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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客帝国》的隐喻:秩序、法律与自由
作者:摘/冯静     时间:2017-11-29


在《黑客帝国》中,一个黑客去同尼奥私下交易尼奥从一本掏空的书中拿出一张非法软件像与仿真》的书名随之闪现。这个特写镜头暗示影片与作品的潜在联系,也传达了导演对该书作者的敬意。该书作者当代社会理论大师鲍德里亚,导演卓斯基兄弟是他的书迷,影片立意、话语和意象无不闪烁着式的思想、洞识与灵感另一个线索是,德国的托依布纳是卢曼社会系统论和法律系统论的得力传人,他在《匿名的魔阵:跨国活动中“私人”对人权的侵犯》一文中,所使用的“”一词是Matrix的中文译名,而Matrix恰是“黑客帝国”另一种中文译名,两者都是对现代社会的隐喻

 

现代社会的隐喻    

Matrix是什么它是母体是魔阵是系统,是控制。它是我们最大的敌人,置身其中,四处一望,我们可以见到官员、商人、教师、律师、木匠以及其他芸芸众生。Matrix无处不在:当我们置身办公室、课堂、会场、股市、网络、厕所以及睡梦中,它都如影随形,跟踪着我们,控制着我们。正是这个Matrix蒙骗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不见真相,麻醉了我们的神经,使我们觉察不到虚假。它禁锢了我们的大脑,使我们失去了反思意识;束缚了我们的手脚,使我们丧失了反抗能力。我们处在战时,却误以为和平;成为了奴隶,却误以为自由;拥抱愚昧,却误以为追求真理。于是,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在这个系统里,我们是一段被编码的程序,代码决定了我们的功能,架构决定了我们的选择范围。在那里,我们选择程序和被程序所选择,我们甚至选择了超出自己理解能力的选择,而对于选择的真正考验就是再次做出同样的选择,因为人们或者不能预测自己的选择结果,或者对他人的选择结果不能预测。我们有时知道应该怎样选择,却不能那样选择,有时虽然知道能够那样选择,但又不知道怎样选择。

上述语言和情景不是《黑客帝国》写照吗?那是一个虚幻的世界,一个机器控制的系统。然而,这不禁使我们联想到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韦伯的“铁笼”,福柯的“规社会”,曼和托依布纳的“自创生系统”。在边沁那里,“全景敞视监狱”是控制囚犯的完美设施;在韦伯那里,自由的生命个体在算计和博弈中,最终却落入了形式理性的牢笼;在福柯那里,宣称解放的人类,最终却把社会打造成规无所不在的牢狱;在卢曼和托依布纳那里,现代社会和法律都分化成铁板一块的系统阵。系统自我建构、自我描述、自我调节、自我维持、自我操作、自我创生;它是沟通的建造物,是代码区分的二元世界。

 

现实社会中的秩序

如果说Matrix就是社会的缩影,那么,它不是一个扭曲和虚假的社会吗?那么,正常和真实的社会又在哪里?柏拉图说,它在理想国里,现实是一个扭曲的洞穴。然而洞穴中的众生已经过洞穴中的生活,真实世界的阳光特别刺眼,于是人们宁愿生活在洞穴中,在黑暗中捕捉真实的虚影。实际上,在哲学王领导的真实世界里,人类并没有真正的平等和真实的自由。在那个理想国里,国王还是国王,士兵还是士兵,奴隶还是奴隶,所不同者只是国王用哲学统治,士兵具有了“卫国者”的光荣称号,奴隶换成了另一批“会说话的工具”。由此看来,那个真实的理想国,不过是另一个虚拟的洞穴,变化在于精神控制代替了身体枷锁。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面对这个充满魔力的Matrix所施展的“吸星大法”,老左翼在历史发展的“否定的辩证法”中陷入悖论;新工党则改弦易辙,匆忙中把“人类动物园”改建成“丛林迪斯尼”;后现代主义在精神呜咽中叙说着对文明的不满,并在审美迷狂中实现着自我超越;新保守主义则根据旧版社会达尔文主义,热泪盈眶地宣布新自由主义是“历史的终结”;而原教旨主义则在极化地方性知识的精神亢奋中,从恐怖战略中发现了行动的力量。于是,热血青年从街头广场退入购物中心,产业工人急于把蓝领换成白领,莘莘学子则迫不及待地加入房奴、车奴和卡奴的虚拟矩阵。政治领袖在继续忽悠民众的同时,想方设法完成知识符号的现实超度,因为他们深知,知识就是权力,技术官僚就是系统控制的工程师,没有知识的权力,技术官僚就缺乏控制的力量;没有权力的知识,系统工程师的控制就无从谈起。

幸运的是,信息技术为人们建构了一个虚拟世界。人们在那里享受空虚的充实,而不再忍受充实的空虚;可以把陌生人变成老熟人,把老熟人变成陌生生人;把妻子变成情人,把老板变成老公。真实世界是荒漠的废墟,单调而乏味,压抑而拘束,而虚幻世界则是奇妙的仙境,丰富而有趣,轻松而自由,因而《黑客帝国》中一些选择了蓝药丸的战士十分后悔,想要重返虚拟世界,想要品味鲜美的牛排,不愿再强咽无味的稀粥。为此,他们不惜背叛队友和进行疯狂报复。

然而,这一理想不久就灰飞烟灭。虚拟社会天生也不自由,规制它的是架构和代码:架构就是约束,代码就是法律。代码是一种变相的规制,正如凝视是一种无声的语言。虚拟社会天生也不民主,统治它的是编程者、黑客和监控者,编程者设下程序“枷锁”,扣下代码“暗”,黑客的“特洛伊木马”游荡在我们信息隐私的王国中,随时可以攻陷我们的“城堡”,而无所不在的电子蠕虫就潜伏在我们的网络头脑中,随意透视我们的每根神经。

虚拟世界造成了信息偏食和群体极化,带来了网络贩毒和在线卖淫,导致了违法与犯罪的隐蔽化、跨国化和全球化,而这一切都对现实社会构成了侵害。于是,现实的法律对网络的架构和代码进行规制。由此虚拟世界与现实社会相互联通。更准确说,虚拟世界是现实社会的翻版,现实社会是虚拟社会的投影,扭曲社会是正常社会的镜像,正常社会是扭曲社会的别称,正如数字不过是自我的心理投影,真实乃是大脑中的刺激信号。技术控制比权力统治更有效,代码规制比法律调控更直接,私人管制比政府治理更便捷。人生而自由,却无所不在枷锁中,虚拟世界中自以为自由的网民,也许比现实社会之人更是奴隶。

 

生活世界的法律与自由

如果说”是人类的缩影,它被自己的制造物逼入绝境之后,生存迫令自然就是“拯救”。“”隐喻上帝子民之城,暗指基督教圣地,是西方世界的缩影。于是就有了自我与他者的区分。自我是西方,是正义的真实社会;他者是非西方,是邪恶的虚拟世界;正义与真实的化身是尼奥,邪恶与虚拟的符码是史密斯,于是一场进攻与防卫、恐怖与反恐怖以及生存与灭亡的大决战不可避免。虚拟世界的机器人强大无比,不然,便不足以表达人类恐惧之深,不足以彰显人类危机之重,更不足以体现人类拯救之。尼奥隐喻耶稣,一位黑客出身的“克里斯玛”,他要破解母体自我繁殖的密码,改变等式平衡。

昂格尔是另一位预言者,他宣称自由主义的形式法业已解体,取而代之的法范式或许是源自生活世界的习惯法。这种视角与埃利希的“活法”暗合。这两位预言者的预言并没有很快应验,欧陆的法典“死法”早已把埃利希的生活“活法”吞没,而美国的自由主义形式法并未解体,解体的却是预言者所创建的批判法学流派。不过,在法律全球化过程,他们的预言有些歪打正着。新商人法以商人私约的形式成为了“活法”,逃避了主权的规制,托依布纳说这是埃利希“活法”预言的兑现。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来自经济系统的“活法”却成为规避劳保和环保的“腐败之法”。   

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尼奥不过是一段超级程序,而“先知”也不过如此,他们的合谋与“”大众的合力,也无法应对虚拟世界的进攻,因为系统的代码早已设定,程序按其功能迫令,是其所是,成其所成,其所其所。更何况机器人比人类更少怯懦和私心——设计时把这些基因缺陷除了。这就需要尼奥返回源代码,会见程序设计师,通过改变源代码改变等式平衡,改变系统的运行逻辑。马克思、尼采、福柯和哈贝马斯尽管路径不同,都认为现代性问题主要出在源代码上,都想设法改变现代社会的源代码。

对于社会的反思来说,一万句苦口婆心地劝谏,不如一个灾难的教训更有效;对于人类和平而言,一千个世界主义的口号不如一次残酷的战争更有效;对于系统的调整来说,一百种环境刺激不如一次重大危机压力更有效;对于民主和自由来说,数十部宪法不如一个个自主的公民更有效。故而,马克思从阶级压迫中预见了解放的动力,康德从战争的残酷中看到了永久和平的曙光,福柯从权力的规训中洞悉了个体伦理完善的重要性,哈贝马斯从生活世界自主公民的呐喊中察觉了现代性的希望。为此,我们需要的是愚公移山的行动,是普罗米修斯的勇气,弗弗西斯的耐力,夸父追日的悲壮,精卫填海的坚持。

有些事情永远不变,有些事情应该改变。必须坚守永远不变的事情,必须改变应该改变的事情。于社会是如此,政治是如此,法律是如此,于个人又何尝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