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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中产阶级
作者: 摘/丁丽洁     时间:2017-11-29

  

书名:《日本新中产阶级》

著者:[]傅高义

译者:周晓虹 周海燕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社会变革,过去的日本如此,当今的中国亦然。同日本新中产阶级一样,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成为社会尤其是城市发展的中坚力量。傅高义的《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读来有种“时空错置”感,它像一面镜子,藉由日本观照了我国在关键发展时期的变迁,括家庭、经济、社会生活、教育与文化等方方面面。

 

工薪族生活的压力

 

日本M町的工薪族大多为自己的工作而自豪,他们对公司尽心尽力,参与同事间的社交和娱乐活动。随着财富的日益增加,一度被认为必要且难免的高强度长时间工作而今却被批过度——过于繁重、过于局限、过于严格。M町的家庭尤为担忧工作压力的威胁,如报纸文章里报道的“过劳死”。虽然繁重工作致人死亡事件的新闻价值在于其十分罕见,但人们已经开始关注到,M町的工薪族每日例行工作、通勤十二至十五小时,他们的身心承受着何等压力。一位 M町的居民指出,富国生命保险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五百名受访员工之中,百分之七十的员工称有压力,百分之四十四的员工称长期感到疲劳,而被问及是否惧怕过劳死之时,百分之四十三的员工明确做肯定回答。

 

在某些方面,工薪族的生活方式近年来变得稍许轻松。一九五九年以来, M工薪族的通勤时间已经减半。尽管每日工作时间仍然很长,但周工作日和年工作日都减少了。大部分工薪族现在每周工作五天半,一些机构响应政府号召将每周的工作日缩短为五天。休假时间由每年数日增至两三周,还有总计近三周的国家法定假日(春季的黄金周、夏季的盂兰盆节和冬季的新年)。M町的店主和商人也比照工薪族的放假模式并日益尊重个体的私人生活;现在,人们确信自己不会在假期被叫回去工作。许多大公司为员工提供网球场等娱乐设施,安排员工及其家人度假。法定退休年龄从五十五岁延迟至六十岁,退休压力从而得以缓解,一些男性退休后还从事第二份工作。

 

然而,过劳的忧虑仍然存在。M町的一些男性热衷谈论办公室附近球场的周三网球赛或在回家途中与同事酌酒放松,另一些男性则抱怨没有时间享乐轻松。后者指出,他们加班频繁,深夜、周末甚至假期都在工作。许多员工不能休满假期。周末或假期往往要加班参加公司活动或在高尔夫球场商谈业务。有些男性觉得公司的娱乐活动与工作一样有压力,因为他们迫于强制(基于群体成员间的不成文规则)而不得不与整日都能见到的人交往。

 

随着生活的富裕,人们敢于质疑如此辛苦工作是否必要。他们日益意识到所付出的心理代价。 

M有少数居民公开埋怨,为了满足工作和群体生活需要,他们放弃了自己的选择和爱好。一位供职名企的男性抱怨自己在大公司里经受的乏味、沉闷和无力。多年来他逐步调整工作,尽量少加班并将聪明才智用于喜好的国际象棋比赛。年轻时他常常因为不能做想做的工作而苦恼,某天剃了个极短的发型回家,令妻子大吃一惊。他恼火地说,老板可以裁人( “首を切る”,字面有“斩首”之意,但通常指“解雇”),而自己却只能头。另一位男性工薪族精英承受着更大的压力。他单身赴任,顶着压力从事一项尤其困难的工作,结果患上神经官能症,两年不能工作,即使回到家里也未能康复。几年以后,他仍为同一家企业工作,如常履行职责,却称工作及其相关事物毫无乐趣,盼望早日退休返乡。虽然终身雇佣制度在他生病时提供了保障,但同时令他身陷并非心仪的工作,无法改变,亦无力逃离。尽管抱负受挫或同事关系紧张是任何职场里不满的根源,但关于这些问题引人注目的是,M工薪族更换工作或出于个人需要调整工作时面临的困难。个人必须不惜心理代价进行调适……

婚姻期待的转变: 新观念与旧习惯

随着核心家庭成为常态以及西方模式对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浸入,年轻人越来越期望夫妻相爱、相伴、互相协作。他们日益重视夫妻婚姻满意度。然而,期待的提升尚未消除旧有的模式,一部分女性的情况尤其如是。

 

甚至在一九五九年的 M町,婚姻首先仍被视为一种绵延家族和奉祀祖先的社会责任,也被看做女性毕生的工作。在早期的家族系统里,婚姻的诉求显然并不包括夫妻相爱或情感满足,婚姻的存在,只是为了服务于家族的经济功能和传宗接代功能。而在一九八九年的 M町,年轻人无论相亲结婚还是恋爱结婚,大多都憧憬浪漫,希望获得情感满足,期待与对方相互陪伴、共同活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M町的夫妻在婚前花费更多时间相处,他们彼此了解,一起影、用餐、谈恋爱。婚后,至少在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前,夫妻俩通常继续此类活动,少数夫妻设法在周日出游和家庭度假的过程中维持这种陪伴关系。退休后,年老的夫妻有更多的时间共处聊天,许多人还喜欢与老伴一起享受旅游休闲。

 

然而,孩子出生后,许多夫妻,尤其是工薪族与妻子会各有生活,与其父母的经历并无二致。身为工薪族的父亲每天有十二到十五个小时、每周有五到六天不在家,母亲每天二十四小时地照顾婴儿,得不到任何帮助,丈夫与妻子往往连交谈的机会都没有,更遑论一起活动。工薪族的经济生活结构和社会生活结构仍未促使夫妻相互多陪伴。

 

女性婚姻期待的提升尤为显著。较之仅仅期冀嫁入厚道望族并为之奉献终生的早年 M女性,现今的准新娘似乎要求颇高。她们希望未来的丈夫好相处、受雇名企,有能力供家人过好日子并愿意帮带孩子、帮做家务。但聪慧的女性明白,难求尽合意之人。

 

家庭条件好且受过教育的 M女性,也许找得到工作、薪水丰的丈夫,但要找到还能在家陪伴并帮助她的人却非易事。希望与现实的落差,体现了从层级分明的大家族向基于平等同伴关系的核心家庭变迁过程中的张力。

 

面对维持亲密互动婚姻关系的困难,M町的男性也不免失望,从而更容易放任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工作。通常,他们回家时疲惫至极,想做的不过是众所周知的洗澡、吃饭和睡觉。大部分妻子做出调整,把更多精力放在孩子身上,转而与女性亲戚、亲密的朋友交往,发展业余爱好。然而,较之一九五九年,一九八九年有更多妻子抱怨社会交往少、难得与对方共享休闲时光、夫妻间缺乏交流和相互理解(而且有此怨言的妻子比丈夫多),换言之,她们在抱怨夫妻关系的疏离。

 

女性的要求给 M町的男性带来新的压力。一九五九年,所有女性都盼望嫁人,男性只要有份好工作就能成为优质的候选对象,但在一九八九年,光有好工作还不一定行。富裕却缺乏个人魅力的男性不再受人青睐。一九八九年,《日本时报》报道了培训男性如何与女性聊天、约会时如何表现的新机构的兴起。一些在考出好成绩的教育氛围中长大的 M男性发现,要想娶到妻子还需要掌握社交技能。

 

五六十岁的夫妻之间也存在类似压力,该年龄段夫妻的离婚率增速最快。东京家庭法院的心理学家指出,越来越多的女性在丈夫退休前后主动提出离婚。她们有孩子的帮助,也可以分享丈夫的退休金,有能力维持自己的生活。与一九五九年的妻子不同,她们现在可以随意拒绝照顾整日在家的丈夫,她们对丈夫积怨已深,与丈夫无法沟通。对于毕生献身工作、缺乏爱好的许多男性而言,退休已是相当难熬,原本觉得能够照顾其老年生活的妻子又突然离去,不啻为雪上加霜。也许因为妻子在婚姻生活中从未充分表达不满,所以丈夫对于突遭妻子遗弃更加难以理解。就连不考虑离婚的 M女性都在抱怨照顾退休丈夫的负担日益沉重。丈夫停止工作在家休息时,妻子的工作量翻倍了。她们不得不减少外出活动,留在家里全天服务。 M有位妻子在丈夫退休后就生了病,以死相逼要离开丈夫。这位妻子宣称,没有人会像她那样,这么长时间地忍受丈夫的幼稚和自我。 

 

M比较年轻的妻子日益想让丈夫帮助她们照顾孩子、分担家务。许多妻子暗自期冀,少数妻子则公开向丈夫施压。妻子尤其希望丈夫多陪孩子一些时间,帮她们管教十来岁的孩子。少数忙于自己事业的妻子,如愿以偿地找到了在更加平等的基础上与其分担这些家庭责任的丈夫。然而,一九五九年家庭里出现的“进展缓慢的协作”到了一九八九年仍未见明显发展势头。如同报纸的民意调查所示,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依然存在。甚至在双职工家庭,许多妻子依旧包揽全部家务,有的妻子甚至凌晨五点就起床做早餐,帮助儿子完成家庭作业。男性和女性仍然普遍认为,照看住宅和照顾家人是妻子的工作。一种常见的看法是:女性可以拥有自己的事业,但不能忽视家庭责任。同样,女性外出工作补贴家用,须得注意工作的时间和地点,不可妨碍照顾家庭。男性回家后不做家务,不仅缘于他们工作了很久非常疲累,

而且因为妻子本人可能不愿意与丈夫共自己辖下的住宅和家庭事务。

 

尽管夫妻间的亲密程度和协作程度日益提高,但夫妻关系在与亲子关系冲突时需要让步。亲子关系仍是家庭里最重要、最强大的关系。一九八九年的 M父母认为,把孩子交给保姆自己出去娱乐,或者让孩子睡到其他房间方便自己更自由地享受性关系都是不负责任和自我放纵。尽管这些相互对立的需求之间时有矛盾,但照顾孩子仍是首要大事。或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成为离婚率整体并未大幅上升的一个原因。父母不希望离婚伤害到孩子,尤其是日本人的忠诚观念通常要求孩子在父母离异后跟随其中一方生活,与另一方断绝所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