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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反贪精英喝彩
时间:2017-11-29

长久以来,反贪污贿赂局作为人民检察院的一个重要职能部门,负责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进行立案侦查等工作。

反贪污贿赂局的设立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1989年,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成立了反贪污贿赂局。1995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反贪污贿赂总局。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以下简称“上海检察院反贪局”),正式成立于1995年12月28日。22年来,反贪人的世界由一种底色铺就——坚守与奉献,为将职务犯罪的贪腐人员一一送上被告人席,一辈辈反贪人传承着这份精神内核。

本刊编辑部


“反贪侦查经常是从一个细微的线索入手,逐渐抽丝剥茧,确定案情关键,并将可能的疑点厘清,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将贪腐分子绳之以法。”市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颜世征告诉记者。

整个过程犹如打开一个巨大的俄罗斯套娃,会涉及大量工作,包括收集和调取查明案件事实所需的各种证据材料,询问证人和讯问犯罪嫌疑人,对犯罪嫌疑人及可能隐藏犯罪证据之人的一切可疑之处进行搜查,扣押证据相关材料等,对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等进行勘验和检查,依法定程序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拘传、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等。

可以说,每个腐败案件的侦破,都是项巨大的工程。而对反贪干警来说,每起贪腐案件不论大小,都必须办理得细致认真,于法有据。撇开所涉及的智慧谋略和庞大的工作量不说,还要Hold住那些或狡诈、或狠绝的贪官及其势力。个中艰辛,难以言表。这也造就了反贪查案必须团体作战的特性,以及反贪人不妥协的坚毅和韧劲。

“井底之蛙”的人生

身为上海市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一处副处长,吴军敏负责全市北片区的反贪办案指导工作。32年的反贪生涯,他就像一个永不退缩的“钢铁战士”,始终行走在反贪一线,在一些大要案的查办中,总能看到他硬朗的身影,或在直接上阵办案,或在指导干警办案,将其行动轨迹归纳起来,出现于首位的关键词永远是“办案”。

体形健硕高大的吴军敏,与人交谈时显得温和谦逊,不过一旦提及自己办过的案件,他的眼神仿佛瞬间入“戏”,泛出犀利和精光。

与贪官斗,也与“本我”较劲

“说句心里话,你们何必往死里查,如果能放点水,我不至于要送命”,说话的人眼里弥漫着困惑和不甘。他不懂,为何这群反贪干警凭借一封举报信,就能顺藤摸瓜将他锁定,还死“咬”不放,如果不是他们这股狠劲,或许,他还有一线生机。

说这话的人就是桂长明,20世纪90年代初为数不多被判死刑的贪腐案件主角,一度轰动了上海。

桂长明一案由一封36字的举报信揭开序幕。反贪干警将这封信反复研读、分析、推敲,终于捕捉到了端倪,案件侦查由此展开,本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最终突破重重阻碍,将桂长明定案。不管整个过程,桂长明如何抵死不认,但在完整的证据链条面前,他无力回天。

该案的侦办人便是吴军敏。这个案子令他记忆犹新,仿如还置身于那个审讯室中,耳边响起桂长明的苦涩笑声,“你们这么卖命又有什么用?社会风气不会因此而有所好转——再卖力,社会风气也就这样。”

随着案件越办越多,案值越办越大,吴军敏偶尔会想起桂长明的这番话。“这么卖力有什么用?”他问自己。多年后,他找到了信服的答案:有多少用我不知道,但是不去做就更不会知道。

“也许贪婪是人类的劣根性之一,但是以有没有用去决定值不值得做,这根本是个逻辑陷阱”,吴军敏对惩贪的心坚如磐石,“贪恶不制,家国不宁。社会的良好风气也不是我们反贪能以一己之力实现的,需要社会合力促成,办案只是其中一个因子。”

多年的反贪查案中,贪腐分子往往狡猾多智,反贪人对此都体会颇深,也时常会经受各种考验。这份考验既来自贪腐分子,也来自本身。“没有一股清朗正气,和甘于坚守奉献的精神,就不适合从事反贪”,吴军敏莞尔一笑,“反贪工作其实蛮挑人,不谈工作量,就说没有坚定的心志,一朝不慎就被带进‘沟’里了。这样,还不如敬而远之。”

贪婪,作为人性恶之一面,不会因为你从事反贪工作,就放过你去纠缠别人。如何避免陷入某些人性陷阱,是所有反贪人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或者说,在和自己较的那股劲。吴军敏对侦查一处的干警始终如此告诫。

这位反贪老将很拼

反贪办案的法律程序决定,一旦突破案件,就是24小时的连续奋战,通宵熬夜是家常便饭。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下,年轻人都未必顶得住,别说年近六旬的吴军敏了,可他从未后退一步。

他曾参与或指导办理过的大案要案不计其数,比较有知名度的包括:引发社会高度热议的闵行倒楼案;松江工技大招生腐败案;崇明体育局某领导受贿案;浦东新区海关人员受贿案;全市卫生系统药品回扣案;宝山镇政府所属管理部门串案;杨浦、宝山查办的海事局执法人员受贿窝案;金山、崇明办理的上海电力系统单位受贿串案;杨浦区通过兰燕船用辅料供货商带出的造船行业受贿窝串案等。

在中纪委、高检院交办的通用技术(集团)公司杨某某涉嫌犯罪案中,他出色地完成了此案的进京汇报和协调任务,并会同市检一分院将一名重要对象带回上海,为该案的全面突破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最后交出了一份满意的侦查答卷。

有人说,文艺青年的一生,是马不停蹄的忧伤,而吴处长的一生则是马不停蹄地办案。这话引来普遍认同。熟悉吴军敏的人都知道,他的一天不是在办案,就是在哪个区院指导办案,“这简直是劳模的工作节奏。”总有干警忍不住感叹。

“赶场子”也是吴军敏的工作日常。刚在一个区院指导办案临近傍晚,待案件尘埃落定后,他也不停歇,即刻奔赴下一个区院参与审讯突破,直至次日凌晨。每逢在区院指导办案,遇上负隅顽抗、气焰嚣张的“硬骨头”,吴军敏必定亲自上阵,参与审讯突破。

某回,青浦区院突破一起涉及1900余万元的共同贪污大案,其中一名关键女嫌疑人就是牙关紧闭。吴军敏观察了一阵后,不紧不慢地与她交谈,用至情至理的言语,令女嫌疑人最终松了口,将犯罪事实一一吐露,启动了立案进程。

甘做“井底之蛙”的人生哲学

做人做事要踏实。这是专业办案以外,他言传身教,向下属传达的人生信条。

对于耍小聪明,吴军敏始终不喜也不会。他奉行的办案思路是,寻找、固定证据务必踏踏实实。偶尔可以用点小聪明,作为某种技战术来辅助办案,但不能习惯如此。如何打开思维,踏实取证,完善证据链条,这才是办案的主轴。

他讲究提炼团体智慧,鼓励手下干警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但是一定要形成抱团作战的协同意识,“反贪查案没有孤胆英雄,每一个案件的侦破都是团体智慧的结果。配合、补位、互相借力,只有默契协作,不计得失的团队才能将案件高效地办下来,当然,也要在法律规定的程序内。”吴军敏的办案思路也透出他的人生智慧。

在日渐浮躁的社会,一颗负责又淡定的平常心有多稀罕?答案可能需要每个人沉入内心去找。套用一句网络流行语,吴军敏属于“老哥稳”的典范。他自认心思不够活泛,所以从不钻营,既然身在反贪岗位,便将这门事业进行到底。

不与人争的他自有一套人生哲学。“反贪干警要硬气,就必须控制自己的欲望,保持一颗平常心。打不赢自己这仗,迟早做不下去。”这样的认知令他甘心成为一只物欲上的“井底之蛙”。

多年办案中,他看到了太多惨痛的教训,有些至今历历在目。某基金管理公司总裁韩天(化名)受贿案便是一例。

韩天原本是个传奇人物。他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会计系,并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组建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后,负责运作130亿元的资产。这位“牛人”曾在3年里,创造了中国基金业的众多第一——第一批被中国证监会批准可以管理多只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第一个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第一个获准管理开放式基金、第一个与国际知名资产管理公司签署全面技术合作协议、国际权威的机构投资人俱乐部“机构投资人论坛”的第一个中国大陆会员……不幸的是,哪怕运作基金之路,韩天像开了“外挂”,但他最终还是败给了自己,被不断膨胀的物欲和饕餮之胃所吞噬。

被抓时,韩天的年收入高达1200万元,在21世纪初的中国,这已经是笔天文数字。就这身家还要贪?而且“吃相”难看,又索房产又索钱,数额也都不低……对此,吴军敏百思不得其解。

“你觉得多吗?你知道国外和我同等级别的基金公司高管的年收入是多少?我打高尔夫用的球杆,一根就要2万元。和那些国外的同类高管相比,我就像个打工的。”韩天似自嘲地说着。

那一刻起,吴军敏看到的不再是韩天这个“人”,而是一颗被贪欲拖进深渊的失衡之心。他深深地意识到,原来贪欲一旦打开,真的永无饱腹之时。我国的腐败屡禁不止,不断升级,或许正与这样的心理息息相关。

吴军敏也曾无数次地接近翻出那口“井”的机会,但最终,他选择了回到井底,偏安一隅,这和他的性格有关,也折射出他的人生态度。

“只有抱朴守拙,沉下心来,才能不失定性与静心,坚守在反贪一线。”吴军敏用自己独特的人生哲学和办案理念,为自己画了一幅反贪人物像,中间没有过多的色彩点缀,也没有复杂的线条勾勒,只是用一种近乎极简的白描,绘就一名反贪战士的刚勇形象。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关于偶像的定义。在许多反贪人心里,这位处事清透心宽却在办案时坚韧果敢的反贪老将,就是他们的偶像,向他们不折不扣地诠释了坚守与奉献的反贪精神内核。


建制历程

1979年3月6日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设立经济检察处,负责查办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贪污贿赂、严重侵犯公民民主权利、渎职和检察机关认为需要自己办理的案件。此后,市检察分院和区县检察院相继设立了经济检察部门,具体承担贪污、贿赂、玩忽职守、重大责任事故、偷税抗税、挪用抢险救灾等款物、假冒商标、盗伐滥伐森林等八种经济类案件的查办。

1985年

上海市检察机关为加强内部制约,对经济犯罪案件的办理实行侦、诉分开。

1988年9月

根据最高检察院和国家税务局的部署,由上海各级检察机关与税务机关联合组建同级税务检察室,统一办理偷税、抗税案件以及涉税人员的贪污贿赂等案件。

1989年4月29日

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在上海市检察院设立“查处贪污、受贿罪案协调办公室”,负责协调全市查处贪污、受贿罪案的工作。

1990年6月27日

上海市检察院将经济检察处更名为贪污贿赂检察处。针对贪污贿赂犯罪分子携款外逃增多的情况,上海市检察院于1992年5月成立了追捕大队。对在逃已久和案值数额大的现行逃犯,由追捕大队集中力量追捕。

1995年12月28日

上海市检察院正式成立反贪污贿赂局(以下简称“反贪局”),内设综合处、侦查处、预防处,上海市检察院反贪局负责对下级反贪局开展宏观指导、分类指导、个案指导以及预防的示范指导。1996年6月,上海市检察院反贪局增设办公室。各区县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也于当年相继成立。

1997年

根据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检察机关反贪部门不再管辖涉税、假冒商标、侵占、商业贿赂和挪用资金等案件,但增加了单位受贿、私分国有资产等新罪名案件的查案范围。

2000年12月27日

上海市检察院设立了职务犯罪大案要案侦查指挥中心,从组织上保证了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统一指挥和协调。同时设立职务犯罪大案要案侦查指挥中心办公室,作为其办事机构设在上海市检察院反贪局内。

2001年9月

预防处从反贪局分离单列,更名为职务犯罪预防处。

2003年起

上海市检察院先后启动大要案侦查指挥室一、二期工程建设,并会同上海市检察院信息技术中心开发了《反贪业务综合管理系统》软件。同时,反贪部门讯问犯罪嫌疑人均实现了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提前实现了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工作目标。

2010年

侦查信息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实现了“手机定位”“短信内容”信息和边检总站“出入境动态资料”信息以及最高检察院开发的“全国组织机构代码资料”信息等一批信息查询项目。


转岗,一样点亮价值

“我们上海反贪有一批敬业实干的反贪人。有些对办案非常专注,拥有紧盯不放的‘狼性’和死磕到底的精神。还有一些不论是否办案也都兢兢业业,岗位和年龄不会影响他们的价值展现,都会以某种形式融入反贪事业的推进中。”

——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反贪局局长丁谷平

这样的人在反贪局为数不少,他们的特色就是默默无闻,不求功不逢迎,说得高大上点,将反贪事业需要的坚守与奉献,用自己的言行做了最佳印证。比如,侦查二处的刘培明。

转岗,年龄不是问题

刘培明也是一位反贪老将。原本在综合业务指导处任职,后调至侦查二处,担任办案联络一科联络员,负责联络指导闵行、徐汇、奉贤、金山区院的反贪查案工作,同时承担相关案件的参办协办,以及沟通协作等职责。

转岗时,他的年龄临近退休。然而,不论转至哪个岗位,处于哪个年龄,他的工作热情和付出始终不曾减少。

身为一名联络员,刘培明经常处于四处奔走的状态,为市检院和基层院在工作沟通上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公车改革后,在不能用车的情况下,这位年近六旬的老将并不嫌累,更未降低走往基层的频率,每逢四个区院的反贪案件进入突破的关键时刻,他还经常主动深入一线,加班加点。

往往,前一日他还在金山区院协助突破案情至上半夜,稍作洗漱后,第二天一早他又乘坐公交赶赴金山看守所,根据精心准备的审讯提纲,对嫌疑人连续主审多个小时,终于使一直不开口的嫌疑人交代了行贿的问题,为之后区院侦破相关案件奠定基础。

像这样四处辗转联络、协助办案才是刘培明的业务日常。在徐汇反贪局查办108专案中,诸如线索研判、协调商议、案件突破、情况报送、出差外调等事项都在他的工作范围,为了按时按量完成任务,他经常加班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家人、朋友都劝他,“你年纪大了,要注意保养身体,不然再过几年可要吃苦头的”,他嘴里说着“好的好的”“我知道了”,然而下一刻,他可能又出现在某一场审讯突破中,再一次开启深夜工作模式。

正是刘培明的一丝不苟,在许多案件的侦破中,起到了难以忽视的作用。

在金山反贪局突破上市公司金枫酒业老总受贿案过程中,刘培明在多次参与线索研判、完善方案的基础上,于关键时刻陪同区院反贪干警前往金枫酒业的上级光明集团,一番现场协调、取证、谈话后,他的临场应变力给了区院干警侦破案件的信心,彼此协力排除了不少干扰,终于顺利地带回了相关资料及被查对象,促成了这起有影响的大要案的成案。

刘培明处世经验丰富,遇到难事他善于分析利弊、推敲最有效的破冰方法,成为办案有力的助攻。

如随徐汇区院到山东取证,行贿方是济宁著名民企老板、纳税大户、政协常委。在企业大门不给进、对象不露面、账册不让看的情形下,刘培明充分运用山东省院同仁的帮助以及上海市院的反贪影响力,向该企业法务部负责人分析利害,晓之以理,多种方法交叉运用下,协同办案人员有效地打破了僵局,迫使企业法人代表迅速赶回企业,配合区院完成了谈话、查账等任务。

不仅如此,刘培明还擅长借力,尤其对那些专业领域的案件,他懂得适时延请外援,以加速案件侦破进程。

2015年4月,刘培明接到区院紧急支援电话后赶赴奉贤,参加区纪委临时移送的一起受贿案的线索突破,被查对象为某银行中层干部。由于此案涉及银行冷僻业务,较难把握,而谈话对象态度骄蛮,案情长时间没有进展,局面一度僵持着。刘培明看清问题症结后,提议“我们把行业专家请到现场,接受咨询”,另一边,他开始摸索案情,观察谈话对象,随后适当运用一些谈话策略,冲击其心理防线,交锋数小时后,对方渐渐败下阵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第二天就突破了这起受贿10多万元的贪腐案。

转岗至今,刘培明数百次深入基层院和办案一线,协助干警破案,并传达反馈市局工作要求。他常常深夜鏖战,不是在办案区、看守所等地参与审讯犯罪嫌疑人或询问证人,就是在参与研判案情线索,这些线索多为重大、疑难、有影响的案情关键,如犯罪主体为私营企业的上海领先体育公司贪污窝案,上市公司金枫酒业董事长受贿大要案,市经信委中小企业服务部门贪污贿赂窝案,市“609专案”等。

反贪研究专家,业务培训行家

“坚守与奉献是源于我们对职业的一份忠诚。”这是刘培明对反贪精神的解读。他也将这份认识运用在每一个反贪岗位上。

担任反贪局综合指导处副处长期间,刘培明在反贪制度规定建设、侦查机制完善、重点课题和侦查对策研究、条线业务培训等方面,都卓有成效。

他曾承办、协办了10余次长三角反贪工作座谈会以及市院与市纪委市监察局、市委政法委、市工商局查案工作联席会议,促进了侦查工作内外机制的深化。也组织起草、修改过10多份规范性制度,其中“规范反贪线索初查档案工作”“建立反贪线索两级管理制度”被高检院反贪总局引为范例,全文转发。

刘培明会同区院拟写上报的情况专报——《本市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屡被侵吞滥用亟需引起关注》,引起从市院到市委的重视,有力推动了该系统的查案和整改工作。

2011年至2013年,市院党组成员重点课题《国企改制中职务犯罪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研究》《加强职务犯罪初查管理工作对策研究》《上海检察机关自侦工作适应新刑诉法要求对策研究》的筹划、调研、撰写和通稿,由他牵头落实。经他审编的130余期《反贪业务研究》《反贪工作情况》,都较好地发挥了市检察院在理性思考和实务方面的指导作用。

理论研究以外,刘培明还是一位反贪业务培训专家。他负责组织过9期全市反贪条线全员培训班,主抓的讲授科目连续两年被高检院和市院评为“精品课程”,还曾组织三级院反贪部门开展了100余场案件讲评会,广受好评。

这世上,有人在不知疲倦地贪,拿着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有人则在不知疲倦地工作,为了心中的那份坚守和正义。


反贪工作不仅涉及侦查办案,还包含境内外侦查协作,追捕逃犯,技术侦查、边控等特殊侦查措施的申办等多项职责。这些职能看似不显山露水,但日常工作量极大,需要与不同部门沟通、协调、合作。对应的现实是,市反贪局因工作职能调整,编制人员有限,这些协作性事务大多由一人承担——大要案侦查指挥中心办公室的龚建宁。


金牌助攻与效率达人

有人说,龚建宁虽非一线办案人员,但在境内外许多大要案的沪上侦办中,他却是当之无愧的金牌助攻,为这些案件的尘埃落定,输送了必不可少的助力。

同行眼里,他成了“金牌助攻”

2007年,上海市检察院反贪局收到了一份红头文件,由高检反贪总局发出。文件中专门提到了龚建宁的名字,言辞充满赞扬。此事令人称奇,毕竟一般这类公文中,极少会出现个人名字。而这,要从一起案子的协查说起。

那时,中纪委正在查办一起特别重大的贪腐案件,需要在上海对案子的关键人员进行边控。有一日晚上10点,龚建宁接到了协查通知,他仅用了几个小时,就完成了与协查事务所涉部门的各项协调、签字、配合等系列过程,翌日凌晨,就对那个证人实现了边控。

及时的配合对该案的推进助益不小,龚建宁也获得了反贪总局的认可。不久,反贪总局特意向市检察院反贪局发文,对他的协作效率大加赞赏。此事,一度被引为佳话,但于龚建宁而言,这只是平时工作的缩影。

反贪总局也渐渐发现,在各地检察院反贪部门的工作反馈中,只要提到办案协作给力的检察院,“上海市检察院反贪局”与“龚建宁”总是频频出现——

2005年“十一”期间,龚建宁毫不停歇地忙了三天,协助吉林省院将重要犯罪嫌疑人石某某通过边控予以抓获,并办理了押解登机手续。为此,他先后收到兄弟省院反贪部门送来的三面锦旗和两封表扬信。

还有一次,他成功协助云南省院反贪局抓捕了2名犯罪嫌疑人,并帮助办完乘坐航班手续。不料因一些特殊缘由,这班飞机不能承载该名嫌疑人离开,龚建宁即刻将嫌疑人押回看守所,第二天一早赶往浦东第一看守所提押嫌疑人再度送往机场登机。整个过程中,龚建宁始终尽心,行事干脆利落。事后,他又收到了来自云南省院的表扬信。

像这类协作,在龚建宁多年的反贪生涯中,实难尽数。仅在2006年全国检察机关追逃专项行动中,龚建宁协助外省市检察机关在沪抓获16名犯罪嫌疑人,列居全国检察机关第二名,高检院在总结中对其特予表扬。他还积极参与了历次中纪委和高检院、公安部组织的“清网”“猎狐”和“天网”等专项行动。为准确掌握潜逃犯罪嫌疑人情况,他对全市反贪、反渎部门所有上网追逃的犯罪嫌疑人情况进行了清理备案,对相关数据予以更新上报,得到反贪总局和市纪委好评。

龚建宁常说,“案子不是我的,是我们检察系统的;全国一盘棋也不是嘴上说说,在我这儿就要落实。”

是否被当回事,每个同行的心里都会留下评判。在国内同行看来,龚建宁全程高效且不敷衍的协作风格,总能令他们产生一种置身家乡作战的感觉。凡是与龚建宁合作过的同行,对他的评判也达成了罕见的统一,“老龚办事既负责又周到,不拖延不糊弄。让人放心。”

更令他们佩服的是,龚建宁的侦查协作一律按章执行。哪些协查能办,怎么办?哪些不能办,为什么?他会明确告知,毫不敷衍。一旦投入协查,他便全力以赴,高效完成。

境外来“客”与礼尚往来

近年来,市院反贪局侦查协作每年的数量均在300余件,其中,境外协查数量急剧上升。面对“供不应求”的现状,龚建宁凭借强悍的协调力和灵活性,边协作边思考提升工作效率的方法,经常能高效完成任务。如今,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上,龚建宁也小有名气。

2006年11月,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为查办一起重大走私案中涉及的海关高级官员涉嫌受贿案件,通过高检院请求上海等沿海地区检察机关提供有关的集装箱出口报关资料。虽然平时工作繁忙,但龚建宁仍然积极协助,并妥善安排好俄罗斯方面派员来沪期间的调查工作。

他先后四次与上海海关等多部门沟通、商议,查询600余只集装箱的情况后提供了相关资料,那些报关资料足足有几十公斤重,仅在有关资料上加盖检察机关印章就多达3000多个,“海关那边的章就更别说了,到最后,敲章人员敲得手都抽筋了”,他回忆道。

事后,俄罗斯执法人员发出赞叹,虽然在上海查询出的集装箱数量最多,但任务也完成得最顺。这些外国同行十分钦佩上海检察机关的工作效率和协作精神,此后在京访问的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代表团,还向高检院表达了对上海检察机关的赞扬和感谢。诸如此类的境外来“客”不止一次,龚建宁的表现总能令对方感到敬服。

协查工作既有外来需求,也有外出需求。但凡上海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前往外地需要外省市同行配合的案子,龚建宁总是不遗余力,尽心做好。庆幸的是,他以往对来沪同行的倾力协助,也成为他外出协助办案的友情基础,为上海检察机关反贪部门的外地调查、取证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比如,在市检察院反贪局办理市卫计委原副主任黄某某专案中,龚建宁分别联系了广东、浙江、山东等反贪部门,协助办案人员及时前往有关医院查询黄某某收受钱款的情况资料,使案件得以顺利办结。又如,在市检察院一分院反贪局办理上海医药集团原总裁吴某某受贿案时,因吴某某主要受贿犯罪事实发生于山东省菏泽市,行贿人也是当地一家民营抗生素生产企业董事长。顾及该企业每年给当地政府带来5亿元的上交税利,该董事长还是市、区两级人大代表,龚建宁与办案人员一起冒着酷暑两赴山东,在山东省检察院反贪局的大力支持和有效协作下,如期完成了取证任务。

技术男由那个年代走来

进入检察院前,龚建宁的人生经历堪称丰富。在空军防化连服役时立过功,退伍后进入工厂做工又成了劳动模范,经常包揽个人先进。

探寻他的人生轨迹时发现,龚建宁一路走来都是从事技术工种,且非常优秀。

他说,“我在工厂干活常常刹不了车,就想一直干下去。”用时下的话来形容,真是一种根本停不下来的工作狂节奏。龚建宁对此深表认同。

酷爱技术工作的他,进入检察院后,就想直奔业务而去,但未能如意。2001年初,龚建宁终于进入反贪部门。他笑言,“因为开车技术好,电脑实操佳,做事稳中有序、定力足”,这三个特点促成了他如愿干上了业务。

因为人手不够,工作量又摆在眼前,龚建宁经常一人顶几人使。为了完成工作,他放弃了多个双休日和年节休息时间,还经常因为各种协查任务,忙到深夜。因为经常要协助抓捕案犯,这个过程又总是非常艰辛。为了安全考量,这类抓捕往往发生在晚上,作为协查人员,龚建宁必须全程在场,负责协调、调度,应对一切可能的突发状况。忙到后半夜回家是常态,有时凌晨三四点到家,稍微打个盹,又到了上班时间,便赶紧前往市院,开始新一天的工作。

这种强度即使让年轻人来承受,也感吃力。有区院干警问他,“龚老师,您不觉得累吗?您怎么撑下来的?”他的回答多年如一,“我们这代人很特殊,我工农兵都当过,这点活叫我说,还真不苦。”他说自己在工厂做工时不仅三班倒,由于是长期与机械亲密接触,一晃神手就残废了,这份工作需要的是全神贯注。这种经年累月下形成的专注惯性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也延续到了检察院。

龚建宁拥有很强的目标导引性,场控能力佳。他善于捕捉重点,也爱做减法,是一个崇尚“用好工具,改变效率”的代表人物。高效精简是他的口头禅,对必要的环节他会思考如何做得更好,多余的环节就精简过滤,能省则省。这是他的行事风格,也成就了他有口皆碑的高效。

他的“减法思维”体现在工作的各个环节,有时,还会用自己对有些业务的智慧梳理和宣教普及,帮助其他干警提高效率。例如,他在开展侦查协作的实践中,利用工作之余,将技侦、边控、上网追逃等特殊侦查措施的办理要求、程序整理成讲稿,在反贪局办公室条线会议中,以幻灯片形式给同事讲课,收效甚佳。

这位技术男的巧思还经常着力于运用特殊侦查措施,给办案带来意料之外的作用,让同行的人受益匪浅。

2013年4月,江苏省检察院来函通报,无锡市检察院在办案中发现一名重要证人将乘国际航班从温哥华飞抵浦东机场,请求协助找其谈话。于是问题来了,飞机上那么多人,没有拘留证该怎么找?紧要关头,龚建宁的思维滑向了上海边检总站。经联系,边检总站表示可以协助指认这名证人,事情便顺利地解决了。

龚建宁曾先后协助高检院专案组来沪开展调查取证,因表现突出受到高检院多次肯定。在协助高检院某专案中,他和法警总队一起,充分运用各项查询手段分析情况,觅得重要证人,并极为不易地从外资银行处查到了十年前的一份重要证据资料。

在协助查找某“老虎”案件重要证人时,时间极为有限,但其办公地点有3处,房产查询有6处,龚建宁当即直线出击,用几通电话掌握了对方人在贵阳的消息,专案组随即赶往并顺利取得证词,为后续查案抢下了宝贵的时间。

不久后,反贪机构将转隶至监察委,有人觉得迷茫,龚建宁却觉得这是件好事,“从长远来看绝对如此,这就像廉政公署一样。对年轻人来说,这个机遇很好,也是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在他看来,如果的确“是块好材料”,经过一段时期自然会散发光泽。

“相信我,只要专注手上的活,看好脚下的路,在反贪事业上坚守下去,你们的施展天地会更开阔。至于其他的——就交给时间吧。”

技术男龚建宁给年轻干警的鼓励,一如他的为人,质朴而纯粹。


对反贪工作而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是把双刃剑。不断升级的科技化手段有利于提升破案效率,与此同时,犯罪嫌疑人也在这股趋势中,以先进技术来逃避侦查,给办案制造了不少阻力。为应对高科技犯罪,步入大数据办案,反贪系统的信息化构建由上而下全面铺展,办案理念和方法也随之进阶。

上海反贪系统的信息化构建在全国起步最早。这得益于上海这座城市的全球化步伐,也与上海市检察院具有前瞻性的信息化布局,密不可分。


“智脑”强侦

作为我国恢复高考后上海第一届法律科班生,蔡国桢由一名怀揣理想的复旦学子,直接进入了上海市检察院,“我当时想,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对法治的要求更高,所以我来到这里,成为了一名检察官。”蔡国桢的初心很简单,他想为起步阶段的中国法治建设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为了这份初心,他奋斗了一辈子,没想过离开,也从不曾抱怨。

蔡国桢用“矢志不渝”的一生为反贪精神附上独一无二的注解。坚守与奉献,在他眼里,不过就是经历过动荡年代的人,更懂珍惜、不计得失的自然反应。他说,“我只想本分地把事情做好,再无其他。”

信息化构建=打造侦查“智脑”

上海市检察院反贪侦查指挥中心成立于2000年底,蔡国桢成为第一批“中心”成员。

2003年,蔡国桢判断信息化将是大势所趋,顺应这股浪潮,反贪也可以运用新的理念、模式和技术手段去指导侦查破案,提升反贪工作的质量和效率。研读大量参考资料后,他撰写了论文——《检察机关侦查信息化的战略思考》。至此,一鸣惊人。

此文围绕反贪侦查职能的业务、队伍和信息化建设,提出了“三位一体”的战略思考。在全国检察系统反贪业务条线里,这篇研究论文最早提出了反贪信息化建设,并由此受到最高检反贪总局的高度赞扬,将其印发全国学习。安徽省院反贪局还专门发函邀请蔡国桢前往安徽为全省反贪局长轮训班授课。在随后最高检组织的全国反贪侦查信息化会议上,他又被推荐为授课老师,用PPT向与会人员演示侦查信息化建设的上海理念、设计和做法。

此后三年,蔡国桢受命承担了上海市检察院反贪局侦查指挥中心信息化建设的工作。从接受任务的那刻起,他在涵盖调研规划、方案设计、组织论证和实施建设等全过程中,倾注了无数智慧和心血。在侦查信息化一二期工程中,他肩负着总工程师的职责,从《职务犯罪侦查信息系统》的设计形成,到按时保质完成指挥中心的硬件落地,处处都有蔡国桢忙碌的身影,不是在伏案研究、规划,就是在开会探讨、协调,并经常出现在施工现场,把握着工程进度和质量。

上海检察的侦查信息化建设吸引了最高检和全国同行纷至沓来,实地走访后,他们对这项思路大为赞赏,由蔡国桢主持开发的《职务犯罪侦查信息系统》软件框架,也令他们眼前一亮,兴趣浓厚。不少检察院回去后,纷纷来电索要上海侦查信息化方案和实施步骤的具体工作资料。深圳市院检察长还召集了党组会议研究上海考察报告,以部署该院指挥中心建设。

在信息化的整体规划建设中,蔡国桢曾走访过很多研究所和部门,只要与信息化建设有关,且对此有益的,他几乎都走了一遍,并与市公安局技侦总队研究所和多家信息技术研究开发单位进行了多次研讨和实地考察,他将收集的大量高新科技项目资料吸收、转化,充实着侦查信息化建设的“智库”。

他还按照侦查前置、中置和后置三个流程的不同需求配置,形成了包括侦查硬件建设和侦查软件建设两大部分的《侦查信息化二期建设实施细目》,进一步促成了市院侦查职能中,三大功能平台(信息查询、办案业务咨询、侦查指挥协调)的建设。

从0到1的过程总是异常艰辛,尤其是对一个有想法且深具责任心的人来说。如今,回头去看,这项“高屋建瓴”的布局不仅卓有成效,且助益长远。上海反贪侦查信息化建设也因此不断攀上新的高峰。

那段时间,只要提到反贪业务的信息化建设,“上海市检察院”和“蔡国桢”就会被最高检和同行提及,如同一个驰名品牌。为其对上海反贪侦查信息化的前沿设计,也为其对全国检察系统毫无保留的经验传授。

“这可能也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虽然辛苦,却很值得。”蔡国桢回忆说。

2013年5月,上海市检察院反贪局侦查指挥中心办公室(以下简称“中心办”)组织机构转虚为实,开启了市院侦查指挥中心职能作用的一个全新征程。蔡国桢被任命为中心办副主任,兼任市院“天网”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协管中心办业务,主持“天网”行动日常工作。

在时任市检察院反贪局陆建强局长的直接领导下,蔡国桢先后完成了“公安专线”“信用专线”“银行专线”三大外部信息资源整合的正式签约,且对三大信息查询系统进行了使用规则制定、业务培训和指导应用。特别是在银行信息的侦查信息化应用方面,包括与15家银行建立“点对点”集中查询机制,与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信息协作机制的创建等,都实现了上海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历史性突破。

这是你逃不开的“网”

似乎比起一名检察官,蔡国桢更像一名研究型学者。他尤擅总结事物的发展规律,并提出具有操作性的思考建议。他反复在实践中印证反贪业务理论,再由此反哺理论优化、升级,以优化上海反贪事业的整体能效。

蔡国桢经常研读有深度的理论文章。与反贪信息化建设几乎同步启动的,还有他对追逃机制的研究。在结合中心办开展专项追逃的实践中,他撰写了另一篇被广为传诵的专题文章——《论反贪追逃长效机制的构建》。

此文一经发表,不仅受到最高检反贪总局高度评价,蔡国桢也因此被抽调至北京参加全国检察机关境外追逃追赃调研组工作。其间,由他主笔完成的《全国检察机关境外追逃追赃调研报告》一文,再次被最高检反贪总局有关领导肯定。

自2013年负责市院“天网”行动以来,蔡国桢从不停歇的大脑再次发挥了作用,凭借多年追逃研究经验,他提出了许多具有借鉴意义的思路,并结合具体个案,为这类业务的规范建立了一套科学、高效的流程机制。比如,有关案件与案犯的动态信息档案,包括一逃一责、一逃一档、一逃一策等策略,辅以先进的信息化手段,全方位掌控外逃贪官的情况,并在合适的时机将其抓捕归案或以各种形式劝返。

2014年下半年起,上海市启动贯彻最高检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长久以来,检察机关国际追逃工作手段匮乏,途径不畅,基层院力量不足。面对这些困难,蔡国桢深入一线,调研起草了《上海检察机关“天网2016”行动推进方案》,报经市院领导小组批准后,在市纪委的支持协调下,促成检察与公安组成了“天网”联合行动小组,构建了资源整合、聚力攻坚、横向协同、上下联动的“天网”工作合力机制和新的办案模式,也扭转了“天网”行动实际存在的条线分割、上下脱节、力量分散的被动局面。

联合行动小组成立之后,蔡国桢带领黄浦、徐汇等区院反贪干警,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多方力量的高度融合。一方面,紧紧依靠市纪委支持,落实了对追逃案件关系人运用技侦、网侦、边控、出入境报备等有效办案手段。另一方面,充分运用公安大数据平台等资源优势,使“一案一档”基础情报更加夯实,“信息导侦”效率也得以提升。

此后,他重点提办和督办的一批案件都取得了进展,成效显著,在赴京向中央追逃办汇报时,得到了充分肯定和鼓励。

“近几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追逃追赃工作,在司法外交上也下了很大功夫。上海在追逃工作方面并非在数量上有所领先,但做法和理念却很先进。”对此,蔡国桢难掩自豪。

在反贪,行走一辈子

如果说,反贪侦查信息化建设及天网行动的指挥,是他职业生涯的后半段,那前半段则完全贡献于反贪事业的警示宣传。

他善于研究撰文,也有策划天赋。近二十年前,最高检就全国反贪巡展,广征方案,当时由蔡国桢设计的布展方案脱颖而出,最终,最高检递上了组展的橄榄枝。结果也令其满意,这场由上海负责筹划的全国反贪巡展,因在版面、形式、理念、方法等方面颇具想法、意境,吸引了全国各地检察院前往借鉴、学习。

那时,由上海检察院组办的反贪展览也享誉全国,其中许多展览的策划都出自蔡国桢的手笔。这还只是反贪宣传的其中一面,诸如上海检察工作的动态播报,电视专题片等检察影视工作也是蔡国桢负责的范围。甚至,在他的带头设计下,围绕反贪警示的上海土戏“滑稽戏”走进了人民大会堂演出,一时好评如潮。

往事种种从眼前掠过

可以说,蔡国桢的职业生涯只做了“反贪”这件事,从战略层面的警示宣传到侦查信息化构建,从战术层面的协助办案到天网行动的指挥负责,他始终在那儿,目睹着我国反贪事业的发展、演变,直至即将到来的转隶。

对于这次改革,他内心有所期待。蔡国桢将反腐事业解构为战略和战术两个层面,战术层面着眼于微观应用,成果会映现于每一起案件的侦办。战略层面则主张全局视野,整体设计,并最终散布于反贪事业的整幅图景。

“这次改革是典型的反腐战略调整”,蔡国桢说。以前反贪只管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这几大罪名,但这只是贪腐的一小部分。日后,腐败的所有层面都将被监察委所覆及。这对整个反贪事业而言都是一件益事。“就像,一只摊开的手掌,捏合成了一个拳头。”

在蔡国桢看来,所有反贪人将迎来一个三至五年的磨合期,但不要浮躁,潜下心来好好干。这件事于国有益,每个人都该摆正自己的位置,迎向这场全局性的战略调整,根据自身特点,各展所长。


当反贪与技术高度融合

2015年8月,邱建平由上海市检察院技术处转岗至反贪局侦查指挥中心办公室工作。那时,他的年龄已临近退休。不少人以为,邱建平会就此切换状态,进入“等待退休”模式。

然而,这位原技术处处长,早年出身于空军机械维修工种的技术男,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开启新一段事业征程,完成了从一名技术老将到反贪骨干的身份转换。

这场跨部门融合不仅实现了他的自我升华,还惠泽他人,以另一种形式书就反贪事业所应具备的素养内核。

让信息价值最大化

邱建平的35年检察生涯,主要在上海市检察院技术处供职,一路由小兵变为老将。

技术部门主要服务于检察事业的核心业务。其存在,既像盾,又像矛。

于刑检部门,技术性证据的有效性审查由技术部门负责;于反贪部门,其自侦职能往往需要辅以技术手段来实现。

比如,关于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案件中的数额认定,口供只是其一,关键在于定罪的证据,这就涉及司法会计鉴定。作为技术的一种,司法会计鉴定为反贪定罪量刑提供了客观、科学的定罪依据。

技术的迭代正不断按着快进键,在一些贪腐案件的侦查中,技术对破案的关键作用也逐步显现。

2012年3月,虹口区院在办理上海某汽车修理厂厂长方某和仓库主任孟某二人共同受贿案中,在犯罪嫌疑人抵赖、翻供的情况下,技术部门通过对侦查人员送来的孟某手机进行深度恢复分析,成功地从其所含存储卡中恢复了其删除的45个通话录音文件。

对整起案件的突破策略拟定,这批恢复的录音文件功不可没,甚至说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最终,方某和孟某被定罪。

这起案件也为反贪干警和技术人员提供了有效的办案思路。

手机这一每个人形影不离的电子设备,记录了大量对办案有价值的机主信息,有的便于更好地了解对象,有的则成为案件的直接证据。这些内容不仅限于技术鉴定中常规关注的短信息、通话记录、电子邮件、电话本等,还有目前流行的微信、QQ等聊天记录。至于最容易遭忽视的手机外置存储卡中,也往往记录着关键信息。

另一方面,信息获取后的利用也不应仅限于呈堂证供,和侦查人员的充分沟通和协作,才能将很多信息的价值最大化。

懂技术,更易为信息化平台“建模”

如今的职务犯罪,显然不同以往,其特征已和时代进步紧密结合。当移动互联成为主流,很多职务犯罪的痕迹往往都能通过一些移动设备、电子机械以及网络数据获得,“反贪办案也要与时代同步,掌握并灵活运用大数据的优势便利”,这是邱建平的认知,“经过有效的数据碰撞和信息交汇,我们能寻觅到一些关键的犯罪线索和证据,最终形成完整的证据网络。”

邱建平的这项认知也在他转岗至反贪部门,从事信息化平台搭建的过程中悉数发挥。其实,早在2005年市院信息中心成立时,他就书写过一份关于信息化平台搭建的方案,获得了市院重视。

转岗后,他由自己深耕多年的技术领域出发,将自己对技术的深刻理解运用于信息化中心的建设全局中,提取自身所长,为反贪信息化平台的建章立制输送了宝贵的经验和智慧,产生不少阶段性成果。

在科技发展一日千里的当下,邱建平的加入也有助于反贪部门更了解技术,从而加深与技术部门的合作。这个融合的过程,使反贪办案中的技术手段被运用得更加炉火纯青。

除了信息化建设,邱建平对反贪部门的人才培养也有一番见解。“他们具有很强的团队协作精神,敬重法律,对职业忠诚。”这是邱建平眼中反贪干警的整体素养。他在表达欣赏的时候,也提出了额外的建议,“反贪办案往往横跨很多专业,需要具备多种知识。反贪干警的知识结构目前仍然较为单一,可以在这方面有所规划和拓展。”

蔡国桢的想法与他不谋而合。

“每个腐败现象都是一本书,用不同的钥匙开不同的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因此对素养的要求也是多元而综合的。”蔡国桢希望,反贪人员的专业特长、思路见识可更广博些,尤其在社会化学习上,更是永无尽头。他推崇办案人员多往外跑,接触三教九流,观察社会百态。腐败分子的行话、肢体语言、默契表现等腐败细节,往往就隐匿于社会的不同角落和人群中,办案人员能借此洞悉不少现象的本质和猫腻。“侦查是个很有意思的专业,做一线工作的人都会有各自的体悟。”

(本策划由本刊记者成韵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