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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餐盒的环保之路
时间:2018-09-28

  

/彭力立

 

 

时下,“宅”是都市人生活的标签,外卖成为宅男宅女享用美食的捷径。然而,装载美食的外卖餐盒在不经意间已经演变为一场“白色污染”的主要源头。一面是一年数千亿元的市场红利,另一面是每年百亿级的外卖塑料餐盒。如何让外卖餐盒走向环保,令餐盒回收变成“香饽饽”,是关系子孙后代福祉的百年大计。

 

 

外卖餐盒由“塑”变“纸”难

2011年起,我国外卖订餐市场加持“互联网+”的东风,一直保持着高速发展的态势。2016年的市场销售额达到人民币1662.4亿元,2017年则同比增长23.05%,达到人民币2045.6亿元。据“饿了么”发布的中国外卖大数据预测,“至2020年,我国互联网支付人口将逾7.5 亿,外卖渗透率高达80%左右”。这意味着6亿国人将成为在线外卖的用户!

足不出户即享美味佳肴,对订餐者而言确实便利。然而,在一片繁荣盛世的背后,却暗藏着诸多衍生问题。其中,“一饭之命”的外卖餐盒引发的“白色污染”值得关注。目前,我国市场上外卖餐盒的主流材质为PP5(即聚丙烯)。该材料具有无毒害、耐高温、重量轻等优点,因此商家在外卖打包过程中广泛使用PP5。据百度外卖、饿了么、美团外卖等外卖平台数据显示,“三家平台的日订单量合计为2000万左右。以平均每单消耗2个餐盒来测算,日均将产生约4000万个餐盒”。换算成一年,将产生146亿个餐盒。由此可见,外卖餐盒数量惊人!

实务中,塑料的外卖餐盒理应属于可回收物品的范畴。但是,一方面,其质地相当轻薄,在物资回收者看来不如纸盒、铁盒、铝箔那样具备较高的回收价值。另一方面,PP5材质降解工序十分繁杂,降解成本较高。据2017年世界经济论坛《新塑料经济学》报告称,“全球仅14%的塑料包装得到回收,加上处理中的损耗,最终被有效回收的仅有10%”。实践中,回收企业往往通过焚烧、填埋等手段对塑料餐盒进行处理,可是这也为空气污染、土壤酸化埋下了隐患。因此,每年146亿个塑料餐盒已经对空气、水源、土壤等自然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亦对环保处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然,外卖平台、主管部门、餐盒生产企业、垃圾回收企业已然意识到塑料餐盒带来“白色污染”的危险性和严重性。从“饿了么在2011年推行1元换环保餐盒活动,淘汰平台上的泡沫餐盒”,到“质检总局等主管部门印发《关于切实加强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限制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餐具的使用”,再到“铝箔餐盒与绿色消费公益推广项目在2015年登陆我国”;从“美团外卖联合中国烹饪协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与百家餐饮外卖品牌于20176月共同发起《绿色外卖行业公约》,推动使用绿色餐具”,到“上海质监局于20184月发布全国首个外卖送餐盒团体标准,推广淋膜纸碗替代塑料送餐盒”,再到“20186月由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等监管部门指导、‘饿了么’主办的蓝色新球计划顺利举办”,研发塑料餐盒的替代性方案已然成为大势所趋。而作为全国外卖市场中先行先试的翘楚,申城显然已将“纸质餐盒”视为破题一次性塑料餐盒围城的首选方案。

相较于塑料餐盒、铝箔餐盒,纸质餐盒本身具有易处理、价值高、易降解等优势。因此,其可能破解塑料餐盒回收价值低、不易降解等难题。这在不少西方国家已经得到了验证,“西餐”的纸质餐盒已经被食客接受,且广受餐盒回收企业欢迎。从生产、回收到再利用,完全可以形成一条可再生、可获利的产业链。

“橘生于南则为橘,橘生于北则为枳”,同一事物在不同环境中发展的结果却不尽相同。当纸质餐盒遇上“中餐”,则似乎形成了一个“死结”!中华饮食菜系繁多,多汤多油。据沪上的新闻媒体报道,尽管本市质监局力推“淋膜纸碗”替代塑料送餐盒,但多数商家均认为纸盒极易渗水渗油、令米饭粘连,无法兼顾菜肴的品相,不适合大量使用。以“桂林米粉”为例,热汤盛入纸碗,根本无法满足外卖途中的颠簸,渗漏现象严重。而时间一长,热米粉也容易黏贴在纸碗表面,影响食客就餐。另一方面,目前,淋膜纸碗相较于PP5塑料餐盒在单价上存在明显价差,价格更贵。以营利为目的的商家,显然更偏爱“价廉物美”的PP5餐盒。外卖餐盒由“塑”变“纸”遭到冷遇,恰恰是实用性和价格杠杆在市场经济中的反馈!

 

推广纸质餐盒不宜一刀切

外卖餐盒由“塑”变“纸”虽然遭到市场冷遇,但是本市主管部门显然将坚持推行该项政策。上海市食药监局餐饮监管处副处长张磊透露,“为支撑纸质餐盒的推广,食药监局在正在起草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中将建议增加网络订餐平台的垃圾管理内容,促使餐饮单位使用纸质餐盒等更符合要求的外卖餐盒”。上海市食药监局副局长张准民对此也表示认同,建议将“纸质餐盒推广”纳入本市垃圾分类处理的立法工作中。

诚然,单纯通过立法为纸质餐盒画圈设地,并非破解难题的良策。前有“限塑令”为鉴:2007123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明文规定“自20086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 毫米的塑料购物袋,同时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可是事与愿违,“限塑令”十一年却遭遇尴尬。以“农贸市场”为例,不少农贸市场经营户仍然免费向消费者提供塑料袋。此举既“便民”,又能“留客”,何乐而不为呢!环顾四周,你更会发现非国营的水果商店、超市、餐馆、旅馆等商家已加入抵制“限塑令”的阵营之中。江西农业大学国土资源与环境学院副教授罗运阔就表示:“限塑令的初衷是良好的,但却未充分考量市场因素,执行监督不到位、未落实是显而易见的。空有个条例条文在那,只有一个架子而已,但却形同虚设” 。

综上,纸质餐盒的推广切忌一刀切,走“限塑令”的老路!

 

社会共治让环保餐盒用起来

那么从“塑”替“纸”还有多远呢?或许,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再生塑料分会秘书长盛敏的答案能给予我们一些启示。他表示:“当前解决白色污染有两种主流模式,一是仿效日本,通过培养国民素质,从源头做好垃圾分类;另一种则是借鉴欧洲列国,依托政府采取强制性政策,对可再生资源的回收处理进行合理补贴”。结合目前淋膜纸碗实用性差、价格偏高等缺陷,或许转变思路,从“研发”“补贴”“回收”等角度切入,“纸质餐盒”的时代或将来临。

一方面,可以研发更实用、更低廉的纸质餐盒。目前,申城的食药监、质检等多个主管部门,已联合牵头餐盒生产企业加速推进对淋膜纸碗的技术革新。在解决实用性的基础上,立足于提升市场需求,扩大产能。一旦在政府扶持下占据了稳定的市场份额,生产成本自然将被数量稀释,单价下降,将更有利于推动纸质餐盒的多样化建设,不再单靠“淋膜纸碗”打天下。

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对废弃塑料等再生资源的回收没有相应的补贴机制。在推广纸质餐盒的过程中,能否给予使用纸质餐盒的商家政策性补贴,剔除前期推广的利润障碍,值得深思。值得关注的是,上海曾效仿日本,欲让环保成为硬指标,对生产者施加税收压力,于2000614日实施了《一次性塑料饭盒管理暂行办法》(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84号),规定“由管理部门向生产一次性塑料饭盒的厂家每个收取3分钱作为回收处理费”。然而,此项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并不顺利,于20145月寿终正寝,被市政府第46次常务会议废止。因此,通过对生产塑料餐盒的企业施加强制性税收,打压塑料餐盒的生产企业,似乎并非可行之策!

此外,近年来我国对生活垃圾分类愈发重视。20173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了《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要求“在全国46个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2020年底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35%以上”。纸质餐盒显然无法全面替代塑料餐盒,即便替代,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诚如前文所述,面对微薄的回收利润和清理餐盒所需的成本,塑料餐盒在回收市场上并不受待见。在推广纸质餐盒的过程中,对现有塑料餐盒的回收利用可以给予政策性扶持,为回收企业减负增利,并提倡餐盒和其他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目前,上海市政府网站于2018316日正式发布《关于建立完善本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的实施方案》(沪府办规〔20188号),明确“要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全程分类体系,逐步彻底解决混装混运等老大难问题”。

如今,在申城的小区内,随处可见张贴着“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告示牌,并由属地居委会工作人员进行值守,负责引导居民将垃圾分类后投放专门的垃圾桶。那么是否可以为纸质餐盒、塑料餐盒专门开辟一个“餐盒垃圾桶”呢?当然,垃圾分类机制的建立,更多的还是要依靠每一位市民的自觉遵守。硬约束固然重要,市民的分类意识才是推行该项制度的关键所在。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如果纸质餐盒的原材料大多是“树木”,那么可以预见的是,纸质餐盒仅仅是外卖餐盒走向环保的权宜之计。如何真正规划好破解塑料餐盒围城的路径,落地相关政策和餐盒推广,亟待主管部门、外卖平台、餐盒生产企业、餐盒回收企业以及所有市民集思广益、献计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