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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恒产者有恒心
作者:本刊编辑部     时间:2018-04-19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从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到国土部发文明确将到期住宅产权自动免费续期,到司法机关发布《意见》并纠偏一批历史旧案,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条愈加清晰的法治保护产权脉络。

本刊编辑部

 

保护产权就是保护生产力

/刘婷婷

 

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法治风暴。

改革开放近40年,不乏一些先知“春江水暖”者,凭借政策、能力、机遇等富了起来,构建起庞大的产权王国。在与市场的交锋中,这个群体不仅赚到了第一桶金,也做大了经济的蛋糕,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也激荡着勤勉、勇敢、创新等精神财富。

但也有一些人因牵涉各色案件,或身陷囹圄,或财富尽去。诚然,这其中有依法办理的案件,却也不乏吊诡的“葫芦案”。以法治理念审视之,那些萦绕着的蹊跷难解的谜团,值得人们商榷和反省。

320日,在国务院总理答中外记者会上,李克强指出:“保护产权就是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是保护生产力”,只有产权明晰、经营环境公平公正,才能真正激发社会各主体的投资热情和创新活力。

如果市场经济的主体,因为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基于立法或司法的某种不尽完善,陷入司法错误追究的旋流,不仅让政商关系失衡、企业家安全感降低,致使部分资产外流海外的现象日趋明显,更将危及整个市场经济的建构与稳定。

 

乱象滋生

保护产权乃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当前,我国产权保护的法制体系虽然构建起来,但与之共存的种种问题着实令人担忧,与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比如,现实中,对不同所有制经济产权难以做到平等保护,公权力侵害私有产权和民营企业资产等现象还时有发生;公有产权受到内部人侵犯和公有资产流失的情况,依然在相当范围内存在;侵犯知识产权、严重损害技术创新积极性的行为,也处于易发多发的状态。

顾雏军一案仍令人记忆犹新。顾雏军是格林柯尔集团的创始人,旗下曾控制科龙电器等五家上市公司。2008年因虚假注册、挪用资金等罪,一审获刑十年,于201296日提前出狱。但顾雏军一直辩称无罪,2014117日,其申诉被广东省高级法院立案,未有结果。当年,由于经济学者郎咸平的公开指责,引起著名的“郎顾之争”,民间舆论由此点燃,一场国企改革中产权如何界定、如何保护的大讨论,至今余音未了。

又如太原大华荣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状告作为国企的山西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侵占其股份的案件,在2014年迅速引起新华网、人民网等众多媒体的追踪报道,《混合所有制现实很骨感 山西天然气“排挤”民资》《飞走的股权》等深度文章,揭示了民企保护私有产权难的根源。

具体到一些地方,政府政策不连续,“新官不理旧账”,有的甚至招商引资时“敲锣打鼓”,项目上马后“关门打狗”;有的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极端的甚至将外来投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视作“打土豪”的对象;有的调整规划采取行政强制性措施,不给予企业必要的搬迁补偿费用。

近日,一段视频在微博和微信朋友圈热传。视频显示,中国诚信公司创始人、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毛振华站在雪地上发飙,控诉自己及旗下的亚布力阳光度假村在当地被欺负、被愚弄。视频引发商界热议,潘石屹呼吁“给企业一个公平公正的商业环境”。按照毛振华的表述,管委会不仅涉嫌滥用公权力强占公司土地,还涉嫌截留客人等不正当竞争,而政企不分的格局,也导致正常的监管异化为刁难企业的手段与工具。

之前,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马辉曾透露,在环保领域,不乏因地方政府换届、领导人员更替等,作为合同付款方的地方政府,不能足额支付服务费的情况,导致一些环保设备不能稳定运行。也有一些报道指出,在一些PPP项目中,社会资本也时常面临着地方政府换届带来的政策变动等,进而影响了参与PPP项目的收益。

还有的企业家,在司法追究中身陷囹圄、财产损失殆尽,不得已诉之公堂。例如,2014年,辽宁本溪人袁程家和妻子谢艳敏被法院认定犯罪,分别获刑20年和35个月。20175月,正在监狱服刑的袁程家和刑满释放的谢艳敏,申请了总金额超过37亿元的国家赔偿。

袁程家被判入狱前曾是当地的知名企业家,案发前实际控制经营的企业共有22家,在一审被判有罪的同时,这些企业及账户内的资产和车辆都被判追缴、没收。虽然二审判决并未改变两人的定罪量刑,但已认定之前的追缴、没收不当,判决由查封、扣押、冻结机关依法返还17家企业及相关资金、合法财产等。问题是,之前“办案机关对查封扣押的涉案财物进行了违规处置”“这些财产中的大部分已很难返还了”。

山穷水尽之际,申请国家赔偿,成了不得已的办法。这样的案件,不但会严重打击民营企业家的投资信心,更会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负面效应。

 

制度藩篱

有恒产者有恒心。

唯有产权的清晰明确、保护有力,方能积蓄财产,延续文明。是以,环顾世界各国,包括产权在内的公民财产权,成为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捍卫的重要阵地。

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在刑法、侵权责任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中,也确立了保护产权的立法导向。

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依法保护各类产权”,“保障所有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到2004年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入宪法,再到2007年出台物权法,标志着产权保护制度正在逐步形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加强产权保护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依法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权益。

2016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下称《意见》),从十个方面提出加强对民营私企、城乡居民、知识产权等非公有制产权的保护问题,并强调保护的依法、全面和平等性。

这是中国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出台产权保护的顶层设计,也与中共十八大以来产权保护的方针政策相承。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及“十三五”规划中,“产权保护”的内容都有所体现。

审视《意见》,是十八大以来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精神和要求的具体落实,表明党中央、国务院依法保护各种经济组织和公民财产权利的庄严承诺。

 

司法保护

如果说,刑事冤假错案事关人命和自由,那么涉产权冤假错案则不仅关系财产归属,更关系整个市场经济的建构与稳定。

我们不可想象,一个产权飘摇动荡的社会,竞争能得以维护,财产能得以累积,文明能得以进益。是以,保护包括产权在内的公民财产权,成为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捍卫的重要阵地。

审视企业产权受到侵害,执法司法不够规范是一个重要原因:不管企业涉案性质的轻重,一旦涉案动辄采取查封、冻结、扣押等强制措施,对一个企业造成的打击往往是致命的。因为没有可用于维持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流动资金和往来账户,极有可能导致破产倒闭;处理涉案财产和物时扩大范围,混淆企业法人财产和股东财产,混淆违法所得和合法财产,混淆涉案人员个人财产和家庭成员财产等。

《意见》中,明确提出“以发展眼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要求“依法纠正经济案件中的冤假错案,尤其是甄别和纠正一些典型的、社会反响较大、存在较多疑点的案件”。

其后,最高法《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最高检《关于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要求“依法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对于社会反映强烈、当事人长期申诉的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要抓紧组织力量进行甄别,对确属错案冤案的,坚决依法纠正并赔偿当事人的损失”。

201812日,最高法发出《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要求妥善认定政府与企业签订的合同效力,对有关政府违反承诺,特别是仅因政府换届、领导人员更替等原因违约、毁约的,依法支持企业的合理诉求等,保护诚实守信企业家的合法权益。

这些措施的提出,对于解决当前民企投资信心下降、民间投资增速放缓、经济稳定迫切需要民间投资提速等问题,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201712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人民法院依法再审三起重大涉产权案件,其中张文中案由最高法直接提审,顾雏军案由最高法第一巡回法庭提审。从李美兰与陈家荣、许荣华案,到张文中案,再到顾雏军案,涉案金额之高,牵涉范围之广,纠葛时间之长,社会影响之大,在近年来司法审判实践中都具有代表性。

此外,作为民营企业的加多宝公司,与作为国企的广药集团诉诸公堂,经过长达7年的法律赛跑,其间虽经历多次败诉,但最终赢得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支持。去年816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为广药集团与加多宝公司对涉案“红罐王老吉凉茶”包装装潢权益的形成均作出了重要贡献,双方可在不损害他人合法利益的前提下,共同享有“红罐王老吉凉茶”包装装潢的权益。

从产权保护来看,这个终审判决的意义在于,明确了对商标权与包装装潢权的法律切割,以及包装装潢权益的共享原则,以此填补了《商标法》《专利法》的法律空白,对今后类似案件的审理,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更重要的是,体现出国家对不同产权予以平等保护的法治精神。

2015年,广东民营经济完成增加值3.88万亿元,占全省比重达53.4%,民营经济单位规模、就业人员都占全省半壁江山以上,非公企业成为广东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广东检察机关对非公经济的保护,可谓不遗余力。在加大对危害非公企业的各类刑事犯罪打击力度的同时,广东检察机关突出保护非公有制企业创新发展,深入开展打击侵犯非公有制企业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等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最大限度减少非公有制企业受到的侵权损失。据悉,20171月至8月,批捕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1301人。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产权保护的最后一道关口。对于司法审判者,根据法律和深藏于心的自然正义,作出体现公正公平的保护产权判决,有利于稳定市场经济秩序,也给市场参与主体以更可期待的信心,推动中国改革不断向前发展。

 

任重道远

在产权保护上,解放思想始终是“头等大事”,尤其是对于公权力的使用者。

诸如政府违约、政策不稳定,有些公职人员不作为、乱作为,导致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产权和合法权益遭受侵害,一些司法审判不公,导致企业产权受到侵害,种种现象从根子上看,都与法治意识单薄不无关系。

例如,浙江大学原副校长、中控科技创始人褚健在其涉嫌贪腐案中,被关押3年却未审未判,海南民营企业家赵玉南合同诈骗案,历经127次审理6次判决,仍未有定论,姑且不谈嫌疑人是否有罪,如此拖沓不前,亦是对于产权保护的失职,透出一些公权力机关的观念短板。

当然,侵害产权案件易发多发,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解决产权保护问题的根本之策,就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产权制度的法治化。

现实中,产权保护法律制度尚不健全,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存在许多问题。实现产权保护的真谛,是建设法治市场经济,产权保护唯有走向制度化和法治化,依靠与时俱进的立法,切实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和正常秩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社会生活中围绕产权发生的矛盾和纠纷。

对于司法者,应当正视由于历史局限、党政干部介入等各种原因所造成的产权纠纷,秉承“有错必纠”精神,以公正司法审判提振社会的信心,让合法产权人不再为财产权和人身权没有保障而担忧。

对历史原因造成的侵害产权案件,在审判中既正确保护物权等传统产权,也重视对于知识产权、承包权、经营权、金融工具和证券产品等新型权利或保护对象的正确认识与法律适用。

法院在执行程序中,采取强制措施时,必须严格依法行为,稳定社会基本秩序。应注重区分个人财产和企业法人财产、违法所得和合法财产、涉案人员个人财产和家庭成员财产,慎重选择办案时间和方式、使用强制措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为企业预留维持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流动资金,最大限度地降低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

知识产权的保护,是产权保护中的难点,也是整个产权保护的短板。应提高知识产权侵权法定赔偿上限,探索建立对专利、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完善证据披露与临时禁令制度等措施,大幅提高知识产权的侵权成本,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人的产权利益。

市场经济是法治的经济。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的问题,需要在改革中“亡羊补牢”。强化产权法治保护,既是对民营企业历史贡献的客观尊重,也是避免中国经济震荡的理性选择,更是宪法“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的应有之义,将为国家和民族的梦想实现,注入蓬勃强劲的动力。

 

 

 

 

 

完善产权保护迫在眉睫

/本刊记者 张程

 

 

完善产权制度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在我国当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善产权制度显得尤为重要,它能激发市场活力,推进国企改革,弘扬企业家精神。

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既包含对公有制产权的保护,还应该注重对非公有制经济产权的保护。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促进生产要素在各部门之间自由、高效的流动,从而促进社会经济活力迸发,有序发展。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已经深刻地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保护产权才能激发市场活力

从经济学的意义上来说,完善的产权制度是市场交易活动的基础。按照现代产权理论,产权是一种排他性的财产权利,包括排他性的支配权、收益权和财产转让权。它明确界定了权利拥有者对财产支配的范围、空间和方式,为财产的运作提供了权利基础;为人们界定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特别是分配剩余产品或价值,提供了基本的权利规范和依据,从而解决了经济活动的动力源泉问题。所以,一旦产权缺乏可靠的保障体系,就会削弱社会生产要素进行长期生产性投资的动力,从而衰减社会投资规模。同时产权保护制度的不完善还会抑制人们储蓄的欲望,制约金融市场的发展,并且可能造成资本的外逃,以及推动地下经济、灰色经济的增长。

在我国,由于受到一些历史遗留观念的影响,非公有制产权总有一种上不了台面的灰度感。在改革开放初期,利用资本要素获取巨额财产性收入还被认为是一种不光彩、甚至会被打压的事情。例如在农村改革开放初期,就出过一个全国有名的“傻子瓜子”问题。安徽芜湖的商贩年广久通过销售“傻子”牌瓜子而赚取了巨额利润,成为当时有名的“万元户”“暴发户”,但是很快就招徕了社会的非议,接着就是政府部门的干预。最后年广久被芜湖市检察机关以贪污罪起诉,诉由是年广久“贪污”工厂钱款,但是实际上工厂是由年广久投资成立,产权应归年广久所有,因此这个罪名最终不成立,但是年广久最终还是因为“强奸工厂妇女”而被判“流氓罪”,获有期徒刑3年。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时还专门谈到年广久的问题。在《邓小平文选》中记录了这样一段话,他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可见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对于私有产权的误解之深。

虽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度建设的完善,以及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混合发展模式的确立,对于非公有制产权同样给予了法律层面的认可和保护,但是在人们的思想深处,对于非公有制经济产权的误解仍然根深蒂固,市场经济主体对于非公有制经济产权能够获得的社会、法律保障程度也有担心,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随着当前我国社会经济迅猛发展,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正日趋完善,各种生产资料的流动、重组、融合日益频繁,对加强产权保护进一步提出了要求。为了保证经济活动的健康有序发展,明确产权界限、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已经迫在眉睫。

 

推进国企改革重点是产权保护

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激发国有企业活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然而围绕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焦点问题依然囿于国有产权和非国有产权之间权益是否对等的问题上。

在上一轮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蚕食和侵吞国有资产的情况,引起了市场较大关注,并一度引发了学界的大讨论。例如2003年,知名经济学者郎咸平提出了所谓的“国退民进”问题,指出国有资产遭到了民间资本的严重侵占。并将当时的海尔管理层收购(MBO),格林柯尔的顾雏军和TCL集团的李东生等案例重点拎出,指责他们在国企改革收购中以低价卷走巨额国家财富,导致了严重的国有资产流产。

郎咸平的言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批判国企改革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言论和观点一度使得国企改革停滞。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维护社会公平,国务院曾专门发文规范国有企业改制,相继叫停管理层收购(MBO)和员工持股,对一些已经施行了员工持股的采取清退等措施。

正是由于产权保护制度不够完善,产权界定不够清晰,权利分配和处置权益不够明确,导致国有企业改革的主导者害怕被扣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帽子,国有企业改革的参与者则担心被扣上“侵占国有资产”的罪名,都对实行或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抱有疑虑。

在本轮国企改革中还产生了一个问题,即私有产权能否享有和公有制产权同等的地位,能否得到“同股同权”的待遇,能否在企业中实际拥有同等股权的发言权和表决权。

当前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由于多种原因,国有资本的产权和非国有资本的产权受到的保护强度在实际执行中依然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国有资本的产权依托国家信用作为后盾,往往能够得到充分的保障;而非国有资本的产权,保护仍然面临不确定性,企业家财产权被公权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在产权保护力度不统一的情况下,不同市场主体的权益不平等、机会不平等、规则不平等现象,使得民营投资者顾虑重重。在这种背景下,即便拥有丰厚利润的垄断行业放开,民营资本也未必敢进去。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对不同所有制经济的保护力度还存在不平等的情况。例如为了区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建设中的不同作用和地位,宪法第十二条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第十三条则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在字面上给予了公有制经济高于非公有制经济的“神圣性”。因此也导致了在以宪法为根本的其他子法上,对这两种不同主体的经济形态进行了区别对待。

这种区别对待和歧视不仅体现在法律保护上,而且使得在社会服务上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也弱于公有制经济。以社会融资为例,国有企业因为有国家信用的担保和背书,即使亏损严重也能够获得银行贷款;而民企、私企则遭到歧视,一直存在贷款难、融资难等诸多困扰。

加快建立更加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对于本轮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而言意义重大,它将积极推动国企改革的进程,真正激发市场主体参与到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中,从而实现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激发和提高国有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

 

发扬企业家精神离不开产权保护

企业是经济社会运行的微观细胞,企业家是参与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企业家的拼搏进取精神是经济高效发展的重要润滑剂。要想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离不开企业的参与;要想企业健康运行离不开企业家的努力和付出;要想企业家发挥创造力和活力,则离不开对企业家权利的尊重和保护。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文化语境中对于商人的评价一直不高。商人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不是奸诈的剥夺者,就是与贪污腐败相伴的行贿者。直到现代社会出现“企业家”称谓之后,才逐渐将商人这个群体正面化。实际上企业家的创造和奋斗为社会大众创造了福祉,但是由于受到历史偏见的影响,企业家仍然受到很多误解。同时由于文化习俗的惯性,人们眼中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之间总蒙着一层含混暧昧、不清不楚的关系。这些都严重阻碍了企业家群体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长期生产性投资,积极为社会创造福祉的热情。

应该通过构建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来清晰划定产权的边界,为企业家依法合规经营创造有利的环境。形成违法违规得不偿失,依法合规健康长远的营商氛围。从而保护企业家群体,保护企业家精神,避免企业家陷入不良的政商关系之中。同时完善的产权制度还能形成规则透明的生产创造环境,让人们正确理解企业家群体所做出的贡献和所获得的收益之间的关系,正确理解企业家所创造出的巨大社会价值,从而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情,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保护企业家精神,就是保护市场的热情和活力,保护经济发展的微细胞。2017925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下简称《意见》),这也是中央首次发文聚焦保护企业家精神。

《意见》 从多个方面提出了保护企业家精神的要求,其中第二个方面就明确提出要通过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来保护企业家精神。例如其中第一部分就要求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并重点提出了对产权纠纷的依法处置,以及由于行政行为造成企业合法权益受损的依法依规补偿救济机制。同时还提出了依法对商业模式、文化创意等企业家创新权益进行保护;依法对企业家自主经营权进行保护,明确了各级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干预企业家依法进行的自主经营活动。《意见》还提出要研究设立全国统一的企业维权服务平台。

20181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第一批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从包括合同履行、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刑事犯罪、诉讼保全和国家赔偿等6种类型的案例中,分别展现了国家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督促政府诚信守约、规范行政管理行为、依法慎用保全措施、纠正违法执行行为、加大国家赔偿力度等平等全面保护产权和保障企业家人身权、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的要求。

《意见》出台和各级立法、司法、执法机关的认真贯彻落实,为企业家群体服了一粒“暖心丸”,吃了一颗“定心丸”,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立下了一根“定海神针”。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就是夯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它能激发市场活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弘扬企业家精神,助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其现实意义重大。

 

 

 

刑事法律介入涉非公经济民事纠纷之向度

/阮传胜

 

 

多年来,虽然依法治国在不断推进,但我国产权保护状况仍不乐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这一顶层设计文件的发布,强化了产权保护的法治化路径,特别是强化了刑事法律在规范与保护非公有制经济中的角色定位与法律程序方面的要求。

 

刑事法律介入涉非公经济的民事纠纷宜慎重

贯穿《意见》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是刑事介入包括非公经济主体等市场主体在内的各种民事纠纷宜慎重。

民事纠纷本身具有复杂多样性,尤其是某些民事纠纷的边界与刑事犯罪存在模糊和交叉,要想对其进行恰当准确的分类在客观上具有较大难度。而且,随着我国商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交易中使用的技巧也日趋复杂,在合同签订、资金使用等方面表现尤甚。为了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企业经营者有时可能会使用某些非传统手段达成商业目的,这些手段未必违反相关刑事法律,但与犯罪行为的区分却可能并不明显。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刑事法律轻易地介入,必然会有违法治精神,也会挫伤包括非公经济主体在内的市场经济主体的信心。

正是基于此,《意见》要求,严格区分各类涉非公经济的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坚决防止把民事纠纷作为犯罪处理。《意见》强调要充分考虑非公有制经济特点,严格把握刑事犯罪的认定标准,坚决防止把涉非公经济的民事纠纷认定为刑事犯罪。对各类涉非公经济的民事纠纷,不论实际损失多大,都要始终坚持依法办案、公正审判。

在罪刑法定的视域下,刑法适用的谦抑性原则,也要求对经济活动中发生的行为不宜轻易地进行刑事追究或者动用刑罚措施。在适用刑罚的同时,仍应秉持刑法谦抑性的基本精神,尽量避免刑罚的不当扩张和矫枉过正。刑法是对各种社会关系进行保护的最后屏障和最后防线,是调整社会关系的终极手段。产权的法律保护网由民事保护、行政保护和刑事保护共同组成,只有当一种行为具有违法性且运用其他法律不足以控制其违法行为时,才能诉诸刑法的调整,刑法介入产权保护的前提是该行为已经产生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并且达到刑法关于犯罪定义的标准。这是刑法谦抑性原则在保护产权方面最重要和最基本的要求,具体体现在要在严格依法办事前提下,对通过民事、行政法律手段就能妥善处理的经济案件,不使用强制手段,努力以较小成本取得更好效果或相当的效果。从刑法之谦抑性原则出发,刑罚手段不应在产权保护中充当先锋,而应当让位于民事或行政先行作出判断。在涉及产权案件时,先作民事侵权判断;若构成侵权,再判断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并足以认定构成犯罪;如果尚不构成民事侵权,自然就难以入罪。

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明确强调:应充分考虑非公有制经济特点,严格把握刑事犯罪的认定标准;坚决防止把经济纠纷认定为刑事犯罪,坚决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保障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也提出:各级检察机关办理有关产权刑事案件,要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避免客观归罪;对民营企业生产、经营、融资等经济行为,除法律、行政法规明确禁止外,不以违法犯罪对待;对于正在办理的涉产权刑事案件,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不明确、法律界限不明、罪与非罪界限不清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笔者认为,落实《意见》与“两高”的相关规定,还要做到以下几点:对民营企业在生产、经营、融资活动中的经济行为,除法律、行政法规明确禁止外,不以违法犯罪对待;对于法律界限不明、罪与非罪不清的,司法机关应严格遵循罪刑法定、疑罪从无、严禁有罪推定的原则;对于各类民事纠纷,特别是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纠纷,不论实际损失多大,都要始终坚持依法办案,排除各种干扰,确保公正审判;坚决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预民事纠纷;严禁党政干部干预司法活动、介入司法纠纷、插手具体案件处理。对涉及犯罪的民营企业投资人,在当事人服刑期间依法保障其行使财产权利等民事权利。

《意见》提出准确把握经济违法行为入刑标准。怎样才能做到“准确”呢? 《意见》的核心要义应包括严格遵循罪刑法定、从旧兼从轻等刑法原则,以发展眼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非公企业涉罪案件。对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因经营不规范所引发的问题,要以历史和发展的眼光客观看待,严格遵循罪刑法定、疑罪从无、从旧兼从轻等刑事法律原则,依法公正处理。对虽属违法但不构成犯罪,或者罪与非罪难以区分清楚的,应当宣告无罪。对在生产、经营、融资等活动中的经济行为,除刑法明确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以犯罪论处。

 

严格规范涉罪财产处置的法律程序

《意见》要求:“对涉案非公有企业和人员,应当综合考虑行为性质、危害程度以及配合诉讼的态度等情况,依法慎重决定是否适用刑事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

按照《意见》的精神,保护非公企业的财产权,也需要严格规范涉罪财产的处置程序。执法、司法实践中,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随意性大的问题比较突出。有的没有立案就非法查封、扣押、冻结财物;有的超范围查封、扣押、冻结与案件无关的合法财物,拒不返还;有的随意冻结企业账户,影响正常经营。有的案件未经人民法院终审裁判,产权存在重大争议,罪与非罪尚未确定,何为“赃物”尚未确认的情况下,涉案财物就被执法机关、司法机关提前拍卖处理,导致终审判决后财产无法回转和返还。有的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甚至随意采取查封、扣押和冻结等强制措施,未给企业正常经营或留下必要空间和机会。

党中央对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高度重视。201412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2015124日,该意见以中办、国办名义正式印发。涉案财物处置涉及不同的诉讼领域、不同的执法司法环节,情况较为复杂,政策性、操作性要求都很高,难以用一个文件统一规范。因此,该意见重在明确政策或者政策取向,为中央政法单位和有关部门制定实施办法提供依据。

无疑,《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也适用于对非公经济的涉罪财产的处置程序。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与《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建议应当进一步细化涉嫌犯罪的非公有制企业和人员财产的处置规则,确保依法慎重决定是否采取相关强制措施。对于确需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的,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除依法需责令关闭企业的情形外,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可以为企业预留必要的流动资金和往来账户,最大限度降低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和处置涉案财物时,要依法严格区分个人财产和企业法人财产。对股东、企业经营管理者等自然人犯罪,在处置其个人财产时不能任意牵连企业法人财产;对非公有制企业涉嫌犯罪,在处置企业法人财产时,不能任意牵连股东、企业经营管理者个人合法财产。此外,还需严格区分违法所得和合法财产,区分涉案人员个人财产和家庭成员财产,在处置违法所得时不能牵连合法财产。完善涉案财物保管、鉴定、估价、拍卖、变卖制度,做到公开公正和规范高效,充分尊重和依法保护当事人及其近亲属、股东、债权人等相关方的合法权益。在刑事审判中,对已被逮捕的被告人,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应当变更强制措施。

此外,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对涉案财产处置的现有规定还有待完善。《刑法》64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这是对违法所得财产追缴和返还相关规定的法律源头,但目前对这一条款的细化规定还不健全,导致相当一些案件中涉案财产在还未定罪前就被处理。再如,《刑事诉讼法》第143条规定:“对查封、扣押的财物、文件、邮件、电报或者冻结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应当在三日以内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予以退还。”按照刑事诉讼法,侦查机关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产仅仅用于取证,没有财产保全的作用,实践中却往往很随意。如果查封、扣押、冻结的是非涉罪的财产,刑事诉讼中没有民事诉讼的案外人异议等程序性救济渠道,只能向检察院提出申诉和控告。因此,建议进一步细化刑法、刑事诉讼法中涉嫌犯罪的财产的处置规则,明确规范涉罪财产处置的程序细则,确保执法机关、司法机关能够依法对涉罪财产合法、适当地处置。

进一步说,就是刑事法律在对非公经济进行保护的同时,以不影响非公经济主体的合法的正常经营活动为原则。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同时,应尽可能地维护企业的经营发展,即便是对于实施犯罪的单位,也应尽可能促进其更生。虽然我国刑法为单位犯罪配置的惩罚类型只有罚金,但在实践中,一旦某非公经济主体被定罪,其生产、经营活动就会遭受极大困难,由此也会给投资者和非公经济主体的员工带来重大不利影响。因此,司法机关在处理单位犯罪过程中,应当采取审慎态度,一方面要让犯罪的单位及其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承担刑事责任,另一方面要充分考量由此给非公经济主体带来的影响,从切实保护非公经济主体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进行司法活动。

 

 

 

“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产权保护的域外经验

/陈宇

 

 

在人类历史和现实生活中,产权占有重要地位。不同的文明、国家与社会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了风格各异的保护方式。探究域外,尤其是西方国家产权保护经验,对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神圣不可侵犯的产权观念

制度未建,观念现行。

西方产权保护的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其文明的摇篮时期, 即古希腊。到了罗马法时期, 形成了十分发达的个人财产保护制度。但是, 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 欧洲历史进入到中世纪, 在神学统治下, 产权观念的发展受到了抑制。直到欧洲商品经济重新兴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出现,产权观念才重新得以发展。

资本主义革命时期, 个人财产在西方人的思想观念里, 地位不断上升。财产权被推举到天赋人权的高度, 逐渐被赋予物质利益之外的更多意蕴,直至在观念上被神圣化。人们相信,财产权是与生命权、自由权同等重要的基本人权之一,且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例如,洛克认为, 财产权是每个人都享有的、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普遍天赋权利。他认为,财产是劳动创造的, 只要凝结了人类的劳动, 自然物就被赋予了非自然的价值,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该劳动者的私有财产。即便是后来,人们通过契约而结成共同体的过程中,这一天赋权利也从未被转让出去。

资本主义思想家还认为,人格尊严和个人意志可以通过财产权来表现, 尊重财产其实也是尊重人格。比如,康德认为财产权是人格的延伸,产权是个人自由的外部表现,人只是在对财产的绝对占有和支配中才具有人格和价值,“唯有人格才能赋予对物的权利, 所有人格权本质上就是物权。物权就是人格本身的权利”。因此, 侵犯产权就是侵犯了人格和自由。

西方产权观念还将个人财产权与自由、民主以及限制政府权力联系起来, 发掘出了产权的政治意蕴。如洛克认为,政府的核心目的是对公民财产的保护。一个政府, 如果侵犯公民产权, 则不是合法政府。他甚至认为,财产权具有重要和基础地位, 生命权和自由权是财产权的延伸。

卢梭也将财产作为政治社会的真正基础。他在《政治经济学》里写道:“财产是政治社会的真正基础, 是公民订约的真正保障。”由此,产权的正当性得以完全确立, 神圣意蕴得以初步阐述。

通过思想家们的论证,个人财产和产权正当性日益增加, 神圣色彩日渐浓厚, 最终取得了有史以来最高的社会地位和名誉, 并取得了民众的普遍认可,为当代西方国家产权保护制度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基础。


异常严格的保护机制

西方大国的兴衰,近代各国的沉浮似乎都证明了这一点:凡是私人产权得到很好保护的国家,总能跨越发展的种种陷阱。史学家们总结英国与荷兰在17世纪,超越了法国与西班牙的原因时,多归功于对产权的有效承认,及良好的政治法律制度。

而良好的政治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严格异常的产权保护机制。根据这种机制,需要保护各类产权的安全性和持续性,使各类产权主体的合法权益,切实受到国家法律的平等保护,让各方主体有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在产权保护观念的影响下,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将保护私有财产写入宪法当中。追溯历史,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的《自由大宪章》,其核心内容就包括产权保障。文件要求限制王权,保护私有财产不受国王任意侵夺,并明确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这被认为是英国,乃至世界近代宪法私有产权保障的开端。

此后,产权保护原则在美国和法国也陆续得以确立。美国1776年《独立宣言》深受洛克“自然权利”思想影响,认为私有财产权保障,体现在其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之中。为了保护产权,美国国会通过了宪法第五修正案:“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凡是私有财产,非有正当补偿,不得收为公有。”第十四修正案:“各州不得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即行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的宪法原则,最终在美国得以确定。

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二条规定:“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第十七条规定:“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须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1799年法国宪法规定,严禁侵犯私人所有权。受英、美、法三国影响,西方各国纷纷立宪明确产权不可侵犯性。

在西方国家,对于产权的保护,不仅是纸面的条文,更形成了丰富的法治实践。以土地产权保护为例,在中国购买房产普通住宅土地使用年限为70年,商业用地年限为50年。而海外地产的土地产权形式则90%以上为永久业权、世代相传。

与此同时,法律保护土地租借权。土地租借权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年限的租借权,土地契约中明确表明租借期限,每年租金多少,及是否有续约权。另一种是无限的永久租借权,租借人每年均须依租约付一定的土地租金,从而永远拥有此土地使用权。所以实际上这类永久租借地与永久业权土地意义上区别不大。

在法律中,公民住宅也是自己的隐私保护区,正所谓“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很多美国电影里都有夜闯民宅的不速之客,被房主举枪击毙的情节。19世纪德国“波茨坦磨坊”的故事脍炙人口:有法律为后盾,即便是威风凛凛的威廉一世皇帝,也无法随意拆除平民的破旧磨坊。

在美国佐治亚州的雅典城,有一棵“拥有自己的树”。一百多年前,这里的一位老人因担心自己去世后,后院里的一棵老橡树“遭遇不测”,便在遗嘱里把这棵树的所有权,连同树下八英尺半径的土地赠给了这棵树。随着城区发展,后院变成了街道,老橡树和围在它周围的栏杆正好在路中央,阻碍了交通。但是,在要不要移走这棵树的听证会上,附近社区的居民认为,公众受影响的利益,在质和量上并没有压倒这棵树的财产权。最后,这棵树保留了下来。

这或许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力证了产权受到严格保护的法治实践。

 

不无必要的限制条件

在西方国家看来,文明始于产权,始于对公民财产的尊重和保障。财产是公众自我发展和寻求幸福的基础,是否许可个人合法地追求财富,并对这些财富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护,不仅对个人意义重大,也对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但是,20世纪以来, 西方国家的产权保护,在新的历史条件推动下,又有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来源于近代个人产权观念的固有缺陷。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毫无限制的自由竞争不可避免地引发出种种深刻的矛盾,形式上的公平和自由竞争为实质上的不平等和垄断所代替, 经济危机频发、贫富分化严重、阶级对立加剧、社会运动此起彼伏, 西方世界孕育着危机。

在这种条件下, 受到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一部分思想家开始注意到现实中的分配不公, 他们抨击不择手段追求财富的社会现象,重新考虑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 对私有财产的神圣色彩进行淡化, 主张对产权的保护需符合社会整体利益。

这种观念反映到实践中,即形成了保障,并依法进行限制的产权保护制度。标志着这一重大历史变迁的里程碑,就是 1919年德国制定的《魏玛宪法》。

《魏玛宪法》第153条第3款规定:“所有权伴随着义务。其行使应该同时有助于公共福利”,第156条第1款规定“国家根据法律,准用有关公用征收的规定,可以给予补偿将适合社会化的私有经济企业变成公有”。自《魏玛宪法》以来,各国宪法中关于产权的规定发生了变化,在继续确认和保障产权的原则的基础上增加了一项新的、以宪法规则的方式规定的内容,即国家有权对财产依法进行征收和征用,同时给予补偿。

1947年《日本国宪法》第29条规定:“财产权不得侵犯,私有财产在正当的补偿下,得为公共福利而使用”;1947 年《意大利宪法》第42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私有财产在法定情况下,得有偿征收之”;《德国基本法》第14条规定:“财产权负有义务,即其使用应有利于公共福利。为公共利益起见,财产可以征收,征收应依法实行,并依法确定征收方式和赔偿金额。”

美国法律史专家更是概括说,如果说在1920世纪之交,财产还意味着权力,那么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财产则在法律上意味着责任。例如,财产法中增加了生态限制的内容,产权所有者受各种立法限制,不得污染环境。

值得一提的是,西方产权制度出现的这些新的变化, 绝不是对传统的产权观念的否定,而是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毕竟,保护各类产权不受侵犯,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可动摇的宪法原则。

时至今日,资本主义国家法律关于产权制度的内容,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财产权不得侵犯;二是财产权的行使应该有利于公共福利;三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在公平补偿的情况下,可以征用私有财产。简言之,保护条款、限制条款与补偿条款共同构成了西方国家法律对产权的保障与限制。

或许,西方社会在财产权和福利权、个人财产与社会利益之间,正在寻找一种新的平衡。

编辑:郑宾  39375816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