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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司法文官加薪
时间:2018-08-13

 

/东方明

 

 

193763日,全国国统区当时统称为“司法文官”的法官、检察官、书记官都喜上眉梢,因为这天的《中央日报》刊登了一则新闻:“司法部提高司法人员待遇·修正两津贴规则”。该则新闻报道中没有透露促成司法部这项决定出台的肇始原因。那么,促使司法部作出此项决定的肇始原因是什么呢?本文对此特作披露如下……

 

 

特别上访

1936122日,除夕的前一天,三个风尘仆仆的青年男子来到南京市中山路上的一座主楼系典型欧式宫廷建筑大楼门外,驻步伫立,在寒风中凝视着大门一侧挂着的三块分别书写着“中华民国司法部”“中华民国司法行政院”“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黑色大字的白底长条形木牌,脸上露出如释重负似的神情。门前木制岗亭里的警卫注意到这一幕,正要过来询问。三人已经离开原地,移步旁边的围墙边,从随身携带的行李里取出领袖及对襟以织金镶边配以蓝色丝织领襟的黑色法袍和法冠,各自穿着齐整后,在警卫惊奇不解的目光注视下,径自步入大门,向门内一侧的收发室人员道明来意:求见司法部负责长官。

收发员打量着三人,说明天就是除夕了,今天部院(按:指司法院司法部)内部开会,对外不接待。三人中为首的那位点点头,只说了一句话,就使收发员拿起电话机拨通了内线电话往里通报。这句话是:咱们三个是从河北通县过来的,有要事求见部长官。

在当时,“通县”这个原本普通的行政地名,由于一个特殊变故已经成为一个带政治色彩的特定名词。这个变故是:两个月前的19351125日,时任南京国民政府任命的身兼河北省蓟密、滦榆两区行政专员的殷汝耕在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的策动下,在通县宣布“独立”,蓟密、滦榆两行政专区停止行使政务等一切活动,合并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同年1225日,易名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的“自治通电”发出后,在全国诸省引起声势浩大的严厉谴责和声讨。蓟密、滦榆两区唐山、通县等将近三十个市县的民众和许多国民政府任命的公务员也纷纷抗议,一些公务员不愿为汉奸政权效力,当即辞职,或者不辞而别,举家迁离。眼前这三个男子,姓名分别是张高祥、浦雨岩、谢嘉轩,原系大学同学,毕业后都考取了法官,被分配到通县、唐山和密云三地法院,先做候补书记官,因为工作出色,都是第一批结束候补期做了正式书记官,现在已是候补推事(法官)。殷汝耕下水当汉奸后,他们都拒绝为伪政权服务,愤而辞职。辞职后就断了经济来源,三人都是农家子弟,家里肯定是没法供养他们的。之前的那些微薄积蓄,都在之前一个月里因参加反对殷氏卖国组建伪政权的抗议活动中作为捐款经费用光了。眼看吃饭都即将成问题,忽然听说司法部颁布了一个规定:凡是因原任职地沦陷拒绝留任而辞职的推事、检察官、书记官,可以向原所在省高等法院提出重新入职申请,高等法院应及时接纳安排,按原职级发给津贴(此指薪水);已沦陷的东北诸省的辞职人员可向司法部直接提出申请,由司法部统一接纳安排新职。

张、浦、谢三人闻讯后,即赴省城保定(193566日从天津迁至保定)向河北高等法院提出重新入职申请。殊不料高院接待官员以“本院从未接到过中央类似通知”为由,拒绝接受申请。当时三人吃饭都成问题,幸好将近过年,本地有买春联张贴的习俗,于是就去文庙替人写春联出售以解决吃饭,晚上就在文庙栖身住宿。几天写下来,人们听说了三法官的遭遇,出于义愤,纷纷前往购买春联,自愿多付钞票。而且有一些市民还主动给他们送来衣服、食物和日常生活用品,有的则直接捐款。三天前,有一文官模样的中年男子特地到文庙来看他们,悄然告知河北高院其实早已收到司法部通知让接纳安置沦陷区辞职公务员,只是拖着不办。所以,建议三人最好直接去南京向司法部甚至司法部上级机关中华民国司法院上访。那人说完,掏出三张次日保定赴南京的火车票和几张钞票放在他们面前,告辞而去。

就这样,张、浦、谢三人到南京司法部上访来了。

 

推诿不办

民国司法系统的最高机构是司法院,当时司法院下辖司法行政部、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民国时的检察机构在行政组织上归法院管辖,是属于法院的一个组成部门,但在业务上则是独立行使检察权,法院无权干涉。全国法院的最高机构中华民国最高法院则是受司法行政部的领导。因此,全国司法中枢的权力中心是在简称“司法部”的司法行政部。

现在,张高祥、浦雨岩、谢嘉轩三人向接待他们的周姓科长道明上述一应情况后,倒是受到了重视。这时已近中午,周科长随即把他们引领进饭堂,请他们先吃饭。饭后,一位曹姓副处长来见三人,说他代表司法部跟他们谈话交底:你们所说的那份文件是确凿存在的,已于今年元月中旬下发全国各省以及本部相关部门。文件中有一条你们可能不清楚的条款,就是沦陷区的辞职司法文官非本省籍者,如果想回自己籍贯所在地重新入职也是可以的。我听周科长说你们三位都非河北省籍,所以,你们可以在河北省和自己的原籍省份两地法院选择入职,本部可以替你们联系的。张、浦、谢不约而同都表示不愿回家乡,就在河北重新入职从事司法工作,哪天收复则即回原工作地原岗位上班。曹副处长说如此也好,你们来一趟南京也不容易,再说明天就是除夕,就是赶回保定,省高院也因春节放假不上班,所以就在南京过节吧。我让周科长在行政院招待所给你们安排好食宿和春节的返程火车票。

上访能够有这样的结果,张、浦、谢三个自是高兴、满意。对于他们来说,这应该是有生以来所度过的第一个理应难忘的春节了。他们还是第一次来南京,节日几天,他们游览了夫子庙、中山陵、秦淮河、玄武湖、明孝陵,还搭车去郊区汤山泡了温泉。转眼到了年初三晚上,他们拿着周科长派听差送来的火车票上了火车踏上回程。

可是,抵达保定后,再次去河北省高等法院,遭遇却是完全出乎意外:门房把电话打进去后很快就给了答复,说这件事现在不办,几时办让留下联系方式后会跟诸位先生联系的,届时您三位再来。

这话就有问题了,南京司法部方面明明把话说得清清楚楚的,连文件编号、名称都写给他们了。对方毕竟是从事这一行的,做得很严密,不但是写在司法部的公文格式纸张上的,落款还盖了一枚处室公章。文件是元月中旬下发至全国各省高等法院的,规定自收到文件次日起即开始执行,现在河北省高院凭什么说“现在不办”呢?

三人商量下来,认为只怕其中有鬼,那就不能相信对方说的是人话了,所以也就没留下联系方式,去邮电局往南京司法部发份电报报告这一情况吧。电报是发给那位周科长的,他对此非常重视,当天收到次日就发来加急回电。当时虽然年已过,不写春联了,但是文庙那里同情三位落难法官,仍然让他们住在那里,还免费供应三餐饮食。电报送来后,门房立刻给三人送来了。回电写得很清楚,说文件规定收到即开始执行,河北省高院的回执已经寄回司法部,说明已经收到多日了,所以没有理由不办理你们三人的重新入职事,“故可持本电文再赴高院交涉”。

张、浦、谢三个于是再去高院,接待人看了南京回电,说要把电文拿到里面去交上峰审阅后再作答复。三法官出于职业习惯,生怕证据被灭失,故拒绝。没想到这正好给对方制造了理由,说他们不是来解决问题而是存心来闹事的,不肯把回电给我们,就是不相信高院,既然不相信高院那你们还来干吗?你们不是喜欢跑首都去司法部吗,那就再去嘛!

三法官碰到这种把官僚做派耍到流氓程度的官员,那就无话可说了。于是寻思是否换一个衙门去讨说法。去哪里呢?省政府?民国标榜司法独立,政府是管不了法院的。省监察委员会?可以一试,但估计只能“力促”,不可能直接督办,因为这不是该机构的职权。管得到法院的是司法行政部,而该部在地方是不设分支机构的,所以还真让省高院的那个接待官员说着了,还得去南京。

于是,三人二赴南京。可是,不知怎么弄的,这回过去,周科长、曹副处长都见不到了,而且他们一走近司法部大门就遭到岗哨的驱赶。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司法部的文件下达后,不但冀东那被殷汝耕建立汉奸政权的将近三十个市县的辞职法官、检察官、书记官纷纷来京上访,就是已经沦陷数年的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东四省早已辞职或者失业的司法文官都跑进关内奔南京要求重新入职了。这一情况使司法部始料莫及,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出现,根本没法按照文件规定给予安排的。于是,干脆先来一个“一律不接待”,往下如何?待细细计议后再说吧。

这下,苦了这些赴京上访的前司法人员,当时有记者粗粗统计下来,有三四百人之多。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江南有亲朋好友,暂时可以投靠;一部分人辞职之后已经做生意成为商人,此刻来南京谋求复职,一时不能如愿干脆就地做起了生意,有的谈买卖做掮客,有的临时租房开小店搞经营,也有的做代课老师。但南京毕竟没有那么多非体力临时工活儿可供他们做,所以一半以上无业可就的那部分人中就有人做起了上访专业户,司法部、司法院、行政院、最高法院、监察院、财政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蒋介石官邸、国防部等处轮流乱窜,反正驱赶不了就得管饭。也有人打拳卖艺,拉琴唱戏,公开打出“沦陷区爱国司法文官向政府求工作要饭吃”的大幅标语。这样一来,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不但南京,连上海、苏州、镇江、杭州及安徽各地都有人发起捐款,赴京(当时对南京的称谓)慰问,以及向政府抗议。

如此情形,当然使最高当局不爽,但这又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于是,名义上的全国司法系统最高长官司法院院长居正发话了,要求先调查最近发生的河北省高院为何不执行司法部文件规定之事。其实,不查也清楚:当时对司法从业人员的编制控制得非常紧,开后门想挤进法院混个公务员的大有人在,但有关系也没用,没有编制就是白搭,得有耐心排队等候。所以,倘若有空缺,排队的那些人忙不及拼命钻营。殷汝耕建立汉奸政权,其“独立自治”的地盘就是沦陷区,于是一下子空出不少编制,于是,河北省高院的头头脑脑赶紧瓜分空额,各自出售。待到把编制卖光了,没想到司法部下文件让辞职人员重新入职,这当然不会另外增加编制,因为编制早就批下来了。这样,河北高院就只好耍赖了。

河北省高院一看情势不对,生怕被司法部来一个集体问责,赶紧举行内部会议商量对策。不知是有高人给他们出了主意呢,还是他们自己智商不凡想出了法子,反正还没等南京调查人员到保定,全国多家报纸就刊发稿件称法官检察官的待遇过低,由于物价上涨已经严重影响到日常生活,甚至连工作也难以安心,所以主张国家应该给法官、检察官、书记官增加薪水。司法公务员收入不高问题也是事实,所以立刻引起了全国各地司法文官的共鸣,纷纷出言响应。这在客观上给河北高院解了围,他们赶紧清退部分卖官者,腾出编制让张、浦、谢在内的冀东沦陷区部分司法文官入职,总算把调查应付过去了。

 

意外加薪

这时,司法文官的加薪呼吁在社会各界部分人的附和下,已经形成了一股声浪,终于引起了高层的注意。于是,司法院、司法部、财政部等相关部门经数次会议专题研究后,决定由司法行政部出面申办此事。19375月中旬,司法行政部向国民政府递交了申请增加司法文官补贴的报告,5月底获得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

这是民国十七年(1928年)以来,国民政府针对司法文官官俸而出台的第三个文件。前两个文件均在1928年出台,名称分别是:《候补推事检察官津贴暂行规则》和《法院学习候补书记官津贴暂行规则》。民国时法官、检察官以及书记官有“候补”与“非候补”的职级差别,而候补书记官还有“学习候补”与“非学习候补”的差别。由于国民政府对司法工作人员的编制控制得很紧,县级基层法院没有一个“非候补”法官、检察官的地方很多,一个下辖七八个县的专区的法院未配备“非候补”法官、检察官的也不算稀奇,所以到1937年抗战前夕时,全国各地的法官、检察官、书记官大多数都是“候补”;书记官也是列入国家司法文官的编制的,所以同样是“候补”,因为进入法院(检察)都是从书记工作开始的,因此又多了一项“学习候补”。民国对于法官、检察官、书记官的统称是“司法文官”,其薪饷在日常生活中称为“官俸”,官方文件中则称为“津贴”。所以,本文所说的“津贴”,并非薪饷以外的补贴,而就是实打实的“官俸”——薪水。上述两个文件规定候补推事、检察官的津贴是按从业年限、级别发给,最低金额是一百元,最高金额为一百五十元;学习候补书记官津贴则按最低三十五元、最高四十元标准发给。上述津贴标准,较同样是由国府颁布的非司法文官的官俸标准要低一些。这个标准施行之后,一连9年不动,而物价却是逐年上涨。因此,法官、检察官、书记官多有怨言。

司法行政部的加俸文件中称:“前以高等以下各法院法官书记员官俸、向较普通文官为低,现将各法院推检书记官官俸,酌拟提高。呈奉司法院转呈国府明令施行在案,现以各地方法院候补推检,及各法院学习候补书记官之津贴,尚系按照十七年制定之津贴表支给,年来生活程度日高,非酌予增加,不足以资养廉,而使安心服务,特将《候补推事检察官津贴暂行规则》,及《法院学习候补书记官津贴暂行规则》,分别修正公布,定于本年七月一日施行。”该文件规定增加津贴的标准如下:“候补推检书记官津贴,原为一百元至一百五十元,现经修正为一百二十元至一百八十元,学习候补书记官津贴原为三十五元至四十元,现经修正为四十元至四十五元,候补书记官津贴原为四十五元至五十五元,现经修正为五十元至六十五元。”

同日《中央日报》上公布的部分物价标准是:足赤黄金每两120元(按:此系十六两制老秤,合每克3.84元),面粉每袋(50斤)4.30元,豆油每斤1.00元,食盐每斤0.112元,无烟煤每吨21.5元,麻纱每码(0.9144米)0.44元。若按黄金价格计算,193771日开始享受最高加薪待遇月俸可以拿到180元的法官、检察官,每月的薪饷可以购买46.875克黄金。以此标准推算,这类法官、检察官、书记官(候补推检书记官)的月薪按20185月下旬香港周大福官方黄金标价每克337元的价格计算,月薪则合人民币15796.8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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