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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发展、充分发展与美好生活
时间:2017-12-11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与理论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自1981年以来,党的报告对社会主要矛盾首次做出的新表述,深刻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明确了我国经济发展下一步的主要任务。


从百年历史角度理解主要矛盾的转化

文/徐美芳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十九大报告做出的历史判断,指明了新时代面临的主要挑战和发展任务。作者认为,历史性判断需要从历史的角度理解。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100年”的历史进程中去理解。社会主要矛盾是判断一个社会处于何种社会阶段的根本依据,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处于何种社会阶段决定。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因此,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须放置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上百年的历史进程中。

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基于此,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了,但我们仍将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且要更好地实现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

从近60年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三次重大转化中去理解。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从那时起到现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三次历史的转化。第一次,1956年,党的八大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我国的工业化积累、特别是重工业积累已经有了一定基础,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第二次,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明确提出: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之后,农村承包责任制试点和实行,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对外开放、国有企业改革等措施,则提高了城市生产力。第三次,2017年,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可见,这一次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对人民的需求及社会发展现状的认识,不仅基于经济,而且包括生态、文明、社会等方面,是对前两次的发展,

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去理解。十九大报告指出,从十九大到二十大(2017~2022年),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无疑,这意味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不仅决定着我国近五年的奋斗目标,而且还影响着至本世纪中叶中国的发展。首先,在这个阶段,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建党一百年)奋斗目标。其次,在这个阶段,我国还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建国一百年)社会奋斗目标进军。

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交汇期,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然是关系全局的历史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其中之一,即要“强起来”。“强起来”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方面,而且还体现在经济结构方面,这就需要实现创新驱动真正成为经济发展动力;“强起来”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而且还体现在社会进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面,这就需要坚持协调、绿色、共享的发展理念。


如何认识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

文/胡云华 上海浦东新区区委党校副教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整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但在发展过程中,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显现。主要体现在:

经济结构不平衡

当前我国经济领域面临供给与需求、实体经济与金融、房地产发展不平衡,低端产业与高端产业发展不平衡,大企业与小微企业的发展不平衡,等等诸多矛盾。

首先,从供需结构来看,供给与需求不协调、不平衡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原因是供给不能适应需求的重大变化而做出及时调整,这也是当前实体企业效益下滑、工业品价格下降、金融风险加大等突出经济问题背后的根源。供需不平衡一方面造成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导致有效供给不足,如钢铁、水泥等传统产业产能过剩,而老百姓对高品质产品、服务的需求,国内又无法实现有效供给。

其次,产业结构方面来看,亟待进一步转型升级。各国产业结构发展的规律是当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比重超过制造业和农业。我国一产比重持续下降,二产比重先升后降,三产比重持续上升,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和阶段特点,但各产业内部的矛盾较为显著,成为制约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核心问题:从第一产业来看,现代农业发展滞后,农业大而不强、农产品多而不优,结构性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并存,最终出现粮食产量、库存量、进口量“三量齐增”的局面。从第二产业看,我国制造业约占整个世界制造业1/5的份额,但整体上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传统产能过剩,高端产能、关键技术产能不足;高耗能高污染产能过剩,绿色产能不足;重复性产能过剩,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能不足,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从第三产业看,服务消费需求增长与服务有效供给不足并存,新兴服务业增长有限,供给与需求间存在明显缺口,总体结构性滞后与总量扩张缓慢相互交织,共同制约服务业发展。

区域发展不平衡

区域不平衡主要是指东中西不平衡、城市与农村不平衡、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不平衡,甚至城市内部、发达地区内部、一些农村内部也存在不平衡现象。

首先,地域发展来看,主要指我国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此外,各个区域发展也不平衡,如京津冀地区,北京与天津发展较好而河北发展落后;成渝地区也是成都重庆发展较好,周边城市发展相对落后。而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不健全。尤其是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机制不健全,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受到户籍制度和配套公共服务体系的阻碍,资源价格偏低、资源税费制度不合理,跨区域经济合作需要进一步深化,产业同构现象仍然存在。

其次,城乡发展来看,不平衡表现在城乡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均衡、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究其原因,一是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不利于创新集聚效应发挥和产业结构升级,制约国内需求的扩大。二是城镇化进程中二元结构尚未打破。目前农民工已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但受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影响,被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的2亿多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未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水平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另外,长期以来实施城乡分割的土地制度,地方政府通过征地获得高额的溢价收益,但失地农民无法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发展长期以来相对滞后,公众利益诉求不断增多、方式更加多样,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形态发生新变化。

第一,经济主体日益多元化,社会治理的原则日益遇到挑战,对不同经济主体的利益协调难度明显加大。如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积极性,但也带来了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引发了民众的焦虑与不安。第二,社会组织方式多样化,如何确保社会组织的有序健康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第三,中国的就业市场不完善,就业结构不合理,就业压力巨大,社会困难群体在就业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合法权益经常受到侵害。第四,中国的消费结构不合理,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支出过大,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沉重的经济负担,严重影响了我国消费结构的改善和升级,严重制约了人们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的提升。第五,中国社会建设水平滞后,社会建设支出比重偏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社会建设工作刚刚起步,社会保障覆盖率低,社会安全保障水平低,导致人们抗社会风险的能力普遍较低。因此,如何适应经济主体多元化的形势,加快我国社会建设发展,提升社会安全保障水平,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当前必须破解的重大难题。

经济与生态环境的不平衡

减少能源消耗、减轻污染已经成为需要优先着手解决的紧迫性和必要性问题。近年来,尽管不断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力度,强化节能减排目标责任考核,推进火电脱硫、污水处理等大规模治污工程建设,但资源环境问题仍十分突出,资源消耗偏高,环境压力加大,单位产品资源消耗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水平,同时水资源和土地资源消耗也很大,一些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测算,当前至2020年是中国污染物排放跨越峰值并进入下降通道的转折期,2016~2020年中国主要污染物排放叠加总量会达到峰值,这一阶段大致也是各种污染物排放叠加处在最高点的“平台期”,复合型污染的特征将更加明显,全社会面临的环境压力空前加大,污染防治攻坚战迫在眉睫。


提升供给质量,推动充分发展

文/李双金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社会主要矛盾涉及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的因素。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深入的历史轨迹。

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反映出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们需要的多元化、个性化与更高标准。“美好生活需要”不仅包括物质、文化等维度,还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环境、安全等维度。“美好生活”的新提法,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关注与理解。

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转变,一方面表明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已经脱离了“落后”的范畴,不仅已经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还在许多重要技术与生产领域保持着世界领先水平。另一方面,这种转变表明“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已经在发展领域日益突出,未来我国将从主要关注生产力逐步过渡到同时关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从单纯地关注GDP增长总量与增长速度转向关注更加全面的、更能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围绕“不充分”,缓解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

主要矛盾的产生反映了我国社会供需两个方面的结构性变化。在供给与需求这两个方面,笔者认为,供给侧尤其是供给侧的不充分发展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是未来一段时间,缓解主要矛盾的重要切入点。

在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人民群众并不是完全没有对更美好生活,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环境、安全等内容的需要,只是供给数量的不足严重抑制了人们的这种需要。当供给数量问题通过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得到解决,甚至出现产品和服务的结构性过剩之后,人们才有可能释放出对于更美好生活的需要,也才有可能实现这种需要。

因此,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供给一直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只不过过去更多的是供给数量方面的问题,现在则更多的是供给质量方面的问题。而供给质量方面的问题首先就体现在“不充分”上,充分的发展才有实力和能力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平衡的供给。这也是笔者认为今后缓解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需要以“不充分”为关键切入点的重要原因。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不平衡问题仍然将是今后制约充分发展的关键性瓶颈。关注供给侧的不充分发展,通过供给的充分发展最终促进不平衡问题的解决,决不意味着要重新回到过去“以GDP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中,也不是要等到完全充分发展之后再去关注不平衡问题,而是要通过发展方式的转变、发展结构的优化以及发展动力的转换,不断提升供给质量,并在此过程中同步关注各个领域的不平衡问题,将是否存在不合理的不平衡问题作为是否充分发展的重要指标,缓解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促进充分的、平衡的发展。

如何提升供给质量,推动充分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

进一步提升市场产品与服务的质量

企业是市场产品与服务的主要供给者。从企业发展角度上看,一是通过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等手段,提升生产与管理效率,为消费者提供更高质量、更高标准的产品和服务。二是不断提高生产管理的质量标准、技术标准,加强质量监管,防止“假冒伪劣”等现象对市场秩序的扰乱,形成公平竞争的良好市场环境。

从产业发展层面上看,一是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通过新技术对生产流程、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的改造,促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提升产业发展水平,进而提升产品与服务的质量内涵,满足消费者对多样化、差异化产品和服务的需要。二是在新兴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中进一步发掘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培育新兴产业、孵化新型企业、创造新的商业模式,为市场提供更多类别、更高质量的新产品和新服务。

进一步提升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质量

提升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质量,从根本上要求政府进一步转型为“服务型政府”。人民群众“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获得感。这些都是未来服务型政府需要关注的重要维度。

对此,一是进一步渗透新的发展观念和理念,提升政府工作人员服务意识,加强对政府公共预算的审查与监督,强化问责机制,促使更多公共资金流向公共产品和服务而不是单纯的项目建设。二是进一步放松服务业发展的相关管制政策,吸引更多民间资本进入传统意义上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领域,通过公私合作(PPP)等形式,不断优化合作机制,拓展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范围,提升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质量,共同打造高质量的供给体系,最终促进充分且平衡的发展。

编辑:郑宾 393758162@qq.com