。美国儿童在作证前,无需理解并宣誓,法官会在陪审团不在场的情况下举行一个有关证人资格的听证,只要回答亲身感知的问题即可,从而对儿童的认知能力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陪审团最后会对儿童证言阐述的事实做出是否采信的结论。但是这种听证审查也不是绝对的,犹他州曾有判决认为,10岁以上的性侵害案件的儿童证人,无需经过任何能力测试即有证人资格。

英国在早期是不承认儿童具有证人资格的,在1993年以前的英国,儿童只有像成年人那样具有宣誓能力后,才能在刑事或者民事诉讼中作证。如果儿童对宣誓不具有充分的认识,那么儿童的证言将不被采信。英国《1933年儿童和青少年法》规定,如果儿童能够理解“说实话”的义务,那么将允许其在刑事诉讼中提供非宣誓证据。如果儿童仅仅理解“说实话”,而不能理解宣誓的意义,那么儿童的证言即为非宣誓证言,需要经过补强后才能用来对被告人定罪。随着时代的变迁,法律也在逐渐调整。英国《1999年青少年审判和刑事证据法》就将证人资格和宣誓完全脱离出来,在刑事诉讼阶段,所有人都有资格作证。对证人资格的审查仅仅是是否能理解对其提出的问题和能否作出让人理解的回答。可以看到,英国对儿童作证仅要求具备理解事物的能力和基本的表述能力,不需要其判断真话和假话的区别。对于证言真实性是法庭需要判断的对象,而非儿童所要表现出的适格性能力。

 德国《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对下列人员,不要求宣誓:接受询问时未满十六周岁或者由于理解力欠成熟或者因精神病或心理上的障碍不能充分认识到宣誓的本质与意义的人。”由此可以看到,德国对儿童作证规定的比较宽泛,任何人都具有作证的能力,儿童、精神病患者都可以作为证人。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可以将任何人作为证人进行询问。对于不能理解宣誓意义的人,可以在不进行宣誓的情况下进行陈述。年幼者不一定欠缺作证能力,未成年人可以成为证人。

我国香港地区《证据条例》规定,儿童是指未满14周岁的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儿童的证言应该在未经宣誓的情况下提供,且儿童未经宣誓下提供的证言,可以录取为书面供词。我国台湾地区的实务判例认为,未成年证人若具有基本的证言能力就有证人资格。如果无证言能力,则法官根据调查和自由心证可以确定证言。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未满十六岁不得具结,对于未经具结的儿童证言,认为其具有证据能力,可以采信为证据。但是上述规定也只限于性侵害的未成年被害者,对于儿童是否可以成为证人及作证资格也未作出明确的规定。

 

儿童证言的审查认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为证人。”虽然法律在原则上承认儿童的证人适格性,但对于具体诸如辨别是非、正确表达的规定十分空泛,对儿童证言立法是非常匮乏的。在程序审查上,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对于证人是否辨别是非,能否正确表达,必要时可以进行审查或者鉴定。”但是这条规定由于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实质上欠缺了对儿童证人进行审查判断的程序性规定。

另外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对儿童的证言是否采纳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究其原因是因为司法机关在对儿童证言进行判断认定的时候缺乏程序性规定。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明确证人适格性和证言证明力之间的关系。儿童证言的适格性和证言的可信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只要儿童具有感知和表达能力,可以正常表达,就应该认为具有适格性,所以对儿童证人的感知、回忆能力不必事先审查。

笔者认为我国立法在刑事诉讼中规定的证人资格条件对证人要求太高,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儿童证人的范围,剥夺了一些儿童证人的作证资格。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规定,只要是了解案件情况的人,可以对案件事实有效表达的儿童都可以作为证人。了解案情、有效表达这样的界定降低了儿童成为证人的敏感,扩大了证人的范围,赋予更多儿童诉讼资格,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证人是诉讼的参与人,立法不应对证人设定过高的资格条件,儿童作为证人不需要对事实进行评价,只要能够复述自己经历或者看到的事实即可。

儿童证言的核心就是证言可信性问题。儿童证言具有细节性差、逻辑性差和易变性等特点。对于儿童证言的内容,既要查明是其直接看到的,还是道听途说的。另外要注意审查儿童证言的形成过程,证言形成是来自于自身还是受他人影响。还需要审查儿童证言是否符合情理,搞清楚儿童与被告人、被害人之间的关系,防止证言受到外界的干扰。对于儿童证言采取单独甄别的方法,对一些无价值和无证明力的证言可以排除,综合与其他证言的横向比较,看证言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之处,从而保证在运用证言的基础上查清事实。

 

 

刑事诉讼中儿童言辞证据研究

文/孙娟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

 

儿童言辞证据在办理涉及儿童的案件过程中举足轻重,在很多案件中已然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儿童言辞证据的收集和采信规则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司法实务中正确判断和采信儿童言辞证据,强化对涉案儿童的司法保护和公平公正办案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司法实践中,大部分由未成年犯罪人主动实施的案件,除其年龄不满18周岁之外,其在作证资格和作证能力上与成年犯罪人并无较大区别,主要考虑其年龄因素,对其适用相对宽缓的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特别程序。然而,在众多以儿童,尤其是年幼的儿童为唯一目击者或者受害人的案件中,儿童的言辞证据对于查明案件事实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和不可替代的地位。此时,儿童的言辞证据对发现案件事实真相和公平公正处置影响重大,将其作为诉讼程序中重要参与元素具有现实必要性。

 

争议焦点:儿童的年龄范围区间

儿童的年龄范围区间是儿童问题的争议焦点之一,不同的法律文件,不同的学科领域,对于儿童年龄范围区间有不同的界定。百度百科上如是解说,1989年11月20日第4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界定的儿童系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医学领域界定儿童的范围系指0—14周岁。我国立法层面,《未成年人保护法》称:本法所称未成年人,是指未满18周岁的公民。修订后的《民法总则》将未成年人分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即已满8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限制行为能力人,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刑法》则规定,不满14周岁为无刑事责任年龄,16周岁以上为绝对刑事责任年龄,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社会和人们公认儿童的年龄段为0—14周岁,此类人群正处学龄前和小学阶段。

由此,对本文中的研究对象“儿童”的界定,根据我国法律和医学界标准较为统一的认识,儿童应该系指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然而,儿童言辞证据与儿童的认知和表达等能力密切相关,如果太过年幼,尚不具备具体描述的语言能力,本质而言缺乏作为言辞证据的主体资格,不具备证据能力。根据近代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Jean Piaget关于儿童认知发展理论研究成果认为,儿童的认知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即感觉动作阶段(0—2)、前运思阶段(2—7)、具体运思阶段(7—11)、正式运思阶段(11岁开始一直发展),由此,儿童进入12岁以后即进入正式运思期,与成年人的思考阶段相同。基于此,在0—2岁这个阶段,孩子正处于感觉动作阶段,其认知和表达能力无法达到准确描述和回顾,因此一般不具有作证资格,亦不是本文的研究对象。12—18岁虽然属于未成年人的范畴,但其认知发展已经接近成年人,对此,可以借鉴台湾地区的法律将该年龄段的孩子定义为“青少年”。笔者倾向于将中间的2—12岁定义为儿童阶段,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关于儿童言辞证据的种类

根据诉讼程序中儿童所处的诉讼地位不同,可以将儿童言辞证据具体分为以下几类:1.儿童证人证言;2.儿童作为被害人的言辞,即被害人陈述;3.儿童作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言辞,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供述或辩解;4.儿童作为民事、行政诉讼当事人的言辞,即当事人陈述。根据《刑法》的规定,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刑事责任年龄人,故儿童作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言辞证据出现的机会较少,也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将着重对刑事诉讼中的儿童证人证言和儿童作为受害人的被害人陈述进行探讨。

 

儿童言辞证据之特性再认识

儿童作为诉讼活动的特殊参与主体,其言辞证据与成人相较有其差异性与特殊性,尤其我们重点关注的证人和被害人系儿童的案件。案中儿童多年龄较小且处于受害者的地位,特殊的年龄、生理和心理因素决定了其言辞证据具有受其自身的认知、记忆和表达能力所限制、易受外界干扰而发生变化和由于胆怯而不愿开口等特征。

(一)儿童言辞证据受其自身的认知能力、记忆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要素局限明显。近年来,司法实践中涌现的涉及儿童的案件多为成年人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正如学者所说,世界各国对儿童证言的研究几乎都是伴随着儿童受害案件尤其是猥亵儿童案件的增多而展开的。以S市J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部门办理的案件为例,2014年—2016年,成年人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数量占部门案件总数的比例逐年攀升,分别为20%、21.8%和25.3%。其中,从该区2014年至2015年两年间审查逮捕的案件数据分析,14岁以下的未成年被害人占总数的63.3%,低龄女童系此类案件的主要受害人群。此类案件发生的地点多较为隐秘,案件证据的种类和数量丰富性不足。因此,受害儿童的言辞证据往往是此类案件的主要证据,对发现案件事实起到关键作用。然而,由于此类案件受害儿童多为幼童,其年龄因素及担惊受怕等心态对其言辞证据的可信性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儿童对案件事实本身的认知程度决定了其言辞证据对案件事实有多少证明力。相较而言,儿童的认知能力较弱,其自身的生理和心理因素局限了其感知的范围,案件本身的性质、难易程度和自身受教育的状况也会对其感知能力产生影响。这些都是儿童言辞证据自身所固有的缺陷和不足。

(二)儿童言辞证据具有易受干扰性和反复性。相较于成人言辞证据而言,儿童言辞证据更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原因可能有如下几点:一是儿童的社会经验和见识不足,有时往往很难坚定自己的认知与判断,如果受到外界的影响和心理暗示,很容易改变自己所做的证言或者陈述。二是涉及儿童的案件多具有特殊性,一般多为儿童被性侵案件。此类案件中,犯罪人与受害儿童关系较为亲密的情形占据一定比例,有时基于行为人与自身较为特殊的关系考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证据的客观性。如在S市某区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性侵案件,二审过程中,被害人改变其之前证言,导致案件证据达不到证明标准而无法继续进行。

(三)儿童言辞证据的真实性较高。儿童言辞证据有其固有的一些属性和不足,然而,正如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所揭示的道理一样,儿童的眼睛最为明亮,也最为清澈和干净,他们最为真实,也最能表达自己的真心。从这个角度而言,儿童言辞证据相较于成人复杂的思想和心理状态,可能更为真实和客观。也是基于此,儿童作证的适格性得到某种程度的支撑。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儿童言辞证据的确对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发挥重要作用。侦查人员和司法人员在收集和固定儿童言辞证据过程中,基于经验法则,对儿童的认知、记忆和表达能力进行判断,进而决定儿童言辞证据在多大程度上证明案件事实。

(四)儿童言辞证据收集和固定可能会对受害儿童产生重复伤害。儿童的生存和发展是其基本人权的组成部分,社会应当尽可能促进少年的幸福。正是考虑到对儿童身心健康的保护,《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指出,应充分注意采取积极措施,这些措施涉及充分调动所有资源,包括家庭、志愿人员及其他社区团体以及学校和其他社区机构,以便促进少年的幸福,减少根据法律进行干预的必要,并在他们触犯法律时对他们加以有效、公平及合乎人道的处理。由此,诉讼之恶与儿童人权保障的价值产生碰撞,探求案件真相与儿童作证之间存在冲突,而且每一次对涉案儿童的讯问或者询问,都是对受害儿童的再次伤害。在儿童作证问题上,必须在上述矛盾与冲突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即尽可能在保证儿童不受侵害的情况下作证。

 

 

儿童言辞证据实践现状

文/孙娟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

 

儿童言辞证据的一些特性决定对其收集、固定和采信时需要特殊的程序与规则。目前,为保证儿童言辞证据收集的科学性,立法和司法层面都作出诸多努力和尝试,然而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成为影响儿童言辞证据可信性的因素。

 

儿童言辞证据的相关立法

立法层面对儿童作证做了保护性规定。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 59 条规定: 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要落实这一规定,必须保证证人能够出庭作证。当前司法机关进行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加强对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和有专门知识的人等四类人员出庭作证是改革的重要举措。但是对于儿童证人出庭作证要以“确有必要”作为前提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2〕21号)第468条规定,确有必要通知未成年被害人、证人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情况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有条件的,可以采取视频等方式对其陈述、证言进行质证。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高检发研字〔2013〕7号)第 57 条规定: “公诉人一般不提请未成年证人、被害人出庭作证。确有必要出庭作证的,应当建议人民法院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9号)第12条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证人是未成年人的,除法律规定外,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不出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法发〔2013〕12号)第17条、18条亦对性侵害未成年人出庭的方式和保护措施作了相应规定。由于未成年人与儿童在概念内涵和外延上的包含关系,上述关于未成年人的相关规定当然适用于儿童证人。儿童证人不被强制出庭作证和严格儿童证人出庭作证的条件和保护措施有其存在的法理基础和立法依据,也有极大的现实必要性。

司法层面在儿童言辞证据收集和固定过程中加强儿童权益保护的有益探索。国家层面,201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检察机关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八项措施》。地方层面,以上海市为例,近年来上海检察机关陆续出台相关规范性文件,要求加强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司法保护,并提出要完善专业化办理机制,推动建立性侵案件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取证和保护制度,避免多次询问给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具体举措如下:一是对性侵案件办理场所的专门化建设。建立公检部门办理性侵案件的专门场所,并将涉及性侵未成年被害人的案件统一在该专门场所办理;二是要求多种取证方式一次性完成。即该场所应适合性侵被害人的作证、取证,并在该场所争取将询问、身体检查、体液提取、伤情固定等工作一次性完成并同步录音录像,如果条件许可,还可以对被害人进行一定的心理干预及心理救助;三是提前介入并引导侦查。检察机关以起诉标准引导询问,监督并引导侦查取证,实现检警一站式协作。2016年度,上海检察机关对未成年被害人适用“一站式”取证机制85人次,该项制度取得初步成效。

 

儿童证言收集的困境

上述对儿童证人作证保护的种种立法规定和尝试探索是我国儿童证人制度构建的立法依据和实践基础,能够有效平衡儿童作证的价值冲突。然而,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实践层面,对儿童言辞证据收集和采信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缺陷与不足。

儿童言辞证据收集和固定的专业化队伍和专门侦查技术尚不健全。儿童言辞证据相较于成年人有其独有的特征,如何最大限度保证儿童言辞证据的真实性、客观性,成为摆在侦查机关面前的重大课题。探寻儿童言辞证据询问的程序和方法,是提高儿童言辞证据可靠性的重要途径。然而,目前司法实践中,尤其在侦查阶段,尚未建立专门询问未成年人的专业化队伍,亦未建立专门适用于未成年人的侦查方法。针对儿童这一特殊群体,采用传统的常规的侦查手段,有时难以保证取得好的效果。

证据标准不统一极易造成“一次询问”效果难保证。在儿童为案件证人或者受害人的案件中,大多存在零口供、客观证据欠缺、被害人年幼、证据“一对一”等先天不足。在贯彻落实司法责任制和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法官对证据的要求不断提高,而侦查人员并未随之改变取证的理念和习惯,造成侦查阶段和审判阶段的证据标准“一头粗,一头细”。针对无法达到审判机关要求的证据,检察环节必须对相关证据进行审查和相应补充,对有些案件中儿童证人和被害人的再次询问不可避免,对涉案儿童的身心再次造成伤害。

专门针对儿童的特殊司法保护落实有难度。虽然立法层面原则性的规定了对于出庭作证儿童要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但司法实践层面贯彻落实的效果有时难以保证。例如侦查人员多为男性,刑事诉讼法关于询问女性未成年被害人应有女工作人员在场的规定,侦查阶段经常难以落实。又如法院对“零口供”性侵害案件,有时要求未成年被害人出庭作证,但又缺乏出庭的特殊保护措施。

办理涉及儿童案件的各单位衔接配合尚不到位。以性侵案件被害人“一站式”取证制度为例,该制度设立的初衷系充分考虑未成年被害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易受伤害等特点,尽可能地避免对于实践中由于询问不到位,多次要求未成年被害人接受询问,或者为了询问、取证、司法救助等目的,多次要求未成年被害人配合调查取证等情形,以保障未成年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但上述职能的整合涉及多家单位,需要进行相关场所建设、硬件设施和人员配备,各家单位对此有不同的认识,有时工作推进过程中存在较大难度。以S市J区为例,其一站式取证场所设立在该区固定某处,该区公安派出所在办理此类案件时需要将涉案儿童带至该场所,然后才能完成相关工作,无疑增加了其工作量。再如,为保证证据收集的全面性和客观性,办理未成年人被性侵案件一般应通知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但有时侦查机关不及时进行信息共享和通知,检察机关难以及时介入,导致在检察环节需要再次向涉案儿童取证。

 

完善儿童言辞证据制度

证据制度是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法律对于证据、证据来源、证据种类、举证责任、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的原则、要求、程序、方法的规范的总和。在司法实践中,基于儿童自身的年龄弱点及其言辞证据固有的“瑕疵”使得儿童言辞证据的证明力有所下降,由此儿童言辞证据的补强规则被呼吁确立。事实上,在每一起案件中,仅有儿童证人或被害人的言辞证据,无其他相应证据与之印证,都不能单独据此定案,司法机关都是综合全案证据来判断是否达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以此来认定案件事实。由此,儿童言辞证据补强规则我们不再着重阐述。如前所述,儿童作证承载着保护儿童权利与探究案件真实的价值冲突,然而,探求真实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经途径。正如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所说:“正义,是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的这种坚定而恒久的愿望。”且正义与诉讼制度紧密结合,诉讼制度落实和实现法律的正义。由此,我们一方面需要儿童言辞证据帮助发现案件真实,以实现正义;另一方面,必须妥善保护这些儿童的合法权利,最大限度保护他们免受诉讼之侵害。由此,建立健全儿童言辞证据制度并通过规范程序设置在司法公正与儿童保护价值目标之间做出平衡。

健全儿童言辞证据的收集和固定的制度和程序。1.进一步完善儿童言辞证据的取证制度。儿童言辞证据取证制度是涵盖取证主体、取证方式、取证程序、取证场所及取证配套措施等一系列内容的总称。针对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特点进行取证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我国司法实践中正在探索的性侵案件被害人“一站式”取证制度亦是对这种做法的一种吸收和借鉴。在现有的性侵案件被害人“一站式”取证制度的基础之上,进行更完善的制度设计,一方面,改进对儿童言辞证据的取证方式,针对儿童证人的特殊性专门建立统一的儿童证言采集标准和针对儿童证人的专业化询问技术。另一方面,针对儿童言辞证据收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建议深化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配合衔接,推动各办案部门强化专办机制,完善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案件会商等配合衔接机制,出台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办案指引,规范证据规格和证明标准,统一法律政策适用标准。

2.进一步规范诉讼程序中儿童言辞证据收集的程序性设置。一方面,设置适宜儿童证人的办案场所,充分体现温馨、呵护等司法关怀,使得涉案儿童能够在精神上和思想上比较放松,以充分回忆和阐述案件事实;另一方面,完善儿童证人陪护制度,建立妥当的诉讼辅助人制度。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70条规定,询问未成年被害人、证人应当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成年亲属到场。然而,基于法定代理人或其他成年亲属与儿童证人之间特殊的身份或者亲密关系,其陪护到底起到何种影响需要进一步探究。合适的陪护人能够有助于帮助涉案儿童快速熟悉环境、放松心情、安抚情绪,降低司法程序对儿童证人的伤害。诉讼辅助人制度既能克服近亲属或其他成年亲属陪护可能导致的对案件的不良引导,又能因其更加专业的特质,为儿童提供更好的支持和帮助。

完善儿童言辞证据的审查标准和采信规则。1.完善儿童言辞证据的审查标准。根据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由此,我国立法对证人,尤其是未成年人作证的要求是,能够“辨别是非”和“正确表达”。然而,“辨别是非”和“正确表达”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如何进行鉴定和审查,立法均没有给出具体解释。立法的这种笼统和原则性的规定使未成年人作证能力的评判标准缺乏可操作性,进而造成司法实践中判定标准的混乱。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多是在与儿童证人接触过程中,通过经验或者直觉判断其是否具有作证资格和其言辞证据证明力大小。对儿童言辞证据的审查标准需要立法进一步予以明确和细化。

2.确立儿童言辞证据采信规则。早期研究认为的儿童可能因为说谎或者记忆错误而使其言辞证据真实性较差的观点,已经被更进一步的研究结论所替代,一般认为如果采取合适的询问方式,儿童证言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比原先认为的要高。因此,确立更为科学的儿童言辞证据采信规则比直接因年幼将其言辞证据排除更加符合人类对正义的追求。在国外,对儿童证言内容真实性审查的专门技术称为陈述有效性评估,此种技术最先在德国发展起来并取得一定成效,随后在荷兰、英国和美国等国家也相继使用。与以往人们认为儿童证言具有危险性的观点不同,19世纪50年代初,法庭心理学家Undertsch指出“不相信儿童证言并非英明决策,有些儿童证言是非常准确的”,其还提出Undertsch假设:来自于真实经历的儿童证言与经他人教唆或自己产生的证言是有区别的,现在已经在许多领域被证实。Undertsch等在其假设基础上发展了一些区别标准,后Steller等将这些标准进行汇编并用于准确性评估测量中,形成陈述有效性评估技术。关于该项技术的内容我们不再详述,其确定的陈述有效性的系统评估准则能够对我们儿童言辞证据的采信规则确立以借鉴和参照:(1)非建构性、不符合组织的陈述内容;(2)陈述细节的数量;(3)插入的情境;(4)交互内容的描述;(5)内容的重复;(6)不寻常的细节;(7)自发性矫正;(8)接纳记忆的缺乏。依据上述标准,当证人具有以上的参考标准越多,则陈述的真实性就越高。

 

强化对儿童证人的司法保护

1.严格限定儿童出庭作证的案件范围或条件。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等法律和司法解释都不断强化对儿童证人的保护,对其出庭作证都提出以“确有必要”为标准。然而,到底何为“确有必要”并无更为具体和细化的标准,导致司法实践中的做法不一。对此,笔者认为,应严格限定较为明确的儿童出庭作证的案件范围或条件,以更好地保护儿童的权利和利益。

2.创造条件设计儿童出庭作证替代方式。在信息化背景下,利用科学技术手段实现儿童出庭作证的替代方式已经具有极大的可操作性。在司法实践中,利用双向视听传输技术,能够让儿童证人不出现在法庭,却起到出庭作证的效果。现阶段,侦查阶段讯问或者询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技术已经较为成熟,在后续的司法程序中同步录音录像光盘将作为重要证据随案卷一并移送,已然在司法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

3.深化对儿童作证保护的司法外支持体系。根据儿童证人生理和心理特点,构筑涉案儿童保护的司法外支持体系,对于保护儿童身心健康和司法程序的顺利进行都有重要意义。如在儿童被性侵的案件中,专业的心理咨询师通过询问前的沟通了解,能够为办案人员提供一些有益的意见和建议,亦可以在诉讼过程中乃至结束后,对一些心理问题较为严重的受害人及时提供心理疏导或心理治疗,防止身心伤害进一步严重化。

 

 

 

 

 

域外儿童证人证言的程序法检视

文/刘强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

 

联合国1989年11月20日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规定,儿童是指18岁以下的青少年。在司法实践中,儿童证人与一般证人相比,有其年龄、认知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对司法环境的适应能力等方面的特殊性,无论立法还是司法,均对儿童证人的特点予以特殊考虑。对此,笔者试以域外的立法、司法和相关研究为例,纵观儿童证人证言的相关程序规范。

 

儿童证人的作证资格

儿童因其精神幼稚在精神能力上与正常成年人存在差距。因此,在立法历史上出于慎重,其作证资格不被承认,但是现代证据法规则很少以精神幼稚为由而全然否定其作证资格。证人资格是法院赋予证人身份适格性的假定,不属于证据能力层面的问题,因此不能因为儿童证人自身发展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幼稚而剥夺其在诉讼程序中的作证资格,其作证资格问题不能与其证言的可信性混为一谈。目前,绝大多数国家(地区)的立法都明文规定儿童具有证人资格。美国《联邦证据规则》规定:“只要审判法官认为该儿童具有感知、记忆和表述的能力,任何年龄段的儿童都允许作证。”《加州证据法典》第700条规定:“除非成文法有其他规定,每个人不管他的年龄,都有资格作证人。”美国1975年《联邦证据规则》第603条规定:“儿童即使不宣誓,也被允许出庭作证,只要证人能够理解需要诚实作证的义务。”所以,儿童证人资格不再与宣誓相关,其辨别是非的能力不再是证人资格的验证因素,而是法庭在庭审中加以判断的对象。

 

儿童证人证言的可信度

域外对于儿童证人证言的可信度上,主要运用两种方法进行评估:一是陈述效果评估法。国外学者Raskin提出,要求研究人员必须经过专业的陈述效果评估法培训并达到合格,该方法对儿童证言的内容、品质以及数量进行量化采用计分制。询问者与儿童单独交流,并全程录音录像。询问的问题应从一般到具体。计分标准首先从儿童证言的品质开始,之后会再评估儿童陈述时所描述的细节特征,品质越好的计分越高,最后根据评分来判断其证言的可信性。目前欧洲大部分国家及加拿大普遍采用这种方法评估儿童证言可信度的高低。比如,早在1955年,德国最高法院就作出规定,在所有存在争议的儿童性虐待案件中都要求使用心理访谈和可信度评价,在此基础上,德国发展出来一种评价陈述真实性的程序,即陈述有效性评价(Statement Validity Assessment,SVA)。陈述有效性评价的实质是由专家证人或鉴定人就儿童证言的可信性提供专业意见。所以,当控辩双方对儿童证言可信性存在疑问时,可由控辩双方共同选定鉴定人就证言的可信性进行鉴定,如不能形成共同意见的,则由法院指定鉴定人。鉴定人应当提供鉴定意见报告并出庭接受询问,法庭通过科学方法解决儿童证人的可信性问题。

二是可信性指标评估法。该方法是国外学者Wehrspann等人在试图证实一些证言具有可信性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可用在鉴定儿童证言可信性上。该方法提出的可信性指标如下:(1)陈述的自发性;(2)不同时间段陈述的重复性;(3)具有内部一致性的重复程度;(4)具有外部一致性的重复程度;(5)镶嵌反应的出现;(6)对细节描述的品质;(7)从儿童视角出发的描述;(8)描述时的情绪反应;(9)出现适应性的证据;(10)面对异议时的一致性反应;(11)出现相关性问题的特殊症候群反应。该方法用上述指标分项对儿童证言进行量化打分,正相关因素加分,负相关因素减分,最后得分越高证言可信度越高。

 

儿童证人的作证方式

为方便儿童证人作证,各国大多规定一些灵活的作证方式供儿童证人采用,英国1996年《刑事侦查与诉讼法》第62条专门对儿童证人的保护问题作了规定:“儿童证人可以通过电视网络或录像提供证据。如果法院允许儿童通过电视网络或录像提供证据,非经法院同意,儿童不能以其他方式提供证据。”英国《1999年青少年审判和刑事证据法》第二编第1章(第16条至第33条)“对案件中易受攻击的和被恐吓的证人采取特殊措施的指示”规定,法官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作出指示,决定是否采取以下特殊保障措施之一:“(1)向被告遮蔽证人;(2)通过现场连接提供证据;(3)秘密给出证据;(4)去假发与法袍;(5)承认关于证人谈话的录像记录为证人的主要证据;(6)承认关于证人在接受交叉询问与再询问时的录像记录为证人在接受交叉询问与再询问提供的证据;(7)通过中介询问证人;(8)提供必要的手段以便于同证人进行交流。”以儿童证人是否出席法庭将作证方式分为两类:出庭作证和不出庭作证。出庭作证时,如果被告人的在场会严重影响儿童作证,法官有权命令被告人暂时退出审判庭,待到儿童作证完毕后被告人再返回法庭,法官此时应告知被告人儿童所作证言并准许其亲自询问证人或由辩护人代为询问。法庭也可以采用屏风遮挡、声音改变技术让被告人看不到、认不出证人。不出庭作证时,可以以儿童证人在法院内的其他房间通过视频系统向法庭作证。如果儿童证人无法到达法院的,也可以采用传闻证据(即事先录制的询问证人视频作证)或传闻证人(由接触或询问过儿童证人的医生、警察等出庭作证)的方式作证。

 

对儿童证人的询问方式

儿童证人容易受暗示性问题影响,多次询问反而不利于儿童证言的可信性,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起以跨单位询问调查儿童证人,不但降低各单位询问被害人的次数,而且可以防止儿童证人因再三询问而受影响,污染证言。英国1987年在“克利弗兰德市”儿童性虐待行为的研究报告(Butler Sloss Report)设定了性虐待案件中对儿童询问所应遵守的指导规则。1992年英国内务部和卫生部出版了有关在刑事程序中对儿童证人进行录像询问的标准实践的备忘录。我国台湾地区2000年颁布了“性侵害案件减少被害人重复陈述作业要点”。

儿童证人在出庭过程中的心理压力极大,最直接的影响是被告人的出现可能会让儿童情绪失控导致无法正常表达。这样的压力也可能导致儿童记忆力提取失败,致使被告人无罪释放,这是对儿童身心的二次伤害。在美国,曾经出现过为保护儿童证人法官做出限制被告当面对质权的判决(Maryland V. Craig),该判决也得到了联邦最高法院的支持。那么如何在询问儿童证人时杜绝使用暗示和误导性方式应是解决该问题的关键之一。国外学者Fisher和Geiselman 等人曾提出认知询问方法,主要是基于记忆研究成果,重新创造事件发生时的情境,并且明确避开具有暗示性或引导性的问题。这个方法与我们平常所说的“情景再现”基本一致,并且众多实践表明,采用认知询问方法询问儿童证人,对强化证人的回忆卓有成效,同时避开了暗示性问题。Fisher等人后来又提出了增强认知方法,除了以上传统的询问内容外,又增加了新的建议,即调查者应当将干扰物降到最少,试图降低目击者的焦虑,让目击者慢慢叙述,在回答下一个问题之前应留有一定时间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