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热点专题 > 贿选警示录

贿选警示录
作者:本刊编辑部     时间:2017-11-15

  2016年是地方各级领导班子和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之年。就在此次换届选举前,辽宁爆出拉票贿选案,其涉及范围之广、影响之恶劣令社会震惊。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继湖南衡阳、四川南充“贿选”被查处后,又一块因“贿选”而失守之地。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最基本的政治制度,贿选行为严重侵犯了广大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权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则直言,贿选案“触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底线”。

近几年查处的一系列贿选案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应当采取必要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在今后的选举中再次出现。而要杜绝干部选任过程中的“拉跑要贿”等不正常现象,除了纪委和组织部门的监督考察之外,还应在制度、法律层面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这些年我们身边的贿选大案

/四宾

 

什么是贿选?顾名思义就是在选举过程中,竞选者通过金钱、财产或者其他方式,对参加投票的选民或者代表进行贿赂,从而为自己拉选票的一种政治恶生态。从选民角度而言,这一行为就是权力变现;从竞选者来说,其就是以钱敛权。公共权力私人化、政治行为经济化是贿选最为深层的特征。

贿选在我国的宪政运动史上有着特殊的境遇。自晚清新政中国制宪之初,不少地方就曾演出过贿选的闹剧,最为突出的就是北洋政府时期的曹锟贿选案。新中国成立之后,贿选毒瘤被基本割除。然而,时过境迁,近几年贿选在少数地方沉渣泛起并肆意蔓延,引起了党和国家的密切关注……

 

衡阳:

当地官场几乎被“一锅端”

“涉案金额达1.1亿元,涉及56名省人大代表、518名市人大代表、68名代表大会工作人员的衡阳破坏选举案,是1949年以来公开披露的涉案金额最大、涉及党政官员和人大代表最多的一起选举弊案。这一恶性政治事件被当时媒体称为共和国贿选第一案。”这是衡阳贿选案发后,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总结。从言语之间,足见发生在湖南衡阳的这场贿选给社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之巨。

事件发生在2012年至2013年湖南省衡阳市第十四次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出席会议的代表527名(该届人民代表大会共有529名代表,有2名代表因故未出席会议),从93名代表候选人中差额选举产生76名湖南省人大代表。然而期间,部分候选人为当选湖南省人大代表送钱拉票。

事情发生后,湖南省检察机关对涉嫌“衡阳破坏选举案”的原衡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曾仁忠,原衡阳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肖斌,原衡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廖解生,原衡阳市珠晖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邓光忠分别以涉嫌玩忽职守罪、破坏选举罪立案侦查并采取相应强制措施。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全体会议,对在衡阳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以贿赂手段当选的56名省人大代表,依法确认当选无效并予以公告。衡阳市有关县(市、区)人大常委会28日分别召开会议,决定接受512名收受钱物的衡阳市人大代表辞职。事后对60多名破坏选举的犯罪嫌疑人开展立案侦查。

在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全体会议前的20131219日,曾经在湖南衡阳贿选案中担任衡阳市委书记的童名谦被中纪委通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接受组织调查”。此外,衡阳市原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国初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两天后,中央组织部证实,童名谦因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最终,童名谦因在衡阳贿选案中失职渎职、玩忽职守,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有媒体更是以“时任衡阳市委书记童名谦、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以及市人大机关副处级以上干部几乎被‘一锅端’,多达466人被处分,其中含18名厅官”,来形容衡阳贿选后当地官场发生的“强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6118日晚间,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湖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文雄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据多个信息源消息,曾经的衡阳市委书记张文雄的落马或有衡阳贿选案的影响。

2014113日召开的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更是以较大篇幅讲述衡阳贿选案,并质问“衡阳的共产党员到哪儿去了”。20163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湖南代表团审议时,再次提及衡阳贿选案,并要求湖南要深刻吸取衡阳破坏选举案的教训。据人民日报社主管的《人民文摘》报道,衡阳破坏选举案曾令习近平总书记拍桌子。如此不难看出,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面对衡阳贿选时所表现出的愤慨。

南充:

有的部门领导人成“推手”

无独有偶。当衡阳贿选案相关涉案人员正在被处理之时,被官方称为“南充市党代会有组织公款拉票贿选案”再一次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20111019日,南充市委五届一次全会前,时任仪陇县委书记杨建华用公款80万元,通过拉票贿选当选市委常委。在查清上述事实的基础上,四川省委根据有关线索进一步组织深入调查,彻底查清了此次党代会之前在南充市有关干部民主推荐中存在的送钱拉票问题。201510月,四川省南充市拉票贿选案的查处情况公布,涉案人员达477人,涉案金额达1671.9万元。涉案人员全部作出严肃处理。

事发后,四川省委经过调查之后,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33人,给予撤销党内外职务以上处分的77人,给予严重警告并免职、严重警告、警告或行政记大过、记过处分以及免职处理的267人,诫勉谈话、批评教育100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人员均被判处相应刑罚。杨建华犯行贿罪、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时任南充市委书记刘宏建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经证实,南充拉票贿选案涉及2009年四川评选优秀县委书记、20113月南充非定向推荐市厅级领导职务后备人选、20115月南充市级领导班子换届民主推荐和20135月南充市补选副市长四次选举。据知情人士介绍,南充拉票贿选以宴请、送礼品、送红包实现。网易“路标”栏目获知,送出的红包金额以3000元起步,多则5万元。因为送时多装在信封里,官场以“信封”称呼。更令人气愤的是,南充官员用来拉票的资金,很多都是源于公共财政资金。

在南充贿选案中,时任南充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刘光远,南充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蒋元忠成了刘宏建的推手。四川省纪委经过调查认定,刘光远对相关领导干部的拉票问题组织查处不力;要求下属删除核查有关信访举报中发现的重大疑点问题;收受他人拉票钱款,明知存在拉票问题不制止、不报告、不查处。蒋元忠则成为了刘光远意图的实施者。

此外,南充市委原常委、纪委原书记胡文龙,在贿选过程中亦有包庇之举,其并未对举报线索加以核实,在当年9月离任时,也并未将此线索交接给后任。

与衡阳贿选案相比,南充贿选案除了涉案人员多,持续时间长,影响恶劣之外,其中还暴露出,当地组织部门以及纪委相关领导在其中的推波助澜作用,以及其中相伴随的吃喝宴请等四风问题。笔者发现,如今南充贿选案给当地官场带来的政治影响依然存在,组织人事的大换血,以及人事更迭导致的地方经济发展以及公共服务的大调整,都给当地老百姓的生活产生不小的负面影响。如2012年初火速上马的市重点工程——五星花园商圈,就成了南充贿选案留下的“政治遗产”。时至今日,这个当年的政绩工程烂尾已近三年,近2000名业主的几亿资金仍被套牢。

辽宁:

性质之恶劣,足以震惊全国

与此前的衡阳破坏选举案、南充拉票贿选案相比,辽宁省贿选案涉案人员更多、涉案金额更大,性质更严重,而且发生在省一级层面。这被相关媒体视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破坏人大选举制度的重大案件,震惊了全国人民。

2011年辽宁省委常委换届选举、2013年辽宁省两会换届和辽宁省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以及第十二届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中,相关人员通过拉票贿选等非组织活动涉嫌破坏选举。2016917日,辽宁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筹备组发布公告称,辽宁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全国人大代表过程中,有45名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拉票贿选,有523名辽宁省人大代表涉及此案。

辽宁省多位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通报”情况看,这次贿选案查处的人数和级别都“极为惊人”。其中,通过贿选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有几十人,涉案省部级官员有两位数,涉案的厅级官员和省人大代表均超过百人。

2016913日,据新华社报道,在当日下午闭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表决通过了关于辽宁省人大选举产生的部分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当选无效的报告,确定45名全国人大代表因拉票、贿选当选无效。此外,针对辽宁省贿选案,党中央更是重拳出击,辽宁省落马的五名副省级以上官员中,就有四名与贿选拉票相牵连。

201634日落马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王珉,其曾担任辽宁省委书记,中纪委在通报中指出其对于“辽宁省有关选举发生拉票贿选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阳,“搞拉票贿选等非组织活动”;辽宁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苏宏章,“在民主推荐、选举中搞拉票贿选等非组织活动”;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郑玉焯,“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索要财物,搞拉票贿选,授意他人做工作拉票,索要财物问题涉嫌受贿犯罪,搞拉票贿选问题涉嫌破坏选举犯罪”。

笔者发现,在《中共中央关于辽宁拉票贿选案查处情况及其教训警示的通报》中,党中央对辽宁贿选案的定性如下:辽宁拉票贿选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第一起发生在省级层面、严重违反党纪国法、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和换届纪律、严重破坏党内选举制度和人大选举制度的重大案件,完全背离了党的性质和宗旨。

诚然,与之前的衡阳和南充两地贿选相比,发生在辽宁省一级的贿选所带来的政治污点无疑要大得多。辽宁的这场贿选足以证明,党纪国法一旦突破势必后患无穷,政治生态一旦破坏必然全面污染。其对根本政治制度的冲击,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挑战,对民主政治的玷污无疑是惊人的,辽宁拉票贿选案留给我们深刻的警醒。

基层:

熟人社会贿选时有发生

除了发生在衡阳、南充以及辽宁的重大贿选案件以外,在我国少数基层地区也存在着形式各样的贿选。要么是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要么是基层官员的选举,甚至在农村村委会、城市社区居委会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形形色色的贿选。

“先送你一只皮鞋,等我选上后,再把另一只送给你”“给跳广场舞的大妈每人置办一身新衣服,让大家都投我一票”。这是2016328日《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道,文中提及一些地方基层拉票贿选花样百出。选举前,有的候选人会争相“帮扶”,拿上一条烟、一桶油,再带上200元,送到困难群众家;有的人拿出10万元,表态只要自己选上就捐给村里;有的将电脑、桌椅等集体资产分给村民,还挨家挨户地送去;有的给工作人员送现金,要求对方在选票统计上“帮帮忙”。

此外,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通过问卷网对1819名来自农村的受访者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在农村受访者看来,目前村官腐败的4个最突出的问题是:拉票贿选、买官卖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吃拿卡要、收受财物,侵占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拉票贿选、买官卖官位列第一。

笔者的家乡在西北某省的农村,回家时偶尔也听闻村民议论关于某某村选举期间向村民拉票,某村在选举期间突然多少张选票不见了,某人拿了多少张票自己回家填写……“我听邻村的说,他所在村的班子成员都是村主任熟人。他在选举前期,本家的兄弟们负责给村民‘做工作’‘拿好处’,以求让村主任连任。”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有的人即便不是党员,也长期霸占支书职务,事后再突击入党。类似情况使得我国某些基层地方领导职务人员长期得不到更迭,加之现实生活中情况比较复杂,对拉票贿选行为有的难以定性,即使定了性,有的也不易作出裁量和处理。基层熟人社会影响,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等诸多因素更是导致基层选举往往被利益和社会关系所左右,成为贿选发生的外部土壤。

总而言之,无论是发生在基层还是省、市层面的贿选,其对政治民主的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作为社会主义民主国家,权力来之于民,用之于民。贿选双方权钱交易的利己性决定了用金钱攫取的权力必将产生更大的腐败,如果不严厉打击,势必会将地方政治生态引入以权敛财,以财谋权的恶性循环之中,其造成的危害难以估量。

 

贿选,究竟要给选民什么好处

/杨旭垠

不久以前,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大选轰轰烈烈地落下了帷幕。这场被誉为史上最“狗血”的“象驴之争”,最终以“大嘴”特朗普的胜利而告终。虽然这场竞选被世人普遍诟病为“低俗、庸俗、媚俗”,然而人们却惊讶地发现,竞选双方除了在“邮件门”和“女性门”中互相诋毁外,并没有涉及对方贿选的指控。截至目前,也没有迹象表明这两个党派存在贿选现象。而这,真的是因为他们高尚的人品和严格的党纪吗?

 

“无所谓”的态度值得深思

“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确是美国选举政治的一面写照。美国一直存在献金政治的传统,但又是如何防止政治的“母乳”不成为“毒汁”的呢?自1971年尼克松签署《联邦选举法》,竞选经费监管制度就开始被规范,且严格将涉及选举的资金分为“硬钱”和“软钱”。“硬钱”是指联邦竞选经费法规范范围内的捐款,而“软钱”则是指不受《联邦选举法》规范但又用于影响联邦选举的资金。2002年《两党竞选改革法》后,“软钱”被认定为违法,而财团支持往往才是决定某个候选人是否成功的经济基础。因此,美国的每任总统都有财团支持,而其对选民的承诺恰恰更多是政策性的,所以选举往往围绕竞选人上任后的施政主张展开,其给予选民的“贿赂”也往往是在政策层面对于某一个群体(譬如中产阶级、移民、有色人种)的经济或福利倾斜。

相比较下,我国基层组织选举中冒出的贿选现象显然更加“直白”,其更多表现为候选人对特定选民的单向贿赂上。李东是华北某县一名“包村干部”,即上级派驻到村里联系工作的人员,他坦言:“我所在村的班子成员基本上都是村主任的亲戚,该村村主任换届选举时,班子成员每人负责给几户村民‘做工作’,送点生活用品,以求让村主任连任。选举时,对于选民,这些村干部会亲切地拉关系,对于老年人,还会关心地说‘会不会写字?我帮你写选票’,然后拿过选票自作主张地写上前任村主任的名字。对于这些事,村民大都并不在乎,一是缺乏权利意识,二是怕得罪人。”

李东说的情况其实很普遍。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中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熟人社会的乡村建构中,出于乡缘、亲缘、血缘等现实因素考虑,即使候选人不太令人满意,只要给些实惠,就会选他们进村委,至于以后怎么发展, 村民基本是不关心的。而深究这种在农村地区甚至在城市也存在的对选举的“无所谓”的态度,其实颇值得深思。

在一些地区,选民认为选举不具有实质性意义,只是走过场,选民或代表不能决定选举结果,因而缺乏对选举的热情。当选民或代表不再关心选举结果的时候,或者说,当选举过程徒具形式,人们就会接受一种新的游戏规则——等价交换。也就是说,如果选谁都一样,那么谁给好处我就选谁。在这种文化语境下,参加选举就当是一次赶集,去了不用花钱却可以得到好处,何乐而不为呢?因此从选民的角度而言,贿选的产生既有其乡土文化的积弊,也是选举本身的制度成效不明显。

 

利益是所有选举本质的价值取向

我国存在的贿选现象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人大代表和国家公职人员的选举,一类是自治组织如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的选举。目前这两个领域均有发生贿选现象,但村民委员会选举中的贿选更为普遍一些,而人大和党代表的贿选的社会负面影响则更加恶劣。

2015413日,中央纪委专栏《学思践悟》刊发的文章在谈及十八大以来巡视工作“战绩”时强调,“山西塌方式腐败、衡阳人大代表贿选案、南充市党代会发生的有组织公款拉票贿选案,都是巡视发现的。”十八大后,除了山西省运城市委原书记王茂设外,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张曙光,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四川省南充市市委常委杨建华等人都与贿选有关联。

如果说村委会贿选的重要成因是乡土的人情社会,以至被一些学者指证为目前民众的素质和教育程度不适合进行普遍的直接的民主选举,那在以广大城市化地区出现的人大代表、党代表的选举,以间接选举为主体,为何也出现了贿选呢?难道他们也是靠一双鞋就能贿赂的吗?

大量调查表明,民主选举与公民的素质和文化水平没有直接关系,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也不是决定贿选的关键因素,最多只能算是个技术因素,因为如果直接选举的选民越多,那么其贿选的成本投入越高?但是问题的症结都不在此,公民文化再高也有利益诉求,选区人数再多也可以通过变本加厉收回成本。利益,只有利益,才是决定选举的动力,古今中外都是这个道理。有利益民众才有激情,才会去投票。他们可能不知道什么是民主,什么是选举制度,但他们知道什么样的选举他们应该参加,什么样的选举他们不愿意参加,这种热情和追求不是因为他们对民主的理解和对政治的关心,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利益的关注,是对自己命运的关切,这才是选举本质的价值取向。

所以从本质上来看,无论是在直接选举的乡村,还是在间接选举人大代表、党代表的城市,选举本身就是一个利益交换契约的关系,通过一定的物质形式来融通关系,取得信任。问题的关键在于是给予选民以直接利益换取选票,还是给予长远承诺来赢得服务民众的机会。让选民感觉到选举能换来长久的利益,这才是健康的选举制度。

 

贿选的中国文化拷问

从某种意义上说,贿选并非一特定的法律术语,而是社会公众对出现在选举过程中的以财物买卖选票行为的概括性称呼。我国《现代汉语词典》将其解释为:用财物买通选举人使其选举自己或跟自己同派系的人。

贿选,是赤裸裸地运用市场经济的成本效益衡量法则来支配选举行为。在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贿选基本绝迹,但改革开放特别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后,贿选又死灰复燃。随着社会结构的调整,利益群体的分化,人们自然把对经济上的要求上升为政治上的诉求,因此转型期人们参与政治的诉求普遍高涨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经济实力、地位上升较快的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实力派人物,急欲在官方谋求一席之地,以维护或争取自身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这是贿选滋生的重要经济成因。有的地方,值得用将近2000万元去购买省一级人大代表的身份,因为在企业融资,或者是纳税的过程中,人大代表的身份,尤其是省一级人大代表的身份,会给他带来成倍的好处,回报已经大大超出他的投资。

然而笔者要强调的是,较之西方公开的利益集团的献金政治,本土“贿选”明显染上了东方文化的色彩。贿选之痛在中国,绝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政治、经济或文化现象,而是夹杂了这些现象为一体的“并发性毒瘤”。

东方民族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社会关系中特别强调道德教化,而忽视法律规制。主张“德主刑辅”,突出的是礼对于法的支配和法对礼的服从,中国古代的法早已被淹没在礼教的汪洋大海中。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真正意义的法律,所谓法律是舶来品,中国古代法律应称为礼法或者伦理法律。这一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社会是一个家国一体的身份社会,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被定位于这一伦理亲情社会的某一角色。在这一伦理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关系不是靠法律中规定的权利义务,而是身份的尊卑和人情的亲疏。

这种“潜规则”之于选举,集中体现为扭曲的政商关系。这种夹杂了中国式亲情、友情、乡情的裙带关系,加上“官本位”的思维统领和精密的经济成本计算,共同造就了从村干部到省人大代表的“贿选”,把人民赋予的权力“批发”“零售”,借以联络感情,构筑人脉,最终演变为“项目运作腐败化”、“国有权益家族化”、“公共利益私人化”。

现代中国正在向法治社会迈进,但东方文化传统没有改变,虽然《宪法》、《选举法》乃至《刑法》对于选举规范都有明确规定,但真正支配一些人行为的不是这些明规明令,而是潜规则。这些潜规则没有成文甚至不能成文,但却得到普遍的践行,它以政商关系的利益为纽带,更隐藏了超越于法律之上的人情伦理的暗流。因此而言,中国的贿选之痛,是一种法治之痛、文化之痛。

在西方,欧盟委员会2013年发布28个成员国状况报告时,就提到政商勾结是导致腐败的重要原因,造成经济损失达1200亿欧元,相当于欧盟一年的财政预算。西方政客弃政从商、由商入政的“旋转门”现象,也向来为媒体所诟病。回到美国大选,这次特朗普成功当选总统,更映射出这个世界超级大国的政商关系站上了新的台阶,把政治和商业的沆瀣一气赤裸裸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公允地说,我们的选举制度还是符合中国情况的,很难想象在中国这个地广人多的国家实行全民直接选举,也并不能因为贿选就否定几千年悠久灿烂的文化。但是,中国选举在执行中缺少法治的保障确是不争的事实。这个法治,不仅仅是对贿选的惩治,更是对被选举人当选后是否谋事的法律规制。

换句话说,究竟被选举人应该给选民什么“利益”,是贿选之利?还是为民之利?有的代表、村官一旦当选,就完全抛弃了对选民的承诺,甚至连装装样子也懒得去做,而是立即着手对当初贿选的成本进行收回,这样的代表,相信走进法治时代后的选民将不再会选他。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贿选

/杨兴培

在人类民主政治的发展史上,对国家政治事务的当家人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人通过人人参与的方式进行选择产生,是文明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然而正像所有文明在其形成、发展和到达理想彼岸的过程中总会遇上各种各样的阻碍,或者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异一样,民主选举活动也会遇上各种各样的阻碍、变异甚至破坏,贿选就是其中一个很突出的变异现象。 

 

政治文明的演进曲折而艰难

纵观政治发展史,人类社会从无选举到有选举,意味着历史的文明进步和巨大的历史创造。选举自产生的那天起,就有着多种多样的方式。

早在古希腊,就有着现代民主选举的雏形。当然古希腊雅典的民主选举制度是建立在奴隶主和贵族之间的民主基础之上的,作为奴隶是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现代政治生活中,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一开始也是被一些人所独有或者垄断,只是少数人的特权。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存在过一些类似选举的现象,如清朝建国之初努尔哈赤有规定,在他死后新的大汗要经过八大贝勒会议讨论选举,并且可以有权力罢免。努尔哈赤死后,就由其长子代善在贝勒会议上首先提议,由皇太极来继承大位,经由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等同意后,这样皇太极就在努尔哈赤之后继承了大位。当然在这期间,首先有着皇太极的阴谋运作,获得了代善的首肯,不然定是一番刀枪相向,兄弟相残,并且这种在极小范围内的选举与今天我们以民主为基础的选举有着极大的本质区别。

当选举权从较小的范围逐渐扩大到较大的范围,又是一个历史的进步。美国宪法史上,开国初期对公民的选举资格实行了性别、财产、种族等方面的限制。美国的普选制,经历了四次修宪才逐渐完善和走向普遍。19世纪30年代放宽财产限制,扩大了白人男性公民的参政范围;18702月的第十五条修正案,承认了黑人的选举权;19208月的第十九条修正案,确认了妇女的选举权;第四次是19717月的第二十六条修正案,明确只要是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都拥有选举权。

相对于一人决断一言堂的专制统治来说,任何一种选举都已经蕴涵着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

人类发展到现在,选举的制度和观念已是深入人心,成为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即使在一些专制国家,也都会进行表面的选举活动,以证明权力产生的合法性。

与此同时,民主制度的产生与发展,选举制度的完善,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直线前行的。有选举,有民主制度,就难免会有各种各样影响、操纵甚至破坏民主选举的行为,贿选无疑是其中之一。

对于贿选,熟悉历史的中国人也许并不陌生。发生在1923年的曹锟贿选,就是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政治事件。19236月,直系军阀首领曹锟指使其党羽采用各种手段进行“逼宫”,把总统黎元洪逼出北京,为自己上台当总统扫清了道路。但曹锟既想登上总统宝座,又想要披上“合法”的外衣,于是就以巨款贿赂国会议员,选举他当总统。9月,在总统选举的预选会上,曹锟以5000元一张选票,到处收买议员,又以40万元的高价,收买了国会议长,共用去贿赂款1350余万元。就这样曹锟贿选当上了大总统。史称曹锟为“贿选总统”,曹锟也因此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新中国成立以后,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都明文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一切国家的公职人员必须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才能当选,当选者也不过是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然而近年来频频出现的各种贿选事件,可以说已经构成了对中国根本性政治制度的挑战,甚至触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底线。正如一些专家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的,人大代表的选举过程,既涉及选举的法律程序,也涉及党的组织领导;贿选等破坏选举的行为,也就既破坏了选举的法律制度,也损害了党的组织领导核心功能;贿选所伤害的,不仅是人民的民主权利,也伤害了党的领导能力和领导地位。

在笔者看来,随着民主政治的成熟发展,贿选现象的出现,是民主制度发展道路上的一股逆流和倒退,其危害性不容忽视,应该坚决地“拨乱反正”,让民主的进程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贿选背后的经济政治动机

目前,中国的民主选举除了县级人民代表通过直选进行之外,县级以上的人大代表是通过间接选举的方法进行的。一旦是间接选举,当选的人大代表和国家的主人——人民群众之间,并不发生直接的联系。在这些人大代表中再遴选国家工作人员,由于分子与分母的比例失调,容易使得贿选行为得以偷袭和侥幸成功。

俗话说,商人无利不起早。通过分析近年来发生的贿选案件,我们可以发现,贿选人大代表的大部分都是私营企业主。这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一个产物。市场经济本身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对选举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影响,贿选正是将政治活动经济化、谋求利益的一种行为。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这批先富起来的人,在经济资源方面占有优势之后,也必然会向政治领域寻求影响力和话语权。

近来在中国各地接二连三所发生的多起大规模的贿选现象,有的发生在村官乡官或县乡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中,有的发生在地级市一级的人大代表选举过程中,有的则直接发生在省一级的人大代表选举过程中,而像辽宁直接发生在选举全国人大代表过程中的贿选案件,毕竟还前所未有。这也反映出贿选案件一些新的苗头,比如范围越来越大,层面越来越高,手段越来越恶劣等等。

 

如何消除“变音符号”

痛定思痛,亡羊补牢,在中央的严令通告和各级组织的组织下,各地正在认真学习,对中央通知中彰显的反腐决心有了深切体会,对贿选的恶劣影响以及查处的积极意义有了深刻认识,对接下来如何搞好各级人大代表和各级国家工作人员的选举工作有了妥善安排。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发生贿选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消除?能否有效?这是现代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大难题。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的选举还存在着某些不公开、不透明的现象,选举还未真正发挥起应有的政治作用,为当下存在的贿选现象提供了温床。

贿选的发生有一定的条件。比如说,分子与分母的比例过小,使得行贿者有能力、有财力去攻关、去收买。如果不断扩大分母的比例,甚至不断扩大直选的层级和领域,必然会增加行贿人的行贿成本。另外,正因为现有的一些选举活动往往不公开、不透明,使得某些选举活动能够暗箱操作,犹如地下黑市关起门来玩家家。而真正的选举主人——人民群众,要么根本不知情,要么成为看客。再者,监督及时、到位、严格,也能发现、堵截甚至阻吓一些违规行为的发生。而在贿选案发生的地方,选举组织者、监督者要么玩忽职守,亵渎失职;要么就是猫鼠一家亲,所谓的监督不过是摆摆花架子,郑重其事搞形式,装模作样走过场。有时即使发现了贿选的痕迹,也是睁一眼闭一眼,藐视法律权威和出卖选举原则,送了贿选者一个顺水人情。

不彻底根除民主建设过程的贿选现象,不消除民主协奏曲中的这一“变音符号”,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只能是政治家的理想蓝图,永远不能成为普惠人民大众的政治安排和制度实践。

笔者建议,首先,应当做到不断扩大普选、直选、竞选的层级和范围。真正能够消除贿选根源的有利、有效措施和重要途径,就是不断扩大民主选举的广度和深度,让民主深入人心,这样才能使得选举真正具有民主的意义和作为一个具有自信制度的真切实践。其次,使选举活动真正做到透明和公开,一个公开、开放的选举必然带来更为有效的选举效应,比如人大代表的初选和遴选,真正放在竞选的格局中让其脱颖而出,而不是通过酝酿和协商产生。

放眼世界,通过考察民主成熟国家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民主选举都曾走过了从不成熟、不规范甚至贿选到公开竞选、直选的道路。随着选民认识的提高、选举监管和媒体监督的到位,贿选的代价就会越来越大,难以操作,结果难料,这样行贿者的功利冒险思想就会大打折扣。而且随着严格的监管和必要的司法介入,行贿受贿者一旦东窗事发,到头来鸡飞蛋打一场空不说,说不定还因数额较大、情节严重而锒铛入狱,这更是一种法律的警示。

 

世界贿选及其治理

/张谨 任凤娇

2016112日,加拿大媒体爆料,该国安大略省女省长卡特琳·韦恩因涉嫌违反安大略省选举法,面临违法指控。当选安省执政党党魁的韦恩曾在参与复选竞选时,指派相关人员向选民秘密购买选票并向一截瘫选民承诺,他若不向反对党投票,那么即可获得一份工作。加拿大选举监督部门很快开展调查并宣布韦恩在竞选过程中违反选举法。韦恩虽然不是加拿大总督,但她在该国的地位却举足轻重。为此,韦恩的贿选丑闻尤其令人关注。与韦恩相关的人员也因介入贿选而被捕。并且韦恩的同伙索巴拉犯有两桩贿选案也被指控犯罪。

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不存在贿选的问题。贿选在全世界十分普遍,尤以美国为甚。无论是通过重新计票还是增加支持党派候选人的票数,各种人为的因素很多。各种舞弊行为都将影响选票数量,改变选举结果。各国法律对构成贿选的定义也各有不同。

 

西方源远流长的贿选史

世界上最著名的直接购买选票的事件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许多富有的贵族花大钱赢得选举。1768年臭名昭著的“败家子选举”更是成为一场闹剧,三个伯爵为赢得议会席位而每人花逾10万英镑购买选票。近现代有许多不发达国家都有贿选现象,不乏得逞者。现在美国和英国等国家实行的政治制度,显著特点就是选举需要大量的金钱支持,并且通过贿金合法化,以此赢得大选。

英国的发展轨迹实际上就是一部贿选的历史。英国最初商务民主选举普遍实行贿选制。所谓的普遍贿选制就是候选人可以直接用金钱向选民购买选票。被买通的选民一定得将选票投给出钱的候选人。普遍贿选制也给予选民相互购买选举权的权利。在殖民地,英国则采取屠杀制和奴隶制相结合,例如他们在新大陆就是不断屠杀印第安原住民获得土地再买来黑奴进行耕种。从1688年开始,英国本土开始实行有限的贿选制。所谓的有限贿选制就是指并非所有人都有进行贿选的权利,仅拥有一定地位的人才能用金钱贿赂选民。这个过程持续了两百多年。到了1918年底英国妇女获得选举权后,英国官员开始用金钱收买妇女的选举权,无形中,有限贿选制进一步扩大。1781年法军在约克城战役击败英军后,北美的英国人独立了。在这之后美国也开始实行有限贿选制,在1920年美国妇女获得投票权,1924年印第安人获得投票权,1965年黑人获得投票权后,美国也开始实行普遍的贿选制。从那时起,美国各地大大小小的选举无一不靠金钱驱动。

瑞士在1971年所有妇女获得投票权后也开始实行普遍贿选制。法国从中世纪就是世界强国,期间也没怎么衰落。法国也实行过普遍贿选制。1944年,法国政府给予被占领国一半人口的妇女投票权并认可贿选制。德国妇女1919年获得选举权,贿选制在该国也甚嚣尘上。同年,荷兰妇女获得选举权后也步入贿选制,二战后该国继续实行贿选制。美国与英国一样,独立后各地的选举均纷纷采取有限贿选制。阿根廷和美国类似,在1983年开始实行贿选制。日本明治维新把地方的权力集中到日本王权手中,国家获得大力的发展,迅速成为世界强国。日本战败后跟随欧美也实行贿选制。1993年韩国非军政府领导人首次当选,韩国普遍贿选制才开始真正实施。

然而,在今天世界各国选举中,贿选不仅是丑闻,而且违法。贿选一旦得逞,即可能造成动乱或民主腐败。狭义选举中,少量舞弊可能改变结果。即使结果不受影响,也可能产生严重危害。若不加以惩罚,这就会降低选民对民主的信任。

 

标新立异的贿选手法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认为,贿选在今天属于最高程度的违法行为。当然,下列行为也属于间接贿选:

有意改变选民的结构比例。即在大选前就改变当地合法选民的比例。其合法性由司法辖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种故意操纵违反了民主原则。很多时候,候选人可能人为地控制选民的构成,以便产生预期的结果。其一是在选举前迁入大量选民,例如临时指派给他们土地或提供廉价住宿等大量好处。许多国家为防止这种情况发生,规定选民至少在选区内居住超过一定时间(如6个月)才能获得投票资格。然而,这些法律也可剥夺没有固定住址者,以操纵选民比例,例如无家可归者、旅行者、学生(离家的全职学生)和一些临时工。

故意将大量选民迁入选区居住。若符合公共房屋资格者投其他党派,那么当权者就可能把他们集中到一个地区,从而减少另一地区选票的比例。英国威斯敏斯特城就有一个典型的案例。该地候选人在选举前利用自身权力大量迁入选民。

利用移民法操纵选举。例如,马来西亚曾有候选人给予来自邻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移民人口公民身份和投票权,以使竞选的政党在沙巴州“占据人口优势”。这虽然不是用金钱收买,却比金钱更管用。美国斯坦福大学贝亚特里斯教授认为,不管哪一种贿选方式,都是另一种专制行为。在美国历史上,选民以特定的方式投票或不投票会受到金钱或其他因素的纵容,已成潜规则。在某些辖区,提供或给予其他奖励被称为“选举处理”。选举处理在某些辖区是合法的,如印第安人所在的塞内卡族。若选民不愿意被收买,那么当事人可能散布虚假或误导性的信息,恫吓选民,以影响选举结果。

 

预防贿选的普遍做法

近年来,西方社会不断修改与选举相关的法律。1729年,英国首次制定《贿选法》,现已修改多次。2002年,美国布什总统签署《帮助美国投票法》旨在预防选举舞弊。除法律措施外,西方主要采取两种策略:1)联合有效的反对方进行威慑和监管;2)培养打击腐败的意识和制定有效的法规。这两个预防策略均涉及保密性和开放性。投票保密以防止各种恐吓和贿选行为,提倡开放透明的选举过程,这既可防止恶意干扰又能增强公众监管意识。

在全世界所有国家预防贿选舞弊方面,瑞典做得最好。该国的文化价值观整体倾于积极正面,这就使其选举中舞弊发生率极低。培养正面的道德观对选举算是一种有效的预防策略。但也有缺点,随着对选举的信任度不断提高,人们对舞弊的洞察力越来越低,这使其他的打击监管措施实施起来非常困难。而且不记名投票意味着选民仅知道自己的投票情况。通常来说,不记名投票可确保选举的自由和公正,可有效防止选民被恐吓和报复。也有人认为,不记名投票同样会导致选举舞弊,而且也不利于调动选民的投票积极性。无记名投票已在古希腊实行过,19世纪后才逐渐被大众接受。不记名投票早在185627日,即前英国殖民地澳大利亚的安斯马尼亚州就已开始实施。如今,这种做法已为大多数国家采用。在此之前,选民常常受候选人的恐吓或贿赂,因为他们自称知道选民的投票情况。

选举的公正性,其透明度最为重要。大多数预防选举舞弊的方法都需要让选举过程完全透明呈现给选民,从最初的候选人提名到最终统计都完全公开透明。而保证选举过程的真实关键点却是严格的监管链。

每个投票区的结果都必须公示,这是为了防止有人在总数上做手脚,也是向选民证明他们在选举办公室见证的结果正是纳入总数的唯一途径。从端到端的可审计投票系统可提供凭条给选民以核查他们的投票是否属于正确计数。人们也可在审计机上核对公示结果。选票可公开以便选民核对。但投票凭条不会提供投票方式,因为这会导致强迫投票和勒索。美国大选体系拥有多种投票系统,还借用光学扫描技术。在很多情况下,观察员能帮助打击舞弊行为,给选举公平性提供保障。国际观察员(分为双向和多向)可能被邀请去观察选举(比如欧安组织选举观察团、欧盟选举观察团、独立国家联合观察代表团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国际观察团如CIS-EMO、欧洲选举监督组织网络等等),国家邀请外国观察员属正常。许多国家的立法机构还创办了国内监管机构。国内选举观察员可来自任一党派或非党派。不同国家的立法机构可采取国际或国内的各种形式及不同程度的观察方法。

选举观察在各种国际法中都有明文规定。例如,欧安组织1990年在哥本哈根签署文件,其中第8段提及:“无论来自国内或国外,观察员的存在都有助于国家的选举进程。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他们将为国家选举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并承诺不干预选举过程”。观察员对于特定的舞弊行为存在监管漏洞,如向特定选民施压或是操纵投票机软件,应直接提出质疑。在法制严明和高效监管制度的国家可依法对涉嫌贿选的人提起诉讼。但世界法律的威慑力在今天仍显不足。这是由于贿选得逞的回报率非常高,一旦得手,即可操控整个国家。因此,很难阻止不法者铤而走险。

目前德国有意修改相关法律,因为很多诉讼都被新选出的联邦议会过分拖延。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有位议员比尔斯汀森利用缺席投票进行舞弊,旨在赢得更多选票,其结果被认定违法。菲律宾前总统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在2007年曾贿赂选举官员,企图篡改选举结果旨在获得其党派在马京达瑙省的参议员席位,在2011年菲律宾大选中她因妨碍选举而受刑事指控被逮捕。

 

电子投票机的公正性

20161127日,美国本次大选,三大摇摆州之一的威斯康星州宣布将重新计票,另两个摇摆州也有重新计票的倾向。重新计票其目的是要搞清楚本届大选是否准确无误,背后是否有舞弊行为,如贿选或造假。据美国媒体民意调查显示,希拉里原本一直遥遥领先,可为什么偏偏在这三个以电子计票的摇摆州落败,其结果如此令人意外,背后是否有贿选或其他舞弊行为呢?

电子投票机在西方广为采用。一般而言,投票机在使用前都要进行有效测试,就是使用一组单独结果与总计结果相比较,检测相关数据是否完全一致。在选举前或在选举期间,投票机都可随时测试。测试的方式是采用称为VVPAT的方法,即选民可验证,审查并追踪自己投票的正确性,这种方法还可给使用这套投票系统的选民提供反馈信息。VVPAT是专门为电子投票机设计的一个独立的验证系统,允许选民核实自己的投票情况,还可检测出选举舞弊或机器出现故障的情况。

当然,该州选民一般采用电子投票机投票,也可测试自己在电子投票机上的投票是否正确,还能监督潜在的舞弊行为或机器故障。美国本次大选后,威斯康星州宣布重新计票。20161213日,该州重新计票结束,候任总统特朗普被再次确认为获胜者,全州范围内的重新计票未能提供表明存在违规行为或误算选票的确凿证据。该结果的出炉也结束了选民对美国大选结果不确定性的担忧,也证明希拉里已彻底失去“翻盘”的可能性。即将卸任,疑心重重的奥巴马总统一直认为,俄罗斯黑客暗中操纵了美国大选,但却拿不出证据,也不得不就此罢休。

编辑:郑宾  393758162@qq.com

编辑:成韵  chengyunpipi@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